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深化对金融工作本质规律和发展道路认识而取得的重要成果。在《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对此作出深刻论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积极探索新时代金融发展规律，不断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本质的认识，不断推进金融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积累了宝贵经验，逐步走出一条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以“八个坚持”对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作出精辟概括：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坚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是破解新时代金融发展难题、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内在要求。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与西方金融模式具有本质区别
习近平总书记在《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中指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既遵循现代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更具有适合我国国情的鲜明特色，与西方金融模式有本质区别。”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立足我国国情，吸取西方金融发展经验教训但没有照抄照搬西方金融模式，与西方金融模式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发展基础和路径不同。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西方国家为了支撑海外贸易、殖民扩张和工业化进程，建立了最早的现代银行体系。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发展，股票交易所、保险、票据、信用制度等逐步发展，其金融体系也不断发展演化。西方金融发展历经数百年时间，形成了以市场为主导、为资本服务的发展路径，其核心逻辑在于依托市场价格信号实现资本高效配置，通过多样化的金融工具创新分散风险，并借助全球化扩张获取超额收益。这种发展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释放经济动能，但同时会使金融发展脱离实体经济发展，造成系统性金融风险。
我国在古代就出现过“票号”“钱庄”等金融雏形，但由于长期受封建制度和自然经济的制约，近代又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始终未能建立起完整的现代金融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银行体系重构、资本市场建立、金融对外开放、金融监管体制逐步完善，现代金融体系形成并不断发展。经过逐步探索与实践，我国形成了以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政府主导与市场化改革相结合、服务实体经济为核心、注重风险防控的金融发展路径，并逐渐走出一条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比较来看，西方现代金融自由化程度相对较高，容易出现金融资本与实体经济失衡、产业空心化加速、金融资本无序扩张、社会公平受到侵蚀等问题。我国金融发展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金融发展的重要任务是满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引导资源流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因此，我国金融发展始终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发展条件和价值取向不同。金融体系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于一定社会制度下的生产关系与分配结构。在不同社会制度和所有制形式下，金融所扮演的角色、承担的使命以及运行的逻辑也不同。资本主义制度以私有制为基础，西方金融是在“资本逐利”逻辑下运转的，是为少数有钱人服务的，因此容易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并加剧贫富分化。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以公有制为基础，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金融发展始终坚持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服务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从设立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到推动普惠金融、绿色金融发展，再到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我国金融改革发展始终立足于自身经济发展实际，牢牢把握政治性、人民性。这与西方金融的发展条件和价值取向具有本质不同。
政府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不同。在西方金融发展过程中，市场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市场根据自身需要推动金融体系发展，倒逼监管和立法跟进。政府在金融活动中的作用仅仅是纠正市场失灵，规制活动相对较少。这不可避免导致政府处置金融风险的能力较弱。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一个实例。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始终坚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也充分体现在金融发展中。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我们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用，政府在充分尊重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充分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通过运用宏观审慎管理等工具，通过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稳定器的作用，筑牢防范金融风险的“防火墙”。
一些西方经济学者认为我国金融发展存在所谓“市场抑制”或“监管越位”问题，正是忽视了上述中西方金融发展中的不同。我国金融始终立足自身国情，统筹发展和安全、效率和公平、创新和稳定等，在为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奇迹提供有力支撑的同时，也保证了经济运行的整体稳定。这充分证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走得通、行得稳，符合中国国情、适应中国实际、顺应时代潮流，是行稳致远之路、长治久安之路。
锚定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目标，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宏伟目标。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在《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中指出，“八个坚持”“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金融工作怎么看、怎么干，是体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有机整体”。这为我们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提供了根本遵循。
做好“五篇大文章”，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中指出：“为了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金融系统要着力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
当前，科技创新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核心竞争力，能够助力突破经济发展瓶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引擎。为此，在科技金融领域要尽快补齐短板，加快形成“科技—产业—金融”的良性循环。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在绿色金融领域，应促进金融资源向绿色低碳产业流动，同时通过多样化的绿色金融产品，激励相关企业加快转型升级。
普惠金融解决的是金融发展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和资源错配问题，是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等的重要力量，也是金融工作人民性的集中体现。要完善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普惠金融体系，进一步激活县域经济活力，提高精准识别能力，真正让中小微企业、低收入群体和困难群众共享金融发展成果。
养老金融对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具有重要意义，要求设计多样化的金融产品、更好满足老年群体的差异化养老需求。要尽快查漏补缺，加速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丰富养老金融产品。
做好数字金融大文章，需要加快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同时构建应用便利、安全高效的数字支付服务体系。
这“五篇大文章”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相互关联的整体。只有统筹推进、形成合力，才能将金融资源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助力金融强国目标的实现。
着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风险是金融工作永恒的主题。首先要准确判断风险隐患，才能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这要求我们重点关注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外汇市场管理等风险集聚领域，持续优化风险监测预警工作框架，做到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要加强金融监管。金融监管要综合施策、不留死角，实现无监管空白、监管盲区的全过程全领域监管；做到“长牙带刺”，有棱有角，提高金融监管质效，提升金融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测和化解能力，聚焦关键事、关键人、关键行为，防范实质风险，解决实际问题。要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债务违约处置机制，稳妥有序化解和处置存量风险，严控增量风险；健全权责一致、激励约束相容的风险处置责任机制，有权必有责、权责相统一。要维护金融市场稳健运行，规范金融市场发行和交易行为，合理引导市场预期，防范风险跨区域、跨市场、跨境传递共振，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此外，还要加强金融科技监管，创新金融监管手段，立足我国高质量发展需要，以高水平金融监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加快建设强大的中央银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必须推动金融治理“更上一层楼”，积极参与国际金融规则制定，提高中央银行在国际金融活动中的话语权。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最重要的宏观调控工具。要加快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完善基础货币投放和货币供应调控机制，管好货币总闸门，保持社会融资规模和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中央银行要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根本宗旨，创新精准有力的信贷服务体系，更好支持高质量发展相关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与财政政策协同打好政策“组合拳”，更好服务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关键领域。中央银行还要推进金融市场制度型开放，推动人民币离岸金融业务渐进式发展和创新，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增强人民币跨境支付等国际货币功能。此外，要建立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创新货币政策工具箱，稳妥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维护金融活动、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的整体稳健运行。
继续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与发展，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能够集聚全球金融资本，提供高效金融服务、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并对全球经济产生重要影响。要立足实际，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做大做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支持上海打造人民币金融资产配置中心，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持续深化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措施。构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结算体系，进一步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金融市场资金结算效率，支持人民币离岸交易发展。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