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扶贫记

2012.06.21 08:31
来源: 光明日报     作者: 记者 李从军 刘思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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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哩走哩哟,远远地远下了,

  心里像刀子搅乱了。

  哎嗨哟的哟,

  眼泪的花儿把心淹哈了……”

  这是六盘山下一个风沙弥漫的黄昏。70多年前,一个孤独的青年在西北高原上踯躅前行。突然,身后传来了略带嘶哑的“花儿”,是那么的忧伤,这是车马店女掌柜五朵梅在为他送行。

  这个青年,就是后来蜚声遐迩的“西部歌王”——王洛宾。

  这就是西北的曲调、西北的人,有眼泪,还有饥饿和贫穷。

  六盘山所处的宁夏西海固,与甘肃定西、河西,合称“三西”,这里是灿烂的马家窑文化发源地,又曾是中国最穷的地方之一。

  翻开一纸发黄的奏折,我们仿佛听到了130多年前清朝陕甘总督左宗棠那一声叹息:“陇中苦瘠甲于天下。”

  直到30年前,联合国专家来此考察,丢下的还是一句绝望的评价:“这里不具备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

  1982年,就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国家启动三西扶贫开发计划,首开中国乃至人类历史上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开发式扶贫”的先河。自那时起,三西人民以“领导苦抓,社会苦帮,群众苦干,以苦为乐,变苦为甜”的“五苦精神”,展开了一场历时30年的反贫困斗争。

  2012年立夏时节,我们再次踏上三西黄土高原。在欢快的“花儿”歌声中,勃发的生机扑面而来。30年反贫困斗争可歌可泣的人和事,以浓烈的色调,绘就了一幅壮丽的历史画卷,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

  山水记

  “家乡的山来家乡的水,

  家乡的花儿它最美;

  家乡的酒啊喝不醉,

  尕马儿我不想拉回。”

  夕阳西下,彩霞满天,一个粗壮的汉子立于坡上,脖子一挺,一声长吼,一曲“花儿”拔地而起。

  这汉子,就是定西市临洮县阳屲村党支部书记、当地著名“花儿”歌手瓦广吉。

  “花儿”是三西人最喜爱的民歌。唱“花儿”,当地人叫“漫花儿”。一个“漫”字,道出了“花儿”满山遍野八方呼应的气势……

  日子再难,“花儿”不断。30年来,三西人不知在“花儿”声中克服了多少艰难。

  瓦广吉说,30年前,这儿都是荒山秃岭,别说树了,连庄稼都是“马毛庄稼”,只能长马毛那么高。

  说话间他把两个手指一张,食指与拇指拉开些距离——这就是马毛的长度。

  阳屲村的一侧,就是马家窑文化遗址,远古的先民们曾在此地诗意般地栖居。古陶片散落其间,耕田的人们,一弯腰就能拾到5000年的历史。

  红底黑纹的古陶上,涡旋纹和蛙人图腾向人们表明,远古时代,这里水草丰茂,鱼蛙如织。秦汉时期,这里曾是“大山乔木,连跨数郡,万里鳞集,茂林荫翳”。直到唐朝,还是“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

  然而近几百年中,气候变化、战乱频繁、过度开垦,使三西黄土高原沦为秃山枯水。

  年降水量两三百毫米,蒸发量却在十倍以上。中国人对上天有各种各样的祈求,三西人的祈求只有一个:老天爷,快下雨吧!

  最旱的年头,草长得太短,驴只好把嘴扎到地皮上去啃,结果下嘴唇都被坚硬的地面磨掉了,嘴肿得像水桶粗。渴极了的牛嗅到了水的气味,挣脱了缰绳,追着政府的送水车一路狂奔。水盖刚打开,几只麻雀自天而降,一头扎进水桶,溺水而亡。

  “剁开一粒黄土,半粒在喊渴,半粒在喊饿。”诗人写尽了三西的悲情。

  1982年,三西扶贫开发启动。

  能打开贫困枷锁的,只有唯一的钥匙——发展。

  阳屲村的“屲”,意为斜坡。坡田一下雨就跑水、跑土、跑肥,人称“三跑田”。

  留不住水土的土地,也留不住收成。当年,瓦广吉当上支书第一件事,就是带乡亲上山修梯田,发誓要把“屲”字头上那一“”推平。

  就凭着一只铁锨、一把镢头、一辆架子车,他们开始改变命运。

  历经几十年苦斗,终于推平了“屲”字头上那一“”。平整的梯田保住了水土。阳屲村的贫困之锁,被打开了。

  在“穷山恶水”之间挣扎的三西人,纷纷拿起锄头,像瓦广吉一样开始治山理水。

  我们见到了两位“当代愚公”,同样71岁,同样以种树出名,命运却迥然不同。

  特大号的手,特大号的脚,石建全不仅有干出来的身板,还有精明的头脑。

  花甲之年,石建全不去操持一年稳赚十万元的砖厂,偏去承包临洮县一万多亩秃山。

  没人理解他,包括老伴和儿子:“几百年没长过一棵树,你有多少钱能把荒山沟填满?”

  老汉一声不吭,扛着行李进了山。山顶盖个小房子,墙外刷上标语:“立下愚公移山志,定叫荒山披绿装。”

  他早盘算好了:山下,填沟推地,种庄稼、养牛羊;山腰,发展果园;山顶,植树造林,保持水土……

  天不能改,地能换!

  一天,乡亲们惊奇地发现,秃山果真绿了起来,老石种活了树,还赚了钱!

  另一位“愚公”王永瑞,孤身一人在定西市安定区白碌乡种了30年的树。

  白碌乡太旱了,他种树成活率只有十分之一。梨只能长到核桃大,涩得很;而杏子,一开花就谢了。

  死了种,种了死。种了死,死再种。在这苦痛的轮回中,王永瑞老了。原来能担两只大水桶,现在只能挑两个小罐罐。

  白天给他做伴、夜里为他取暖的狗一只只老死了,他种树。

  连虫子都干死了,跟着他挖地的喜鹊再也不回来了,他还在种树。

  我们问:种一棵死一棵,有意义吗?

  老人忽然掩面痛哭:“种不活树,死了我也闭不上眼。”

  火花又在他眼中闪动:“听说今年就能把洮河水引来,树就能活了。”

  尽管万般不忍,我们还是不得不告诉他:距离太远,引洮工程不知哪年才能引到你的山上。

  他的眼神顿时黯淡了。

  但他又抬起头:“老天爷总会下雨的……”

  我们为他拭去眼角的泪水,心里五味杂陈,悲从中来。

  我们知道,只要一息尚存,老人依然会种他的树。种树,就是他人生所有的价值。

  定西市委书记杨子兴是个有心人。他一直站在旁边,默默地听着王永瑞的诉说。第二天,他便作了安排,打算把水管引到山上,让王永瑞把树种活。

  脱贫的关键,往往在带头。30年来,一个又一个带头人的传奇故事,在三西流传。

  韩正卿,上世纪80年代的定西地委书记,至今被百姓尊称为“韩爷”。

  “韩爷”当年下乡,随身携带一把锄头、一个桶、一把瓦刀、几棵树苗。路上看到一洼水,他会拿出棵树苗,种上。

  为减少林木砍伐,定西在农村推广节柴省煤灶。每到一村,这位地委书记亲自拎起瓦刀,手把手教农民改灶。

  作为当年韩正卿身边的工作人员,杨子兴说,身先士卒,带头苦干,这就是老书记教给我的。

  一种精神、一种作风,就这样心手相传。

  杨子兴说,豪迈的石建全,悲情的王永瑞,都让人想到三西特有的耐旱作物——柠条。这种不起眼的小灌木,地面只有尺把长的枝条,地下却扎出几米深的根。冬天灰秃秃的,眼看要死了,给点水,又开出鲜亮的小花来。这,就是三西人!

  我们脚下的坡畔柠条丛生。30年来,一项又一项治山理水的惊人创造就诞生在这片土地上。

  在榆中实验、发明的“全膜双垄沟播技术”,最大限度地利用稀少雨水,在全国旱作农业区推广。

  定西人的新型集雨水窖,不仅推广到非洲,还有几十个国家的人前来观摩学习。

  半个世纪前曾以失败告终的引洮工程,依托改革开放积累的雄厚国力和先进技术,新世纪再次上马,三西百万百姓即将告别饮水难的历史……

  放眼望去,绵延的梯田宛如巨大的五线谱,在千沟万壑中匀称地展开,劳作的人们如点点音符跃动其上,听似无声,却把一种强烈的音乐感染,弥漫在天地之间。

  我们不禁为之感叹:美哉,三西景;壮哉,三西人!

  寻富记

  再穷的三西人,也会有富贵的念想。

  瓦广吉不相信三西的土地上只能生长贫穷。

  他亲口咀嚼过土壤的味道:黄土甜,红土苦,黑土是涩的。什么土能长什么庄稼,心里有数。

  土地,让他掂着有分量,摸着有温度。

  什么叫穷?

  西方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对贫穷的界定,是“没有一件亚麻衬衫”。

  三西人会告诉你:锅里没粮,锅底没柴,缸里没水,身上没衣,那才叫真穷。

  1949年的中国,大局虽定,民生凋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那一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27美元,不足整个亚洲平均44美元的三分之二,不足印度57美元的一半。

  “三岁一饥,六岁一衰,十二岁一荒”,西方世界皆认为中国这个饥荒大国“精华已竭、膏血俱尽、坐而垂毙”。

  在这个国家让人们吃饱饭,让亿万人富裕起来,是一道前无古人、近无借鉴的旷世难题。

  ——少数人梦想过。

  ——绝大多数人做梦都没有想过。

  关于30年前的三西,我们听到这样一些片段——

  小孩子寒冬腊月没有鞋穿,看见一泡冒着热气的牛粪,赶紧把长满冻疮的脚丫子往牛粪里一插。

  一家五口人,穷得只有两个碗。爹妈就在土炕上挖三个坑坑,野菜糊糊舀到坑里,三个娃娃就趴着炕沿吸溜溜地喝。

  全家只有一条烂棉被,冬夜里,七口人要睡成一个扇形,每人才能盖上个被角儿……

  到上世纪70年代末,国家用于救济贫困的资金多达400亿元。然而,“救得急,救不得穷”,唯有变“输血”为“造血”,增强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才能从根本上脱贫。

  有这样几个人,让我们难以忘怀。

  定西鲁家沟镇太平村,几千只鸡被我们的闪光灯吓着了。

  这时,神奇的一幕出现了。鸡的主人陈云花挥动双手,像哄孩子似地柔声说道:“不怕不怕,不要吵了。”

  霎时,鸡群平静下来。

  接下来的情景,更是匪夷所思。

  只见陈云花扬起头,一手抚着食槽,径直向前走去,轻轻地唱起了歌,那是首《流浪歌》。数千只鸡目光追随着她,一起叫——不,是“唱”了起来:咕咕——咕咕,咕咕——咕咕,仿佛为女主人打着节拍,又如同唱着和声。

  我们惊呆了,恍如置身童话世界,如幻如梦。

  “我每天喂食唱歌,它们都会这样。”见我们一脸的茫然,陈云花笑着解释。

  鸡舍外,我们请她唱一遍《流浪歌》。

  “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亲爱的妈妈;

  流浪的脚步走遍天涯,没有一个家……”

  歌声未住,泪水却滚了下来——

  她想起了16年前第一次外出打工的情景。

  腊月二十六,家家户户都贴起了过年的窗花,陈云花却踏上了离乡的路。

  公元前一百多年,张骞手持节杖,穿过三西,出使西域,这条路,千年之后得名为丝绸之路。

  这个弱女子行走的,正是当年流动着财富和文化的丝绸之路。

  西出嘉峪关,一支《流浪歌》传进车窗。听着听着,陈云花与女儿抱头痛哭。她觉得,歌里的流浪者就是自己。

  打工三年,她攒下了钱,掌握了全套养鸡技术,眼界不一样了:“抬头看天爷,低头看脚尖,那是以前的日子!出去一趟,人家能做的,我也能做。”

  回到老家,她自办养鸡场,成为远近闻名的“养鸡女状元”。

  一个人富了,可以带动一群人。

  得知我们到了,周爱兰躲了起来。

  被“抓住”后,她紧张得嘴里连连嘟囔:“坏了坏了,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

  就是这个不擅言辞的女人,把一个在阳台上育种的小作坊,做成了全国第二大马铃薯“原原种”供应商,每年为10多万户农民提供马铃薯良种,带动每户农民增收千元以上。

  周爱兰每天触摸的,是会呼吸会生长的财富——马铃薯。

  马铃薯,当地人叫它“洋芋”,原来谁也没把它看上眼。而三西,正是世界上最适宜洋芋种植的区域之一。

  1996年,定西率先大规模推开了“洋芋工程”。农民说:土蛋蛋变成了金蛋蛋银蛋蛋!

  我们来到定西马铃薯综合交易中心,一块巨大的荧光屏上闪动着红红绿绿的数字,那是全国几十个中心市场的实时价格数据。

  市场一侧是铁路,一列列货车风驰电掣地驶过。站在市场里买卖洋芋的农民,在隆隆的轰鸣中,可以亲眼看到自己的产品,坐着“洋芋专列”运往全国。

  第一列“洋芋专列”,是2004年从“洋芋书记”李旺泽手中发出的。

  李旺泽圆圆胖胖,长得就像个咧着嘴的洋芋。

  2004年9月,正是定西洋芋上市旺季,突然收购价格大跌。

  时任安定区委书记的李旺泽急了:要保百姓!

  他把干部全赶下了乡,挨家挨户做工作,就是一句话:不能贱卖。

  他甚至使出杀手锏:谁压价收购,就取消车皮配载权。

  一周内,洋芋收购价就像心电图的曲线,跳得扣人心弦,终于,一分钱一分钱地升了上来。

  从那以后,每逢上市旺季,各乡政府门外都挂出大大的价格牌,几小时更新一次,村头喇叭里一遍遍地念,电视里也在滚动播放着洋芋行情。老百姓管这叫“一声喊到底”。

  非议也不少:市场经济应该是市场定价嘛,政府瞎掺和啥?

  李旺泽火了:“让农民增收,有啥错?”

  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但李旺泽的想法是,中国农产品市场的这只手,还很不规范。分散的农民信息不灵,在市场上没有话语权。这时,政府必须伸出“看得见的手”。

  现在,全国马铃薯市场的三分天下在定西。定西农民的嗓门儿,可以左右中国马铃薯市场的定价声。

  30年来,就是这样一双“看得见的手”,和三西百姓千万双手一起,扶起了陇西的药材产业、静宁的苹果产业、六盘山的旅游产业、敦煌的葡萄产业……

  马家窑古陶上的涡旋纹,回旋起伏,遒劲向上,如水跌宕,如水奔腾。30年来,三西人就走过了这样一条坎坷曲折却一往无前的脱贫致富之路。

  面对马家窑红底黑纹的陶器,我们感到是那么熟悉——宛如瓦广吉、陈云花那一张张红中透黑、闪耀着光泽的面孔。这些彩陶历经窑变火烧,由泥变陶;而时代之火,也锻造了瓦广吉这样的三西儿女,使他们也经历了由泥变陶般的质变和升华。

  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人,却不再是原来的人了!

  求学记

  “花儿”与彩陶,让我们在三西为之魂牵梦绕。

  两种文化结晶,一对时空坐标。不听“花儿”,读不懂三西的奔放浪漫;不看彩陶,读不懂三西的深沉厚重。

  今天,马家窑文化的余脉,仍然游弋浮动在三西百姓的寻常岁月中。

  当一个地道的中国农民备好年货,洗净带着泥土的手,把一副春联恭恭敬敬地贴在家门前时,那流淌千载的文化血脉就显出了惊人的能量。

  历史和文化,就这样一撇一捺地书写着。

  三西很多人家,即使破败的土坯房,门前也要写上“耕读第”——耕和读,这是中国农民心中最为神圣的两件事:耕作,一年之事;读书,一生之计。

  读书,是一代代三西人溶入血液的信仰,也是出路和希望。

  没有作业本,没有笔,三西的学童以木棒当笔,黄土地作纸。学生在地上写,老师在地上判。

  一个西海固女孩儿在她的日记中写下这样揪心的话:妈妈,如果我上不了学,我的眼泪一辈子都流不干。

  通渭的农家女郭胜霞考上了大学。

  当地有老话:家中无字画,不是通渭人。在全国闻名的书画之乡甘肃通渭,没有比要孩子成为有文化的人更重要的事。

  年过花甲的父亲戒掉了抽了一辈子的旱烟,戒了罐罐茶,最终,戒掉了饭碗里最后一滴油——他把家里的油都卖了,供女儿上学。

  郭胜霞大学毕业,有了工作。

  那年冬天,70岁的父亲坐在墙根下晒太阳,头一垂,就再没抬起来。

  心里最大的包袱放下了,父亲远远地去了,留下满院暖暖的阳光。

  越穷的人,上学的愿望越迫切。

  静宁县李满强六七岁时得了病,两年站不起来,眼巴巴看着别的孩子背着书包上学。奶奶哄着他:“等后院杏子黄了,我娃就能上学啦。”

  现在奶奶早已不在人世,可杏子成熟时的黄色,仍是李满强人生中最温暖的颜色。

  妹妹,是他心里一辈子的亏欠。

  家里穷,为了让哥哥上学,妹妹辍学了,去挂毯厂打工。领了第一个月工资,妹妹给哥哥送来一个硬纸盒。

  盒里是一双人造革的皮鞋。

  一递,一接。妹妹一双手上,全是织地毯割出的血痕。

  这是李满强人生中第一双皮鞋。当哥哥的,硬是把泪水憋在了眼圈里。

  妹妹17岁就出嫁了。为了省点车费,父亲不让李满强回家送亲。

  那天下着雨,他跑到教学楼最高的地方,望着家乡那望不到头的山和云,泪水、雨水凝成了几行诗句——

  “早嫁的妹妹

  山丹丹一样漂亮的妹妹啊

  将你的青春

  永远地定格在十七岁的枝头

  仅仅是为了给我,你这个读书的哥哥

  换回一笔作学费的彩礼。”

  反贫困,教育是通往彼岸的渡船。

  这也许是世界上最破烂的学校:借来的土坯房,课桌是泥墩和木板搭成的,粉笔是山上挖来的白石头,房檐下一串牛铃,充当上课铃。

  侯新民和乔永峰,1996年在漳县金钟乡看治坡村斜坡社创办了这所乡村小学。

  娃娃们边上课,边把手伸进鞋里,用冰冷的小手握着冰冷的脚——冬天,教室里燃不起炉子。

  用油漆画在土墙上的国旗,一直是学校里最鲜艳的颜色。

  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免除义务教育学杂费、希望工程……一项又一项国家政策,一次又一次社会行动,让孩子不再因贫困失去受教育的机会。多年来,一笔笔捐款投往三西,一队队支教者来到三西,一批批先进教学设备出现在三西孩子的课堂。

  我们读到定西学生李旭东的一篇作文。

  孩子用抒情的笔调写道,教育扶贫——“像一位慈母,给落后山区的孩子带来了光明,带来了公平。”

  在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我们看到了规模庞大的学生配餐中心。

  明净整洁的大厨房里,按照营养食谱烧好饭菜,现代化流水线上,各色菜肴被分装到饭盒,再传送进集装箱卡车。半小时后,孩子们就能在教室里吃到热气腾腾的免费午餐了。

  杏子又挂满了枝头。更多像李满强那样的孩子,背着书包奔向学校。许多像郭胜霞那样的孩子走出大山,他们的父亲坐在洒满阳光的小院里,暖暖地晒着太阳。

  正是有了国家政策和社会捐助,如今的斜坡小学,绿茵茵的山坡上,矗立着红砖教室。操场上,篮球架、乒乓球台一应俱全。学生们穿着新校服,背着新书包……

  已不再年轻的乔永峰仍旧是个民办教师,却得意于自己教出了30多个大学生。谈得兴起,看似文弱的他忽然吼起秦腔,唱得雷霆万钧,满堂爆彩。

  三西人,如黄土高原上的“花儿”,曲调婉转,却刚猛激昂。

  三西人,如马家窑彩陶上的洄纹,线条圆柔,却百折不屈。

  追梦记

  时光,可以让世界如此地有滋有味。

  马家窑陶罐上的远古人形,让现代人生发出无尽的畅想。

  那是粗线勾出的一个播种者:昂首阔步,甩开两臂,张开五指,撒出去的种子像蜻蜓般展开翅膀,漫天飞舞……

  这个播种者让我们忍俊不禁。不知这个小人儿会不会唱“花儿”,可那身段儿活脱脱就是一个瓦广吉。

  张扬的生命力和无遮无拦的烂漫天真,从画面上喷薄而出。

  彩陶上的播种者,播撒的是先民对农耕生活的理想;阳屲梯田山上的瓦广吉,播撒的是乡亲们五彩的现代梦想。

  漳县金钟乡农民杨引丛生来腿脚残疾,但贫困和残疾并没有禁锢住他的梦想。

  1992年6月,他带头创办了油印刊物《金钟》。发刊词写得如钟声般铿锵:“大山下的金钟不知沉默了多少年,终于,几个不甘寂寞的青年,笨拙地举起了锤子——铛。千古沉寂的金钟响了……”

  20载春秋,金钟依然鸣响。正像曾经的青年、现在一群中年人自己写的那样:“活着,就要让心拥有爱、感动和梦想。”

  柳云霞对自己的婚姻曾经怀有过玫瑰色的梦想。但是,这个梦想破灭了。虽然千般不愿,她还是被拉上了迎亲的三轮车。

  不穿红,也不挂花,故意穿件旧衣服的她哭了一路——甘肃庄浪县的这个农家女子,实在接受不了自己的包办婚姻。

  婚后第五年,得了脑膜炎的柳云霞,昏迷了一整天,睁开眼时,看到的是丈夫流着泪的脸。她忽然发现,丈夫其实很可爱。

  爱情萌发了,早已枯萎的梦想也再次发芽——模样普通的她,当年是多么想当个演员啊!

  2008年,柳云霞决心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两年间,她写出了10万字的电视剧本——《叶子的包办婚》。

  大山深处,柳云霞带着一群人开始拍电视剧。演员都是街坊邻居,设备是非专业的。为了拍出摇臂的效果,摄像得爬树。没有轨道,就用架子车推着……

  片酬不是钱,而是梦想实现的快乐。

  “人在世上只能活一次,有梦想就得去实现。”这个脸庞被阳光晒得黑红的女子说,“我就是要活出新时代农民的风采来。”

  在扶贫开发搭起的舞台上,梦想,都是彩色的。

  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回族妇女马玉芳,帮街道里的姐妹们重新捡起了识字梦。

  她义务开办“妇女扫盲班”。一所幼儿园的几间教室,晚上就成了扫盲班的课堂。一眼望去,有满脸皱纹的,有怀里抱着个吃奶娃娃的……老少婆姨们像娃娃一样学书写字。

  偶尔,婆姨们一扭头,发现玻璃窗外还贴着几张脸,鼻子都压扁了。

  男人被发现了,讪讪地笑:“原来还真是来学习呀!”

  扶贫开发30年,三西160万生态移民搬出了极旱山区,到河西走廊、黄河灌区开辟新家园。

  中国政府为扶助贫困而移民的数量,在历史上,唯有闯关东的人数,可以与之相比。

  宁夏同心县耍艺山村500多位村民,十几年前,在政府组织下,从干旱山区集体移民到红寺堡区一个叫犁铧尖子的地方。

  他们没白没黑地挖渠、搬土,平整田地。新的家园有水灌溉,那正是他们多年的梦想。

  早春,移民想给自己的新村换个名字。

  小学校操场上开了大会。老支书说:“就叫梨花村吧。”

  场外新栽的梨树刚发嫩芽,可是千树万树梨花已经盛开在每个人心中,那就是梦想绽放的时刻。

  我们采访过的每个人都有梦想——

  “地上铺地板呢,新式家具摆满呢,老太婆也坐上鸭绒的棉毯呢,家家户户把小车显呢。”瓦广吉在“花儿”里这样唱出阳屲村的梦想。

  春季一片花,夏季一片绿,秋季果飘香,这是石建全的梦想。他领着我们走到一片开满鲜花的山凹中,跺了跺脚下的那块地:“死了我就埋在这儿,子子孙孙还要种树,就种在我的脊梁上。”

  建一个高级种鸡厂、一个现代化冷库。虽然守着一个简单的养鸡场,而陈云花的梦想直冲“高级”和“现代化”。

  柳云霞的梦想还在生长。最初,她的电视剧只是要拍给乡亲们看;而现在,她想让自己的作品在省上和国家电视台播放。

  三西人的梦想,是在中国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的大舞台上实现的,靠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力量。

  在人类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如此规模、如此程度和如此速度的“命运逆转”。按联合国标准,从1981年到2008年,中国的贫困人口减少了6.76亿人,过去25年全球减贫事业成就70%左右来自中国。中国是人类历史上以最快的速度大规模减贫的国家。

  在三西,我们学到了两个新词:沿崖汉和猛上户。

  沿崖汉,意思是日子像过到了悬崖边,就快摔下去了。

  猛上户,就是状况迅猛改善的农家。

  到如今,多少三西人家从悬悬乎乎的沿崖汉,变成了红红火火的猛上户?

  我们不知道梦想何时而生,我们所知道的,是30年的扶贫开发,使亿万贫困的中国人梦想成真。

  后 记

  “走哩走哩哟,远远地远下了,

  眼泪的花儿把心淹哈了……”

  当我们再次踏上黄土高坡,西部歌王已去,五朵梅不在,70年前的悲苦已随风远逝。

  我们登上马家窑文化遗址的山坡。

  此时,在先民们生活过的地方,沟壑如削,峰峦耸立,梯田环绕,绿荫葱茏。

  暴雨忽至。这突如其来的急雨,是先民们对雨水丰沛的祈求,还是兆示着这片土地的生命力量?对水充满敬仰之情的先民们,会在甘霖中击节而歌,联臂而舞吗?

  我们仿佛接收到了五千年前的信息:马家窑文化标志性的涡旋纹在空气中盘旋,在洮河激流中再现,在瓦广吉的歌声中生发。先民顽强生存的基因,始终在三西子孙的血液中涌流。

  也就是当晚,正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杨子兴突然接到电话,这场本该带来丰收的喜雨,却让“千年旱码头”岷县暴发特大雹洪泥石流灾害。

  杨子兴跳上越野车,转瞬消失在茫茫雨夜中。几小时后,他出现在岷县茶埠镇一间昏暗的小学教室里。微弱的烛光,照着受灾群众几百双惊魂未定的眼睛。

  这场灾害,数十人死亡、失踪,30余万人受灾。

  带着一双黑眼圈再次面对我们,杨子兴说:三西的生态还是这样脆弱,脆弱得连喜雨都承受不住。

  三西,仍是一片多灾多难的土地。

  三西,扶贫的征程仍是路也迢迢。

  三西地区留存着中国最古老的长城遗址,今天依旧保持着随山起舞、蛇行龙游的姿态。

  今天的中国,要再筑一条扶贫的长城,工程是多么浩大而艰难。

  在全国扶贫工作会议上,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三西作为六盘山区,被列为国家第一个连片特困区予以重点扶持。

  今年,甘肃启动“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全省40万名干部,一对一地帮扶40万余特困户,共同迈开整体脱贫的步伐。与此同时,宁夏也实施了35万生态移民等一系列扶贫举措,落实纲要。

  六盘山,峰峦纵横,远处是苍茫的原野。

  70多年前,率领中央红军“不到长城非好汉”的伟人,站在六盘山上,发出了惊天动地的一问:“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十几年后,手持长缨的人们最终缚住了苍龙。

  三西扶贫长城,何日可以筑就?手持改革开放长缨、发扬“五苦”精神的三西人,何日缚住贫困的苍龙?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三西人正迎着朝阳,唱着“花儿”,开始新的征途。

  (新华社记者 李从军 刘思扬 朱 玉 李柯勇 张汨汨 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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