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古今中西之争”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建设中长期面对和必须回答的问题，构成中国人认识自身及理解世界的关键视角。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如何理解近代以来产生的“古今中西之争”？中国共产党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进行了怎样的长期努力？在新时代，为什么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本刊约请专家撰写理论文章进行阐释，供广大读者参考。
“两个结合”何以破解“古今中西之争”
◎ 何中华
中国自近代以来在社会和文化发展中所遇到的“古今中西之争”，既不是历史的假象，也不是人们误解或杜撰的结果，而是马克思所谓“世界历史”这一特定“历史环境”造成的中国历史发展面临的在时代性和民族性双重维度上的张力。
作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现代化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告别传统。对于中国来说，“古今之争”归根到底源自现代化的挑战。“世界历史”带来的东西方民族的“相遇”，一开始是以非对等的方式实现的。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世界历史的开辟，“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古今中西之争”本质上是马克思所谓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带来的特定“历史环境”下，历史发展在这一拐点上不可回避地存在的特有矛盾和纠结的真实表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能否成功地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直接决定着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有没有出路、中国文化的未来建构有没有真正的希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成功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实践基础和学理依据。
近代以降，随着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打开我们的国门，中华民族就在艰苦卓绝地探寻“中国究竟向何处去”的救国救民之道。各式各样的选择一一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也都尝试过、失败过。通过不断地试错—调整，最终才真正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走中国式现代化之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由此才有了根本的转机，彻底摆脱了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摆脱了封建主义桎梏，获得了独立和解放，赢得了尊严，走向了繁荣和富强，真正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实现伟大复兴的目标。
历史事实业已充分证明，复古倒退是没有希望和出路的。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早已证伪了走“回头路”的方案。两次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的惨败，使我们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严重受挫表明老祖宗的路已然走不通，只有积极地应对现代文明的挑战，批判地借鉴和吸收西方文化中的有益成分，才能得到拯救。历史固然无法假设，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倘若依旧延续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路径走下去，中华民族不仅无法拥有光明的未来，而且也根本不可能有效地回应并解决“古今中西之争”所带来的矛盾和冲突。
甲午战争的失败，促使国人深刻反思其中的教训。从硬件方面看，清政府的海军实力并不亚于日本，但北洋水师却被日本海军打得全军覆没。彼时的中国人发现，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引进西学，拥抱西方文明，结果实现了强盛目标。这促使中国的一批仁人志士在“西学东渐”背景下试图选择西方资本主义道路，以挽救国家和民族之危局。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无论是渐进的改良抑或是激进的革命，从总的方向上说都是指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这条道路在文化层面上的极致表现，就是上世纪20年代一些人认为的，中国完成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根本转变，只能通过“全盘西化”，将西方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移植过来，因而主张“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中国文化彻底的西化”。然而，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首先是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不容许。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全盘西化”的后果只能是形成一种“无根”的文化，中华民族之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标志和遗传基因将无从维系和延续，中华民族的文化自我和主体性从而无法得以肯定。
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为中国昭示了一条真正可行的拯救之路。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实践形式，“十月革命”使马克思主义由理论形态变成实践形态，真正实现了马克思当年所追求的体现“理论彻底性”的“实践能力的明证”。这成为中国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十分关键的理由和根据。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其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而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特别是其中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我们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首先，从时代性维度看。以启蒙现代性为内核的资本主义文明，作为传统文化的“反题”，不过是以知性的方式否定传统文化而已。这一点，格外显豁地体现在“西学东渐”所导致的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冲突之中。在新文化运动中，以“打倒孔家店”为标志的激进的反传统主义，就是“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表现。在这一历史语境中，我们不可能找寻到解决“古今”之间对立得以辩证扬弃的有效路径。作为资本主义的解构者，马克思主义辩证地否定了启蒙现代性。从辩证法的意义上说，它实际上就是实现了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运动。因此，可以说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系，内在地蕴含着由“传统”到“反传统”再到更高基础上向“传统”的复归这一逻辑脉络。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写道：“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空虚之中，也是可笑的。资产阶级的观点从来没有超出同这种浪漫主义观点的对立，因此这种浪漫主义观点将作为合理的对立面伴随资产阶级观点一同升入天堂。”马克思所谓的“发展的早期阶段”，指的就是传统社会。而“资产阶级的观点”赖以建立的历史基础和社会根源，则属于“现代社会”。马克思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则是逻辑地和历史地扬弃了这两者之间的对立所达成的“合题”。它既以扬弃的方式包含了现代社会的规定，又以这种否定环节为基础有一个向出发点的“复归”。
也仅仅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赞美“古代人”，认为“他们的观点和现代的观点完全不同”，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这里唯一的主导观点，是为了劳动者本人而珍惜劳动，而不是珍惜劳动的价格”。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了“希腊艺术”对于现代人所依旧不曾失去的高不可攀的“典范”意义。晚年的马克思甚至强调说，我们“不应该过分地害怕‘古代’一词”。这种在特定意义上对“古代”所作的追怀和肯定，决不是复古主义的，而是试图扬弃古今之间的知性对立。因为马克思所追求的社会理想，既不是古代浪漫主义的原始“空虚”，也不是现代资本主义的虚假“充实”，同时又以辩证否定的方式保留了两者的历史贡献。马克思的这种观点，为我们重新审视“古代”提供了一种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原则。这一方法论原则表明，古代文化并不像启蒙主义所认为的那样，可以与其“一刀两断”的。
按照这一理路，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并同中国的传统文化相遇，不会拒绝一切优秀的古代文化遗产，而是在扬弃的意义上接纳这一遗产，作为融入并改造中国文化的一条不可替代的重要路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正是这一路径的真正贯彻和典型体现。这种有机的“结合”，意味着在时代性维度上克服了“古今之争”。
其次，从民族性维度看。在1881年，晚年的马克思在致查苏利奇的复信中提出过俄国社会道路的可能性问题。综合复信的几个稿本，其中的一个基本意思是很明显的：一是俄国的历史“与西欧各国”的异质性，资本主义的历史发生“只适合西欧各国”；二是“落后”的俄国被纳入“世界历史”后与资本主义的“西欧各国”的“同时并存”。由此决定了俄国所面临的两个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历史选择：一是“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二是移植“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马克思晚年的这一设想，并不是他的一个偶然的想法，而是其唯物史观包含的学理上的可能性被种种历史机缘诱发出来并得以展开的一个结果，所以完全符合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在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77年）中，以及在他同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1882年）中，也都隐含着类似的意蕴。这一思想史事实表明，马克思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是一个完全合乎唯物史观基本逻辑的郑重设想。当然，在马克思那里，关于东方社会异质于西欧社会的最具有本质意义的概念，就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它虽然是马克思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正式提出的，但其内涵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就已经被深入地考察过。对于落后国家革命的前途问题，马克思强调要从世界历史的高度来认识，要求具体分析每个国家所处的历史环境，把握时代的发展特点，走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
回溯中国社会走过的道路，不难发现其在客观上隐含着马克思晚年设想所固有的逻辑。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我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然，人们也会产生一个疑问：对中国来说，这种“超阶段”的发展是否会因“早熟”而缺乏必要的历史基础？因为，马克思毕竟说过，“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后来，马克思又强调过，“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其实，中国道路的“跨越”性质，其本身就是“世界历史”所决定的，因此也需要被置于“世界历史”语境中去看待和理解，由此才能把握其合理性。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意义、阐释中国革命的任务和使命，都不能脱离世界革命。中国革命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事件，它所依赖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能单纯从一个国家的范围去考量，而是应该从整个世界的范围去考量。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兼采中西文化之精华而达成的一种既独特又普遍的现代化模式。这就为打破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格局和成见，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形成互为中介的辩证关系。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种历史主义的科学态度，避免并拒斥了历史虚无主义，从而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固有的“根脉”。经由“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所起到的“中介”作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能够真正实现本土化，从而获得毛泽东同志所强调的“民族形式”，也就是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对于中国来说，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活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那种仅仅局限于“本本”的“死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本身超出了“西欧各国”的范围，在古老的东方结出了历史果实。这既是对“古今之争”的超越，也是对“中西之争”的超越。因为，马克思主义于20世纪初来到中国，其所代表的“今”，是以扬弃的方式包含现代性于自身的“今”，并在更高的意义上批判地吸收了“古”。同样地，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文化的产物，固然属于“西”，但它的适用范围却并不局限于欧洲，因为它的研究视野是全球性的；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同中国具体国情相适应，同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生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种融合本身意味着在本质层面上克服了“中”、“西”截然二分的关系，成为中西共融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作者：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张少义
开创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创造新局面
◎ 张允熠
中国近代史的序幕，是在一种深刻的民族忧患意识中拉开的。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道明了中国军事和技术的落后，而且揭示出整个中华文明体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强势冲击下，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将何去何从？这场旷日持久的思想交锋，焦点之一就是中国能否作为一个文明主体自主地完成现代化转型，而非成为西方的附庸或复制品。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我们突破百年困局、走出历史迷宫提供了思想罗盘，也为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指明了方向。
一
“古今中西之争”涵括“中西体用之争”、“中西优劣之争”、“中西源流之争”、“国学实学之争”、“新学旧学之争”、“科学玄学之争”、“东西文化之争”等若干命题，汇成一条自19世纪以来经纬交织的思想主线。毛泽东同志指出：“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古今”标志着时间，为纵轴；“中外”标志着空间，为横轴。“古今”与“中外”垂直交叉构成一个坐标系。在这个坐标系中，时空两维的交汇点即为中西文化论争的核心问题。
“古今中西之争”的核心话语并非一成不变。明清之际就有人倡导“中学为源，西学为流”（“西学中源”，亦称“中源西流”），及至晚清洋务派则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体西用”）。这里，“体”仅指中国封建社会的纲常名教，“用”则指“坚船利炮”等西方工艺技术。所谓“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大抵把“西学”局限于“器”或“术”的层面。至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宣告了洋务派变“器”而不变“道”的破产。随之而来的维新变法，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试图效仿西方君主立宪制来改造中国的封建专制政体，意味着变法的焦点已经触碰了延续两千多年根本性的“中体”即“道体”。然而，戊戌六君子的鲜血告诉人们：此路不通。在此阶段，“西学”内涵与此前相比发生了质变——它不再是“术”，也不只是“制”，而是在理念上同皇权至上的“道体”产生明显的背离。直至辛亥革命，一部分中国人决心要用暴力手段变中国封建专制政体为西式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如同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
新文化运动（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无疑是一个决定性的分水岭，真正将“古今中西之争”推向了价值理念与文化本体重构的新阶段。这是比辛亥革命大大向前跨进了一步的地方。新文化运动高举“德赛两先生”（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批判。“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部分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义无反顾地接受了这一“新文明”，在同工人运动的结合中，中国诞生了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另一部分固守资产阶级政治理念的新文化运动人物则分化为西化自由主义派。文化保守主义者也由主张“昌明国粹”到兼提“融化新知”，几经嬗变成为“返本开新”的现代新儒家。马克思主义派、文化保守主义派、西化自由主义派成为现代中国主要的思想文化学派，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争论声浪此起彼伏。在思想文化思潮的激烈互动博弈中，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赢得了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文化难题奠定了全新的政治前提和制度条件。
二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近代以来，由于西学浸染，中国文化主体性处于深度危机之中，同国家命运的危机具有高度一体化特征。中华民族本来就是一个生于忧患的古老文明，文化危机和民族危机加深了全民族的整体忧患意识。近代以来的两大忧患隐含在“古今中西之争”的深层意识之中。
其一，文明根脉断裂中的主体性忧患。一个拥有悠久辉煌历史的伟大文明，突然发现自身的精神价值体系被视为现代化的阻碍，其心理冲击无疑是震撼性的。“古今中西之争”涉及的各方，无论立场如何对立，却有着共同的问题起点：中国能否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明主体，而非西方文明的模仿者或附庸，来完成自身的现代化转型？西化自由主义者以决绝的反传统姿态试图斩断过去，以“西方标准”重塑主体；文化保守主义者则试图回归传统，固守“东方精神”实体。二者看似南辕北辙，实则共同体现着关于“主体性迷失”的困局忧患。马克思主义作为最先进的科学思想体系在中国落地生根，成为唯一能燃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普罗米修斯的圣火”。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尤其是指明了在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人们生产不同的思想和文化，思想文化建设虽然决定于经济基础，但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由此折射出一个需要面对的深层次问题——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推崇的是西方的自然科学和工业化成就，但假若近代西方没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近代自然科学与工业化成果就不可能产生。特定的理论体系和文化形态是特定时代精神的精华，离开了先进文化的光芒，任何“科学救世”和“工业报国”只是在黑暗中的摸索。有了马克思主义这盏明灯，中国的前景便光明起来。
其二，国家民族前途发展道路的选择忧患。明朝末年，徐光启就意识到“中学”存在着短板，可借助“西学”来弥补；鸦片战争后，魏源等痛心于中国的失败，公开提出要向西方学习；甲午战争中，中国输给了“蕞尔小国”日本，梁启超回忆“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维新变法、辛亥革命，都是中国人为救亡图存而向西方寻求真理进程中的道路选择，选择的结果却一次次令人失望。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却摆脱不了被瓜分的厄运，义愤填膺的北京大学生一怒之下烧了赵家楼，群体忧患终于转变为火山爆发式的集体激情。
五四运动的历史功勋毋庸置疑。但恰在五四时期，一种极端的西化理论问世了，这就是“全盘西化”论。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那样，“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全盘西化”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西化执迷。毛泽东同志批评道：“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他说的这个“大亏”，就是文化自信心的丢失和民族主体性的丧失。
“西方标准至上论”（或称“西方至上论”）容易使一些人失去对西方文化的批判和质疑能力。他们无视19世纪西方学者编撰书籍中一些违背历史事实的虚构成分，以及那些充满种族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他们不知道一些当代西欧主流民族在5世纪时还处于“蛮族”阶段，更不了解“蛮族”起于15至16世纪的海盗发家史。为了掩饰自己的野蛮史，一些西欧民族强拉罗马、希腊甚至埃及、巴比伦的古代民族作为自己的文化祖宗，把不属于自己的悠久文明用“编年史”的方法巧妙地嫁接到自己头上，甚至大言不惭地自称“神圣罗马”。但正如伏尔泰所说，他们“既非罗马，更不神圣”。
而与此相对应，这一时期另外一个极端思潮是沉迷于“复古原教旨”的文化保守主义及其各种转换形态，试图把现实拉回到一个纯粹的、未经西化“污染”的民族文化的乌托邦境界。有些文化保守主义者无法直面现代性的复杂挑战，常常把儒家经典或其他传统思想当作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认为一切未知之知在那里皆知，一切未解之解在那里皆解。“四书五经”、“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似乎皆可原封不动直接拿来应用于现代社会治理。他们忽视了传统文化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更无视传统文化中存在着需要淘汰甚至已被淘汰的成分。
极端复古主义往往伴随着盲目排外主义，为反对“西方中心论”而复活“华夏中心论”，就可能把“古今中西之争”引入死胡同。毛泽东同志多次指出，相比西方，近代中国落后了，我们应该向西方学习，学习人家好的东西为我所用。他还特别指出，“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这不是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这种独具慧眼的卓识，至今仍闪烁着思想光辉。由此，更应清醒认识，人类文化从来就是在互动与互鉴中发展壮大的，东西方各民族都为当代人类文明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当我们“不忘本来”时，也不要忽视“吸收外来”。
三
为什么说“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呢？首先是历史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延续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已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所取代。更关键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已经掌握了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法宝与利器，这就是“两个结合”。
“第一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我们找到了通向民族复兴的现实道路，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基石；“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进路问题。“两个结合”对应百年来的两个忧患和两个极端思潮，不但破解了“古今中西之争”的逻辑悖论，而且打破了其背后的形而上学思维惯性。“第二个结合”的重大价值在于为“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辩证的科学解决方法。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
“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不仅为我们走出“古今中西之争”的历史迷宫、破解百年困局提供了方法论钥匙，还深刻总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经验，精准把握了中华文明发展演进的内在规律。它告诉我们，文化的生命力拒绝固守传统和封闭思维，只有擅长吸收不同文化系统的精粹才能增强自身的优势，从而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再生。“结合”不是机械的拼凑，而是有机的化合；“结合”不是取消主体，而是壮大主体，从而产生“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
所谓“熔铸”，原是冶金学术语。如同青铜礼器之“熔”，需要铜、锡、铅在1200℃环境下重新结晶，最终生成一种全新合金。这意味着“古”与“今”必须在高温中发生重新熔炼和锻铸，既保留“古”、“今”的优良品质，又生成一种高于“古”、“今”的全新性能。文化意义上的“熔”，意味着让传统的符号、记忆、情感、伦理与当代的技术、叙事、场景等深度反应，产生新的“文化晶体”即新质文化成果。这种新质文化成果代表着文化发展的未来式，既有基因记忆，又有当代光泽，但却是未来的文化样式和愿景。
所谓“汇通”，不是简单的交汇和沟通，而是让中西在同一“问题域”里互相解锁，结出累累硕果。譬如，中国的“天人合一”与西方的“生态科学”，表面看是两种话语，一旦放进“气候危机”这一共享议题，两者的本质联系便显现出来——可生成“中国山水式生态城市”的新范式，既非传统园林的简单复刻，也非西方绿色技术的生硬移植，而是人类共通情感与共识理念的有效结合，从而创生出新的城市生命体。
因此，“熔铸古今、汇通中西”而生成的重要成果，一方面要在文明对话中产生可共享的新符号、可体验的新情感、可转化的新知识；另一方面要锻造新的文化主体，其衡量标准是自主的精神价值体系、自主的评判标准体系、自主的话语叙事体系、自主的知识生产体系。若达不到这几点，再华丽的文化汇通也只能是拼贴或嫁接；离开了主体性，文化汇通的生命力很可能只是昙花一现。
我们有理由确信，文化创造可以成为新的“天下公器”。人们常说，“唯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如今，还要补一句——“唯有世界的，才可能是未来的”。通过“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锻造之法，既能安顿中国人的精神乡愁，又能回应人类共同面临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失调和转换带来的困境。譬如，当宋锦的绞经工艺与可回收航天材料一起编织成火星基地的遮阳帘，当《牡丹亭》的“至情”观与脑机接口技术共同疗愈阿尔茨海默病人的记忆缺失，当国际著名科学期刊《细胞·代谢》封面上融入中国泼墨山水画元素时，更多的世人将愈发认同这样一个道理——文化创造不是复古，也不是媚外，而是在更高维度上对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再发明”。让我们以新文明主导者兼合伙人之名，在数字与青铜、算法与诗词、碳纳米与水墨画等交汇处，开创一个“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创造新局面——那将不仅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更是人类文明的又一次“轴心突破”。
（作者：上海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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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 王 岩
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将中国置于“古今中西之争”的历史漩涡。这场争论，实则是拥有五千多年不间断历史的中华文明，在存亡危机的触发下，对自身发展道路所进行的系统性反思与艰难探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这一重要论述标志着新时代的中国，“古今中西之争”已不再是一个需要被动应对的难题，而是一个可以通过主动创造来解答的时代课题。
一
作为中国近代以来历史难题的“古今中西之争”，焦点是“古今”、“中西”所衍生的两对矛盾的交织。一是时间维度上的“古今之辨”衍生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认知；二是空间维度上的“中西之辨”衍生的民族与世界的关系破解，由此构成了一度困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根本性难题。
从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看，这场争论的演进经历了由表及里的三个阶段。鸦片战争后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标志着中国在“中西”碰撞之初于器物层面所作出的初步回应，体现了对外来文明冲击的早期调适。至甲午战争后，戊戌维新与辛亥革命相继发生，争论的焦点逐渐深入到制度层面，展现出中国在“古今”转型过程中所经历的艰难求索。进入新文化运动时期，“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将争论进一步推向文化与价值的深层结构。在这一阶段，“全盘西化”论调与儒学复兴观点彼此对立，折射出中国在文明道路选择上的深刻分殊。
在这场持续百余年的争论中，“中体西用”论作为最具影响力的调试方案，其根本缺陷在于将有机的文明生命体机械割裂为“体”与“用”的二元对立。这种思维范式无法理解现代化作为一个系统对社会生活的全面重塑，更难以应对“古今”转型与“中西”碰撞带来的复合性挑战。更深层的困境，在于“现代化=西方化”的思维定势。在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线性历史观笼罩下，非西方文明的现代化进程往往陷入“模仿—焦虑—失落”的恶性循环。中国的特殊困境在于，它既是一个“文明型国家”，拥有自成体系的文化传统；又是一个“后发国家”，需要在较短时间内完成现代化转型。这种双重身份使得“古今中西之争”显得尤为复杂和深刻，任何简单的“一边倒”方案都无法真正破解这一历史难题。
二
为了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长期的深入探索。1942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学习组谈如何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时阐述了“古今中外法”，“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古今法”就是要通古今，增强今人的本领。他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讲话时指出，“古人讲过：‘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就是说：人不知道古今，等于牛马穿了衣裳一样”，“延安的人要通古今，全国的人要通古今，全世界的人也要通古今，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员，要知道更多的古今”。“中外法”就是要认清中国和外国各自的长处和短处，知彼知己，取长补短，提高中国人的本领。外国“有我们必须接受的、进步的好东西，而另一方面，也有我们必须摒弃的腐败的东西”。毛泽东同志强调：“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掌握和运用“古今中外法”，极大地提高了学习和工作的本领，有力推动了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不断走向胜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守正创新中丰富和发展了对“古今中外法”融通中外的理解认识。在“古今”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在“中西”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坚持“洋为中用”，“对丰富多彩的世界，我们应该秉持兼容并蓄的态度，虚心学习他人的好东西，在独立自主的立场上把他人的好东西加以消化吸收，化成我们自己的好东西，但决不能囫囵吞枣、决不能邯郸学步”，“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我们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欢迎一切有益的建议和善意的批评，但我们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在处理“古今中西之争”这一百年难题上实现了根本性突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一重要论述从根本上揭示了文明发展的正确路径在于有机的、系统的融合创新，为破解“古今”与“中西”双重困境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范式。
在“古今”维度上，“第二个结合”从理论层面超越了“厚古薄今”与“崇今抑古”对立思维模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传统并非现代化的障碍，反而可以成为其创新的源头；现代化也不意味着断裂传统，而是实现其创造的过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与道德观，不仅能够与现代社会发展相协调，更能为其贡献独特的智慧资源。“第二个结合”在“古今”维度上彰显出贯通历史与未来的可能及必要，为我们理解中国道路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
在“中西”维度上，“第二个结合”突破了本土与外来、特殊与普遍对立困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近代以来的“中西之辨”往往陷入两种极端：要么是“全盘西化”，将西方道路视为现代化的唯一模板；要么是“闭关自守”，将外来文明视为威胁。“第二个结合”通过确立文明对话原则，实现了对“中西”对立思维的超越。它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不是外来的异质元素，而是与中华文明精神特质高度契合的真理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不是封闭的特殊存在，而是包含着人类文明共同价值的智慧宝库。这种认识使我们能够在保持文化主体性的同时，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
在价值论层面，“第二个结合”重构了文明评价的标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各方应该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化”。“第二个结合”打破了以西方现代化为唯一标准的价值评判，确立了“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文明共存理念。在这一价值体系中，文明的发展不再是单一模式的复制推广，而是多元文明的交流互鉴；文明的进步不再是非此即彼的替代过程，而是相辅相成的共生过程。这种价值重构，使我们能够摆脱“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建立起基于文化自信的科学现代化观。
在方法论层面，“第二个结合”创造了处理文明关系的全新范式。它超越了“中体西用”的机械拼接，也超越了“西体中用”的简单移植，开创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融合路径。这一方法论强调，既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审视和发掘传统文化，又要通过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例如，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时，我们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精神，又汲取“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传统智慧，形成了既具有中国特色又体现人类共同价值的新理念。
三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文明实践。它通过对发展主体的重塑、文明逻辑的重构与发展路径的创新，从实践层面历史性地破解了“古今中西之争”，不仅为这一百年难题给出了最具说服力的答案，更在实践中开辟了文明发展的新境界。
中国式现代化标志着文化主体性建构的确立，从根本上突破了“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窠臼。近代中国，曾深陷“古今中西之争”的认知困境，一些人长期在“复古拒外”的文化守成与“全盘西化”的路径依附之间摇摆，陷入非此即彼的被动选择。面对这一文明困境，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既不能刻舟求剑、封闭僵化，也不能照抄照搬、食洋不化”，彰显了立足自身传统、面向现代世界的文明自觉。这一自觉，推动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摆脱了对西方模式的简单模仿，也超越了“传统天下”的自我封闭，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体系与发展逻辑的文明新形态。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例，这一重大实践既激活了古丝绸之路的互联互通智慧，又植入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新理念，不仅是基础设施的“硬联通”，更是规则、标准与理念的“软联通”，以及文明互鉴的“心联通”，完成了对“中西之辨”的实践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文明建构的多元路径，实现了对“古今之辨”的创造性解答。“古今中西之争”往往将传统与现代置于对立的两极，而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在发展动力上，形成了创新驱动与传统文化韧性相互促进的独特模式，既以科技创新为现代化建设注入前沿动能，又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让传统智慧在现代语境下焕发新生；在治理体系上，构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人民为中心、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等有机统一的治理结构，既吸收中国传统“德主刑辅”、“德法共治”的治理智慧，又融入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现代法治精神，实现了传统治理智慧的现代转型；在价值旨归上，确立“以人民为中心”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贯通的价值取向，既延续了中国传统“民惟邦本”、“协和万邦”的价值追求，又以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思想为指引，将实现人民幸福与促进全人类共同发展紧密结合，实现了价值维度的“古今”融合与“中西”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系统性、整体性的创新特质，实现了对“古今中西之争”的实践性破解。在经济发展领域，创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新型经济形态，成功超越了计划与市场的对立，形成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的新范式；在科技创新方面，新型举国体制将制度优势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实现了从技术追随到自主创新的跨越，摆脱了依附性发展的困境；在社会建设层面，“共同富裕”的根本导向确保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既做大“蛋糕”，又分好“蛋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超越了西方现代化伴随的社会撕裂问题；在生态文明领域，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付诸实践，既源于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又体现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开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路径；在全球治理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既继承了中国“和合”文化的精髓，又回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通过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参与全球发展合作，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提供了中国方案。这些方面的创新既在实践中破解了“古今中西之争”的历史难题，也以系统性、原创性的文明品格为人类文明新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
近代中国，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为了赓续中华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艰辛探索，而只有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标志着中华民族在理论与实践双重维度上实现了对“古今中西之争”的根本性破解。这不是简单的调和或折中，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和创造性实践。
在文明范式上，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了从“二元对立”到“开放包容”的范式跃迁。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不忘本来”坚守文明主体性，确保文化基因的赓续传承；以“吸收外来”保持文明开放性，推动文明成果的交流互鉴；以“面向未来”彰显文明创新性，促进文明形态的与时俱进。这种方法论建构既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也是对中华文明守正创新传统的现代诠释。在时间向度上，它以“古今贯通”破解认知壁垒，既非复古守旧的文化怀旧，亦非割裂传统的历史虚无，而是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让中华五千多年文明智慧在现代性语境中实现价值重生；在空间向度上，它以“中西融通”拓展文明视野，既拒绝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路径依赖，也摒弃封闭自守的文化狭隘，始终以文化主体性为根基，以开放姿态吸收人类文明一切有益成果，实现了对文明发展空间维度的范式创新。
在文明演进路径上，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了从“道路困惑”到“主体创新”的历史性跨越。这一跨越深刻回应了近代以来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双重张力中如何确立自身的现代化道路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拓性实践，从三个维度实现了对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叙事的根本超越。一是“守正创新”的文明定力，既扭转了“全盘西化”的倾向，也打破了“食古不化”的桎梏，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实现了文明血脉的当代延续；二是“五位一体”的文明格局，突破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物质主义膨胀的单一维度，构建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共进的全面发展范式；三是“和平发展”的文明逻辑，彻底颠覆了“国强必霸”的西方现代化逻辑，开创了通过自身发展促进世界和平的文明新路。这种文明意义上的主体性确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在精神上的彻底自主，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文明愿景上，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了从“文明冲突”向“文明共存”的境界转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这一重要论述解构了所谓“文明冲突论”的理论根基，通过三个维度的价值重构实现了重要突破：在价值本体论层面，确立“和而不同”的文明观念，承认文明差异性的本体地位，将多样性视为文明发展的内在动力而非冲突根源；在价值目的论层面，追求“美美与共”的文明境界，以各文明主体的共同发展替代零和博弈的西方现代化路径；在价值实践论层面，开创“合作共赢”的文明路径，通过共建“一带一路”等具体实践，构建起平等互惠的文明交往新模式。在这个意义上，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是对西方现代性局限的超越，更是对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支撑。
“古今中西之争”的百年激荡，通过“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创新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得到了创造性的解答。这条破解之道清晰地勾勒出中华民族从精神觉醒到文明复兴的壮丽航程。在这个过程中生成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照亮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程，也以其独特的东方智慧与包容的天下情怀，为人类的共同未来贡献着中国方案。
（作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级教学名师，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基地执行主任）
责任编辑：张少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