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构建绿色发展新动能

    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正面临深刻的调整与变革,经济结构酝酿调整,同时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趋势暗流涌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不确定性增加。在这一形势下,迫切需要进一步明确绿色发展的新动能,并构建相关制度和政策,激发绿色发展的驱动力,破除传统发展的路径依赖,找到绿色发展转型升级的新路径和制度保障。

    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依靠创新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和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创新发展,培育壮大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动能”。这明确了发展新动能转换的方向和动力。

    1 培育绿色发展新动能的背景

    当前,全球经济正在绿色转型,我国的绿色转型也正进入快车道,同时,我国正更加紧密地融入全球环境治理进程。这些背景都为培育绿色发展新动能提供了可能。

    新旧动能转换,培育绿色发展新动能,需要关注三大背景和趋势。

    第一,全球经济正在绿色转型。这种绿色转型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已经持续了近十年,很多国家和地区在寻找经济发展新动能时,都加大了绿色经济发展的力度,视绿色、低碳经济为发展的新引擎。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推出近8000亿美元的经济复兴计划,其中1/8用于清洁能源的直接投资以及鼓励清洁能源发展的减税政策,同时加强对能源和环境领域的科研投入与总体部署,希望通过投资绿色行业带动就业。欧盟2009年启动绿色经济发展计划,计划投资1050亿欧元支持此计划在各成员国推行,其中540亿欧元和280亿欧元用于帮助欧盟各国执行环保法规和研究创新废弃物的处理技术,以此推动欧盟绿色就业和经济增长。英国于2009年颁布《英国低碳转型计划》和《英国可再生能源战略》,计划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供应比例达到15%,绿色能源领域产生的电力达到总量的40%。韩国于2009年发布《绿色增长国家战略》,明确要通过发展绿色产业推动经济发展和创造就业,计划到2030年可再生新能源产值由2007年的5亿美元提高到1300亿美元。而2015年联合国通过、2016年开始正式实施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更是标志着全球绿色转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强调:“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SDGs)提供了一个解决挑战和相关问题的具有连续性的全面框架。这些目标是普世的,既适用于发达国家,又适用发展中国家。目标需要成员国以平衡的方式来解决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目标的执行必须显示出包容性、一体化和‘不让一人掉队’的原则;目标应该得到有效执行方式的支持,同时还必须能够促进社会公正、机构有效性以及持久的和平。”因此,未来几年将是全球和区域环境治理的调整期。

    第二,我国的绿色转型正在进入快车道。当前我国已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这种新常态正在促使经济发展模式由中低端向中高端升级,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发展的动能正在从过去的重化工、大投资驱动向服务业和消费拉动转变。

    改革开放前,我国以工业为主导,工业增加值占GDP的40%,这种趋势一直到2006年开始下降。到2016年,服务业的比重对整个经济增长的贡献接近60%,我国三大产业的比例为8.6∶19.8∶51.6。这种结构变化对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影响的压力开始呈现正面影响,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十二五”时期,我国工业废水排放量及废水中的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量分别下降了14%、17%和23%,工业废气中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下降了23%和32%,一般工业固体倾倒丢弃量下降了87%。从“大气十条”实施3年的情况看,2016年,全国PM10平均浓度比2013年下降15.5%,74个重点城市PM2.5平均浓度比2013年下降30.6%,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PM2.5平均浓度比2013年分别下降33.0%、31.3%和31.9%。

    因此,“十三五”时期是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关键时期,也是实现绿色转型的攻坚期,更是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的落实期、实现绿色发展的窗口期和机遇期。

    第三,我国正在更加紧密地融入全球环境治理进程。全球环境治理有两个重要行动,即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我国率先颁布实现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国别计划,在遏制气候变化、推动低碳经济发展方面,也一直是积极的参与者、实践者和引领者。与2005年相比,2015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38.6%,比2010年下降21.7%;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到12.0%;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3278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26.8亿立方米左右。在2014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我国提出要构建亚太绿色供应链网络的倡议;2016年在杭州召开的G20领导人峰会上,我国提出的绿色金融倡议也成为会议的重要成果。这些都标志着我国在国际环境治理议程中一改过去被动者、参与者角色,正在发挥着推动者、实践者和引领者的重要作用。

    2 绿色发展新动能的来源

    公众的现实需求可以创造出巨大的政策和市场需求,促使我们将优美的生态环境质量作为发展的目标,培育绿色发展新动能。

    绿色发展的新动能就是能够激发和保持绿色发展的驱动力。在新形势下,这种驱动力来自6个层面。

    一是公众对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强烈需求。当前,公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应有内涵。生态公共产品包括了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质、安全的食品、优美的人居环境等。公众的现实需求可以创造出巨大的政策和市场需求,促使我们将优美的生态环境质量作为发展的目标,培育绿色发展新动能。

    二是供给侧深度和持续的结构性调整。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进入深度结构调整阶段,淘汰落后过剩产能初见成效。我国正在加快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构建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产业体系。在这个过程中,生产和投资越来越向绿色化方向发展。研究表明,绿色投资将对国民经济发展起到显著拉动作用。以2013年为例,当年环保投资为4479.5亿元,拉动环保产业总产出5103.9亿元,产出拉动系数为1.66,拉动环保产业增加值1448.5亿元,增加值拉动系数为0.47。

    三是消费方式的转换与升级。经济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消费方式的转换与升级,我们要做的是如何促进绿色消费,构建有利于绿色消费的行为模式和制度体系。2016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已经超过50%,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长,服务消费、中高端工业消费品、食品等将成为消费结构转型的主力和发展的动力,以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为原则,以绿色产品为对象的绿色消费已成为绿色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四是绿色环保技术的创新驱动。绿色环保技术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最具潜力的时代,绿色环保技术的创新也受到了广泛关注,得到资本市场的巨大投入。特别是互联网、物联网等新技术的发展,为绿色环保技术带来了重要的技术创新和突破的机遇,这些节能低碳绿色环保的技术可以成为新经济的基础。比如,2016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行业就业人数达到了350万人,占全球这个行业就业人口的40%,太阳能、风能和其他可再生的能源已经成为我国新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对整个亚太乃至世界经济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BP世界能源展望(2017年版)》显示,未来20年,我国将是可再生能源增长的最大来源,其可再生能源增量将超过欧盟和美国之和。

    科学创新的巨大推动作用使得过去不可能做的事,或者要付出巨大环境代价的事变成可能。比如交通方面,“互联网+”、大数据平台促进了共享单车的蓬勃发展,绿色出行成为大众可以选择的交通方式。过去沥青路面的铺设要排放大量的烟尘,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采用新技术铺设,烟尘会降低一半以上。科技创新的进步,已经成为绿色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源泉。

    五是“一带一路”等新型倡议蕴涵的巨大绿色发展潜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3年多来,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其中,一批有影响力的项目落地实施,形成了区域大合作的格局。应该认识到,“一带一路”不仅蕴含着国际产能合作的巨大潜力,也蕴含着绿色发展的潜能。“一带一路”顺应了互联互通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全球化趋势,可以促进产品、信息等的流通,降低环境成本,实现资源和环境的优化配置,将绿色发展的理念和实践全面融入“五通”建设中,构建以绿色、低碳为特征的命运共同体。我们需要做的是如何构建有效合作机制,如绿色技术合作平台、绿色金融机制等,将绿色发展的潜能转化为现实的可持续发展的力量,构建一条生态环境信息共享与保护的高速路。

    六是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成为新动能的催化剂。2030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所确定的目标,代表着我们需要实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也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范式的转换,要求我们在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改革。联合国强调,要通过发展筹资、科学技术创新、加强机构能力等方式确保推动2030可持续发展17项目标、169个具体指标的实现,其过程既是区域和国家层面走向绿色发展的路径,也是实现绿色发展的催化剂。

    3 用政策和制度激发绿色发展的新动能

    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明显的地区给予正向奖励,特别是处于绿色发展新动能转换期间,要特别重视正向激励的作用。

    要将潜能转化为现实的绿色发展新动能,需要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目前,生态文明体制机制的深化改革与环境保护的政策制度创新、“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推进、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和环境治理体系的改革已经成为绿色发展的深层动力。

    首先,构建正向激励绿色发展的制度体系。

    从市场层面上来讲,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需要建立一种提供绿色供给的激励机制,包括将生态环境价值评估纳入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要全面开展环境成本核算,并应用于生态补偿制度安排和各项相关工作中。继续改革国家和地方干部考核制度,督促各级政府以正确的政绩观落实新发展理念,鼓励各地开展绿色竞争,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明显的地区给予正向奖励,特别是处于绿色发展新动能转换期间,要特别重视正向激励的作用。加快绿色财税制度改革,支持绿色产业发展。继续推动绿色金融改革,限制高污染、高能耗企业融资渠道。

    其次,推进重点领域的绿色转型。

    大力推进农业、工业、服务业等重点领域的绿色转型。农业方面,要按照供给侧改革的要求,大力发展种养结合式生态循环农业;采用绿色农业加工方式,改善产品品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工业领域绿色转型方面,要特别重视制造业的绿色转型和绿色发展新动能转换,要着力避免一个误区,即不能忽略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的绿色转型和发展,片面强调转向第三产业就是绿色转型,特别是过于强调第三产业中的信息化、金融业等虚拟经济。要推动“互联网+”、机器人等新兴技术与制造业的结合,提高制造业的资源能源效率,降低污染排放,促进构建绿色制造体系。要充分认识绿色制造业仍然是绿色发展的基石。综合运用规制、税收、关税、出口限制等管理手段提高现有工业体系效率和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服务业方面,要发挥新兴服务业对可持续发展和绿色转型的推动作用。重视旅游业对环境,特别是自然保护区内生态系统及对当地社区的综合影响,将其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领域。

    三是以2030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契机,建设绿色“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区域和国家都是生态环境的脆弱带,或者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独特地区。应该秉承绿色丝绸之路的建设理念,考虑在重点区域联合开展环境评估,最大限度地避免大投资和经济活动对当地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也包括贸易带来的环境影响。

    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区域内各个国家都认同的价值理念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可以此为契机,提升“一带一路”国家实现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能力。建议将绿色发展的理念和实践贯穿“一带一路”中的“五通”要求,包括围绕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是生态环境目标的要求,加强政策对话与交流。加强国际产能合作与基础设施建设的绿色化水平,围绕六大经济走廊建设,建设绿色经济走廊。促进绿色贸易体系建设,促进绿色产品的贸易,包括环境产品和环境服务业的贸易,以环境影响大的大宗货物贸易为试点,推动和构建绿色供应链和绿色价值链体系。以落实绿色金融指导意见为契机,推动建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基金,构建绿色融资体系。

    作者单位:中国-东盟(上海合作组织)环保合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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