提升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绿色增长效率

    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既有助于我国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营造更加良好的国际发展环境,也有助于完善我国沿海开放、沿边开放与向西开放的全方位开放新格局,进一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促进东西部区域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是,尽管目前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已经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但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仍然有两个重要的方面亟待引起重视。

    一是需要更加重视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的发展。从空间经济理论来看,经济带主要是以交通运输干线为发展轴,以轴上经济发达的若干城市作为核心,发挥经济集聚和辐射功能,联结带动周边不同等级规模城市经济发展,形成的一体化带状经济区域。历史上古丝绸之路的本质就是由各个重要节点城市构成的服务于亚欧之间的商贸和物流通道。现代社会是城市的社会,区域互联互通更需要通过城市节点来实现。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同样要高度重视发挥沿线中心城市的聚集和辐射效应,提升城市承载力和竞争力,以城市经济带为基础建设区域经济带。

    二是需要更加重视绿色增长。绿色增长的核心是既要绿色又要发展,是在生态环境容量、资源承载能力范围内,实现自然资源持续利用、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和人们生活质量持续提高、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一种发展形态。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地区虽然具有资源禀赋良好、文化底蕴深厚、发展潜力巨大等优势,但资源环境压力仍相对较大,主要指标仍然与全国平均水平存在差距。在新的形势下,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不能简单理解为一轮项目投资和开发建设,单纯走规模扩张、投资驱动、恶性竞争的粗放式发展道路,而应是一次通过开放开发实现区域绿色转型发展的战略机遇,走绿色增长之路。

    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绿色增长效率差异显著

    《亚太城市绿色发展报告》课题组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绿色增长基本现状分析的基础上,从绿色投入产出效率的角度,构建以生产率理论为基础的城市绿色增长效率测度模型,选取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西北五省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西南四省区市(重庆、四川、云南、广西)的24个重点城市2006年~2012年的指标数据,对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城市绿色增长效率进行了测度。研究发现,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绿色增长效率整体较低,且存在显著差异性。

    具体来看,丝绸之路经济带24个测度城市的绿色增长效率均值都低于1,说明没有一个城市位于绿色增长效率最优实践边界上,整体效率水平仍然处于较低状态。从平均值看,24个城市中16个城市的绿色增长效率位于平均值以上,8个城市处于平均值以下。城市绿色增长效率均值排在前5位的城市分别是成都、重庆、铜川、咸阳和南宁。效率均值排在后5位的城市分别是石嘴山、乌鲁木齐、曲靖、昆明和攀枝花。同时,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区域内部城市绿色增长效率也普遍存在差距,而且部分省区内的差距还十分明显。就各省区内部而言,城市绿色增长效率排名差距最大的是四川(相距23位),其次是广西(相距14位)、新疆(相距10位)、陕西(相距9位)、甘肃(相距5位)、宁夏(相距4位)和云南(相距1位)。

    影响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绿色增长效率的六个主要因素

    如何理解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间的绿色增长效率差异?具体有哪些因素导致了城市间存在绿色增长效率的差异?这是需要进一步关注的问题。我们选取可能影响城市增长效率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并解释其中的原因。结果显示,不同影响因素会对城市绿色增长效率产生不同的影响。

    一是城市化水平。城市化的本质是人口、产业在空间的优化配置与集聚,与绿色经济增长具有内在一致性。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绿色增长效率与城市化水平呈现出明显的U型关系,即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城市绿色增长效率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这说明城市化初期的加速推进,人口产业空间的快速扩张可能会给当地生态环境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但当城市化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城市的聚集经济和辐射效应将逐渐抵消负面影响,并最终推动城市绿色增长效率提高。

    二是城市工业集聚程度。工业集聚会对城市绿色增长效率产生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工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增长效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工业集聚可以降低资源消耗、减少污染物排放、提高生产效率,提高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绿色增长效率。

    三是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绿色增长效率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绿色增长是绿色与发展的高度结合,经济发展仍然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绿色增长的基础。

    四是城市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城市外商直接投资水平也有助于绿色增长效率的提高。城市外资一般会倾向投入城市内发展潜力高、生产技术领先的产业,促进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因此间接地提高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绿色增长效率。

    五是城市政府环境规制。回归结果显示,政府环境规制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绿色增长效率呈现负相关关系,这与我们的一般理解并不一致。可能的解释是,环境规制事实上体现政府对市场主体环境行为的引导和干预,但是规制的力度是否合适则不好把握。因此,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政府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增长效率的负相关关系可能由于过度的环境规制抑制了市场机制的作用而产生。

    六是城市人力资本水平。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人力资本水平与城市绿色增长效率呈现负相关关系。对多数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而言,如何利用人力资本,推动城市从要素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实质性转型,仍然是影响城市绿色增长效率的重要因素。

    提升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绿色增长效率的四点建议

    一是全面提升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绿色增长水平和效率,打造丝绸之路城市绿色经济增长带。重点在顶层设计和制度设计上做出统一安排,坚持生态底线,持续优化生态环境。丰富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绿色增长的具体内容,继续加大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绿色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避免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城市为争资源、争政策而忽视城市绿色经济增长,鼓励各城市在功能定位、产业选择、空间布局方面体现绿色增长理念,强化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推动绿色经济增长实践,从整体上提升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绿色增长水平。

    二是立足城市绿色增长非均衡特征,确定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开发开放的重点。具体而言,对成都、重庆等绿色增长效率较高的城市,应着力提升城市绿色增长质量,发挥资源环境和绿色产业优势,建设高端制造业、清洁能源、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基地,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绿色增长极,构建国际绿色产业和技术合作的高端平台。而对于绿色增长效率较低的城市,应注重夯实绿色经济增长基础,加强绿色基础设施投入、加快绿色产业体系建设,将开放、开发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结合起来,在国内外合作交流中实现转型升级。

    三是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内部城市绿色增长合作互动。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是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和区域合作新模式,不仅需要外部合作更要内部合作,而且外部合作还要以内部合作为基础。这需要我们正视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内部城市绿色增长差距,在促进区域城市之间铁路、公路、航空、电信、电网、能源管道等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网络的同时,加强绿色增长合作机制建设,塑造地区城市专业化分工体系,完善区域城市生态环境保护联防联控制度,建立区域城市生态补偿、碳排放权交易、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水权交易等机制,推进城市群生态环境规划、环境保护设施、管理监督机制、景观生态格局和环保产业发展的一体化,形成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统一联动的城市绿色增长共同体。

    四是优化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绿色增长的主要路径。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绿色增长需要走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道路,继续提升城市化的水平和质量,完善工业向园区集中和污染企业淘汰退出机制,保持城市经济稳定增长,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同时,要促进城市绿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和市场化机制来完善绿色治理模式。要重视人力资本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中的作用,自身培养与开放引智相结合,加大人力资本供给,优化人力资本配置,统筹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协调发展,依靠人力资本、创新驱动实现高质量的绿色经济增长。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亚太绿色发展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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