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更好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等6则

2014.03.16 08:00
来源: 《求是》     期号: 2014/06     作者: 程恩富 高建昆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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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恩富 高建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更好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

  在简单商品经济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转化之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就开始发挥决定性作用。这种“市场决定性作用”具有社会历史性。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剩余价值规律使市场的功能弱点得到强化和放大。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追求剩余价值是私人资本唯一的生产目的。为了赚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私人资本所有者不断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从而使资本积累规模和生产规模越来越大,以至于形成垄断并逐步向世界扩张。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在某些资源配置中同样起决定性作用。但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市场决定性作用”,不仅具有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决定性作用”性质不同的经济基础,而且具有与倡导“市场万能论”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导向不同的政府调节方式和调节领域,从而既能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积极引导作用,又能避免价值规律可能导致的消极后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公有制的优势在于,公有制企业通过确定积累与消费的适当比例和按劳分配,能够避免贫富的严重分化,从根本上缓解生产的无限扩大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断缩小之间的矛盾;公有制企业为政府高效调节“市场决定性作用”提供了必要保障和财力支撑;公有制经济通过填补其他所有制的投资空白,如资金回收周期长、风险高、利润率低、涉及国家核心安全而不适合其他所有制领域的投资,来弥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严重不足,促进经济全面而均衡地发展。实践证明,只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从而使国民经济许多领域在“市场决定性作用”之下向总体均衡的方向持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第1期)

  王义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对人类的价值贡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是我国思想道德建设的大事。它表明中国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基础上开始形成价值自觉,是中国对社会主义事业从制度、道路到价值建设的最新贡献,也是传统中华文明与现代文明融合的时代成就。长期以来,国内外有种错误认识,认为中国的成功,内靠摸着石头过河,外靠搭全球化便车,缺乏自身的价值观,因而这种成功具有偶然性、不可持续性,由此滋生中国威胁论等种种言论。因此,我们有必要讲清楚中国成功故事背后的价值根源。中国的和平发展,不以西化为目标,而是既要复兴中华古老文明,又承担着振兴社会主义制度的重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非“复古”,复古解决不了今天中国面临的问题,也不能应对世界挑战。更非简单“接轨”,因为西方国家的模式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可谓自顾不暇。中华民族的复兴,包括了复兴、包容、创新三个内容:复兴原生文明,催生中华文明走向全球;包容西方文明,塑造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创新人类文明,实现人类永续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对人类的价值贡献,是中国对人类文明所做的郑重承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古代儒家有“修身”(个人层面)、“齐家”(社会层面)、“治国”(国家层面)、“平天下”(全球层面)之理念,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会延伸至“谐天下”层面:确立以和平、多元等理念为核心的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塑造“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全球中国”的国家身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只是中国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关系到国内的和谐稳定,更是在塑造中国的国际形象、国家身份,打造未来的比较优势。(《人民日报》2014年2月20日)

  (英)艾伦·麦克法兰:解决当今世界六大重要问题都可从中国取经

  目前世界面对的六大重要问题,解决其中任何一个问题,中国都可提供大量的经验。第一是国际关系和战争。西方一直以来咄咄逼人,四处入侵,打来打去。中国则是一个和平的文明体,在过去的150年中,中国几乎没有攻击其他国家。西方必须向中国学习和平发展的意识。第二是生态和能源问题。西方生活在碳基能源建构的财富上,这是我们工业革命的原因,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必须找到非碳基、可持续的新能源,而中国有史以来主要是借助比如风能、水能、人力,并且已经处于生态和可循环能源研究的前沿。第三是人口问题。西方人还没有能力控制自己的人口和世界的人口,但是中国已经借助计划生育政策走出了伟大的一步。这是世界上惟一能够在一代人时间内掌控人口的文明,是多么超凡惊人的事情。第四是如何维系一个庞大的社群,尤其当现代社会里传统的凝聚力消失的时候。中国又一次让人印象深刻。在过去两三千年中,通过建构考试体系的儒家教育、一以贯之的中文以及对中华文明的认同,中国人一直和谐地团结在一起。以一种和平的方式将如此大规模的人群维系在一起,这是目前全世界都需要寻找的方法。第五是政治统治方式。现在西方一直仰仗民主制度运行。西方民主是在英国发明出来的,那时我们仅有四五百万人,这个系统运作良好。但是,当有12亿、13亿人口时,一人一票的民主是否还可行,这要重新考量了。它在印度就未见效,印度现在非常腐败,充满宿仇和争斗。美国在许多方面也不是民主制度,它的总统有太多的权力和太少的监督,大部分人觉得政治事不关己,又有强大的利益游说集团,美式民主是民主的最低限度。西方民主未必放之四海而皆准,西方模式不是最终的形态。第六是世界的全球化和多元化。越来越多的文化体系正融合在一起。关于这个问题中国同样有很多经验可传授,因为2000多年来它处理过多次边疆少数民族问题,整体上说这些处理都谨慎且有效,既吸取了那些族群的文化传统,也很成功地把56个民族结为一体。(《中国改革》2013年第12期)

  宋鲁郑:西方再次出于自己利益搞双重标准

  新疆分裂势力在昆明制造的严重暴力恐怖袭击事件,暴徒之残酷,事件规模之大令世界震惊。然而一直以来,西方对发生在中国的恐怖事件态度总是暧昧,报道冷漠,和报道西方类似事件持完全不同的态度和立场。此次昆明暴力恐怖袭击造成巨大的平民伤亡,中国媒体和网民无不愤怒、谴责和哀痛,而一些西方媒体却一如既往地不仅不谴责暴力事件,反而借机炒作,甚至对分离势力表现出同情,间接地起到纵容和支持的作用。从根源来讲,分离主义能够对中国发展制造障碍、制造问题,它能够影响、干扰中国的发展,这是西方非常乐意看到的事情。从这个立场出发看待发生在中国的恐怖袭击,为了自己的利益搞双重标准,这也是西方经常做的事情。昆明暴力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谁是得益者?最先得益者应该是西方。因为这样的事件能达到两个目的。首先是阻挠、干扰、分散中国的发展,其次是利用这种事情丑化中国。同时,流亡在海外的分离主义者也是受益者。他们能够得到更多的资金扶持。西方给这些分离主义者提供了资金支持和国际空间。但分离主义者的获益是有限的,而且会越来越有限。任何分离主义者,都只不过是西方干扰和牵制中国的一颗棋子而已。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一个发展、稳定、向上的真实的中国形象正在刷新各国的认识,国际社会在打击恐怖主义上有着越来越高的共识,分离主义者的活动空间只会越来越小。面对恐怖袭击,中国对内要加大打击的力量。对外要在国际上建立更广大的反恐统一战线,让他们在国际社会也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观察者网2014年3月3日)

  高婉妮:美国网络管理双重标准的霸权主义本质

  美国既扛着“自由民主”的大旗,对别国的互联网管理指手划脚,又以“保护安全”为由,对本国的互联网进行严格的规制和管理;既控诉其他国家对美国进行网络攻击,又制定庞大的监控计划,对他国政府和民众的互联网行为严密监控和攻击。“只许自己放火,不许他人点灯”,双重标准赫然再现。其一,法制约束,公权干预。美国在互联网发展方面制定了严格的法律,而且赋予政府部门很大的监管权力。尤其是在“9·11”事件之后,国家对互联网发展的管控进一步升级。自2010年6月起,美国国土安全部开始对网上公共论坛、博客、留言板等进行常规监控,众多知名媒体及热门博客均被列入监控清单。其二,由软到硬,内外兼控。美国不仅对国内网民的监管越来越严格,而且依靠其在互联网域名管理及技术上的优势,对其他国家也实施强硬的管控措施。在美国国内,奥巴马政府拟推行的网络身份证战略,将使普通网民在政府管理面前呈现全透明的状态,与其鼓吹并捍卫的公民隐私权主张背道而驰。在国际上,美国利用对根服务器的掌控优势,使利比亚在互联网上消失了三天。这几乎成为继军事制裁、经济制裁、贸易制裁之后的又一种制裁形式,即信息制裁。美国一直鼓吹的互联网自由在国际上几乎沦为空谈、笑谈。其三,操纵网媒,管控新闻。营造有利于自身的舆论环境,获取政策支持,化解政治危机。一是直接散布信息,引导新闻走向。经年累月地举行新闻发布会,雇佣大量官员、花费大量金钱与包括网媒在内的各大媒体进行联络。二是有意“泄露”,选择性地吹风。想让媒体为自己说话时,往往会将信息透露给记者。三是滥用“安全”理由。美国对外国互联网运行的干预常被冠以“防范威胁”的帽子。更有甚者,利用互联网功能,打击他国政权,扶持反政府势力,搅乱其他国家及地区稳定。这种行径,将媒体自由与公正揉搓于掌心,与其号称的“传播自由与和平”的“上帝使命”离得何其遥远!这样的双重标准,无不显示出美国在互联网管理问题上的霸权主义本质。(《红旗文稿》2014年第2期)

  张维为:“埃及之春”为何成“埃及之冬”

  2011年3月埃及出现了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穆巴拉克总统黯然下台。三年过去了,“埃及之春”已变成“埃及之冬”,“阿拉伯之春”也变成了“阿拉伯之冬”。一是人口爆炸。今天埃及50%的人口不到25岁,青年失业严重。二是贫困。埃及人口中40%每日收入不到2美元。人口爆炸蚕食了埃及有限的经济发展成果。埃及从粮食到多数日常生活用品都依赖进口,而美国引发的金融海啸又导致埃镑贬值、物价飞涨。三是腐败已渗透到了埃及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埃及似乎已经陷入了发展中国家植入西方民主模式后的那种典型的恶性循环:普选产生了民粹主义领袖,他们搞不好经济,然后军队就发动政变,但军队也改善不了民生,人民就再一次地要求民主化,民选政府上台后,这个循环又重新开始。埃及的危机说明了什么?首先,国家是一个包括了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层面的有机体,西方民主模式最多只是改变了这个有机体的政治表象,另外两个层面根本改变不了,特别是社会层面的变化非常之难、也非常之慢,这种水土不服的“西方民主陷阱”只能以失败而告终。其次,埃及的问题不是西方说的“民主与专制”的问题,而是“国家治理好坏”的问题。对于埃及面临的棘手问题,如人口爆炸、贫困问题、经济结构问题等,西方民主模式一个也解决不了,而只会使问题恶化,导致国家和社会的失序甚至崩溃。第三,它说明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如果不能凝聚社会共识于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并在这个基础上推动符合本国民情国情的政治变革,而是把解决各种问题的希望一揽子寄托于西方民主模式,其成功的概率几乎为零。(《环球时报》2014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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