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目标，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要实现这个目标，一是做到覆盖面广，生态环境应该是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要素、整体性的改善，而不是部分区域或者领域；二是做到稳定性好，生态环境稳定越过拐点，出现根本性、转折性的改善，步入良性循环，不再反复、相持；三是做到协调性强，生态环境保护赶上经济社会发展步伐，两者进入相协调的局面；四是做到认可度高，生态环境保护得到全社会广泛认可，基本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根据已有研究和评估，笔者认为在现有经济发展趋势和生态环境保护管控措施下，到2035年，生态环境质量根本好转的目标可以实现，但在经济、能源、技术、国际等方面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对各种不确定因素的深入分析，有利于做好研判、未雨绸缪，更加稳妥推进美丽中国目标的实现。
自然气候条件
全球气候变暖和极端气候的频繁出现
当前，全球气候正经历着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变化过程，未来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不会改变，极端气候发生的概率将继续增大。
一方面，全球气候变化可能对我国水环境改善起到负面作用。全球变暖导致水体蒸发量加大，降低河流水体溶解氧浓度，加重水体富营养化；全球变暖引起极端性强降水事件、旱涝交替灾害性事件增加，降雨分布差异大，改变污染物迁移转化和水体稀释能力。
另一方面，全球气候变化导致极端气象直接影响我国秋冬季雾霾发生。全球气候变化导致气温升高、气旋减少、降水频率降低等对空气污染的形成、传输、沉降等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增加近地层臭氧和颗粒物浓度。据监测数据发现，近50年中国年均风速都在显著减小。2013年1月东亚冬季风异常偏弱是我国持续性雾霾天气发生的重要自然因素，2015年冬季强厄尔尼诺事件加重了京津冀地区的雾霾。因此，未来自然气候条件是美丽中国面临的最大不确定因素。
国际形势
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变化和中美贸易博弈竞争
当前及未来，西方左翼思潮蔓延对经济全球化带来极大挑战，中国将承受逆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减缓中国供给侧结构改革步伐，可能导致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不确定性加大，制造业环境成本有可能增加。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与西方发达国家由合作转向竞争甚至出现对抗的风险逐渐加大。
中美之间大国的博弈阶段已经全面到来，这可能一定程度上阻碍中国掌握低碳化、信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核心技术，中国在未来环境治理中有可能无法全面利用发达国家先进绿色、低碳的科技。但中美竞争博弈在某些程度上有利于倒逼中国企业自主创新及加速国产替代进程，促进我国加速淘汰落后产能、自主研发高效环保技术和绿色节能产品。
经济转型
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面临内外部挑战，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仍是重大难题
据预测，中国将在2035年之前跳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经济结构根本转型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前提。在国内外复杂形势下，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前途是光明的，但过程也将十分曲折。
保证完备的制造业体系是中国未来实现现代化大国的基础，也同样是中国环境问题的主要来源。随着末端治理潜力下降，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将成为未来污染减排的主要驱动力。但是，在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前提下，全社会能否忍受产业调整升级的阵痛也是未来的棘手问题。如当前淘汰落后产能、“散乱污”治理以及加严环保执法力度等措施确实带来显著的环境效益，但这种“刮骨疗伤”式的手段也受到一些经济发展部门、地方政府以及企业的质疑和不理解。如何在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协调好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发挥环境保护的促进作用是实现美丽中国面临的难题。
能源结构
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仍是大气环境治理的重大挑战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人口继续增长，中国能源消费仍将继续增加，而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短期内难以彻底改变，将对大气环境改善带来巨大压力。
一方面，随着经济持续增长，保障能源安全是未来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调整能源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能源资源储量制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又面临着技术和资金压力，这使中国控制大气污染物排放及二氧化碳排放面临极大难题。
另一方面，突破性、颠覆性能源技术有可能在未来10~20年内出现，可为我国面临的能源及大气环境难题带来转机。如煤炭高效清洁化利用技术的突破，可以改善煤炭带来的污染问题；储能技术的突破，将有利于全面带动风能、光伏能源的高效利用和发展；充电式、氢能以及混合动力汽车技术的突破，将可以全面改善机动车带来的空气污染；互联网与分布式能源技术、智能电网技术与储能技术等智慧能源技术创新，将推动我国能源利用向更加高效和绿色的方向发展。
社会影响
人口老龄化与城镇化带来的生态环境潜在挑战
据预测，到2035年我国总人口将达到14.5亿左右，人口老龄化形势将进一步加剧，开始过渡到中度老龄化阶段。人口老龄化将通过降低劳动生产率而传递影响到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我国有着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口，未来还将进一步增加，这些人口何去何从直接影响未来我国生态环境的空间布局，将产生污染集聚和生态退化等系列问题。
预计到2035年，我国城镇化率将由2017年的58.5%增至70.0%左右，新增城镇人口2.0亿以上，将进一步加大能源、水资源、土地资源以及原材料的需求，带来较大生态环境压力。
农村环境
乡村振兴与农村空心化背景下，全面提升农村环境治理水平面临较大挑战
随着农村发展，农村人均垃圾产生量及垃圾成分日趋接近城市水平，但农村地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相对城市地区严重滞后。与此同时，随着农村种养业的快速发展，人畜禽粪便和农作物秸秆产生量剧增。农村环境面临点源与面源、生活和生产、外源性和内生性污染共存的局面。城市污染企业出现向农村转移的趋势，污染企业“上山下乡”现象突出，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环境问题。
我国农村环境保护仍然存在环境基础设施运行维护资金难落实、管护人员不足、管理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将阻碍农村环境的改善。由于农村的生产生活分散，各类污染物集中处理难度大、成本高。尽管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农村环境整治力度，但治理赶不上污染，生态环境仍在恶化。因此，农村环境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是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根本改善、美丽中国基本实现的短板。
技术革新
工业技术革命带来的科技进步将为生态环境治理带来机遇，但技术革新与应用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科技进步对环境治理具有“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研究显示，我国科技进步对COD和SO2减排的贡献率分别可达60%和45%。到2035年，各类层出不穷的科技将直接或间接促进美丽中国建设进程。
工业4.0有可能彻底颠覆传统制造业，智能制造与智能工厂将在节约资源、优化工艺的同时带来显著的污染减排效益；大数据、智能计算、无人机等科学技术的发展将极大提高环境监管执法、生态环境监测与预警能力；无纸办公、新能源汽车以及虚拟办公等生活方式的革新也将从消费端减少污染排放。技术革新虽然能为环境治理带来无限可能，但从科学技术研发到全面应用可能需要漫长的过程，成本昂贵。借助新技术实现美丽中国目标不仅是技术问题，还需要有效的引导机制、健全的制度、严格环保法规的倒逼。
污染形态
常规与新型污染物并存，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根本改善任务复杂艰巨
生态环境面临多领域、多类型、多层面的问题累积叠加，传统煤烟型污染与臭氧、细颗粒物、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等新老环境问题并存，生产与生活、城市与农村、工业与交通环境污染交织。
在大气方面，细颗粒物、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未见明显改善，臭氧造成的大气污染日益加剧。在水环境方面，一些流域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抗生素、微塑料、内分泌干扰物等新型污染物增长较快，水环境质量面临进一步恶化的风险。在土壤环境方面，重金属、酞酸酯、抗生素、放射性核素、病原菌等各类污染物仍以多形态、多方式、多途径进入土壤环境，土壤环境问题呈现多样性和复合性的特点，风险管控难度进一步加大。在生态方面，生态空间遭受持续挤压，部分地区生态质量和服务功能持续退化，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濒危物种增多。
贫困与生态问题
生态保护与精准脱贫，同时打赢两场攻坚战是未来全面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乡村振兴面临的重大问题
相关研究发现，中国山区、林区、沙区占国土面积近80%，分布着全国60%的贫困人口，且多集中在西部、西南部等自然生态环境复杂区域。这些地区又普遍存在生态功能脆弱、基础设施薄弱、产业发展滞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面临着消除贫困与生态保护的双重压力。特别是西藏、四省藏区、南疆四地州和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州、甘肃临夏州等深度贫困地区，脱贫和污染防治的难度更大。
预计到2020年，仍有3000万左右农村贫困人口需要脱贫。脱贫地区脆弱的生态系统和污染防治较高要求与脱贫产业发展需求之间存在十分显著的矛盾。协调脱贫产业发展、脱贫区域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是全面推动贫困地区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相协调、脱贫致富与可持续发展相促进，打赢脱贫与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大问题，也是实现美丽中国目标的重要不确定因素。
区域协调发展
我国区域发展的不均衡和生态环境问题区域性特征使得统筹全面解决各地区生态环境问题难度较大
我国地大物博，区域生产力布局、经济发展水平与自然资源禀赋反差巨大。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东中西、南北等区域梯度差异更加鲜明，产业区域性转移特征突出，中西部地区处于工业化中后期，承接大量东部地区相对落后产能，污染企业向中西部地区、向城乡接合部、向农村转移趋势明显，加剧了这些地区的环境压力。
全面统筹解决区域城乡生态环境问题难度较大，也为未来生态环境质量根本改善、美丽中国基本实现带来了较大难题和不确定性，需要高度重视。
作者单位：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