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4年11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向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致贺信，指出“古典文明群星璀璨，不断滋养和启迪后世”，强调“担负起古典学研究的使命，为促进文明传承发展、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作出更大贡献”。在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召开一周年之际，本刊邀请4位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怎样认识古典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如何确立中国古典学的学科基础和学术自觉等问题，供读者参考。
主持人
本刊记者 张少义
与谈人
黄 洋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周兴陆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
徐建委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徐兴无 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教授
记者：古典文明是人类文明突起的高峰，为现代世界源源不断提供滋养和启迪。回顾现代世界的发展历程，古典学因何兴起，“世界古典学”又是如何产生的？
黄洋：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古典学兴起于欧洲。17世纪，英国出现了最早一代的古典学专门研究者，将注意力拓展到不为人所熟知的古代作家作品的年代和历史背景考证。18世纪后期，德国一些大学率先开设古典学专业。之后，古典学在西方迅速发展，成为欧美大学一门基础的人文学科。古典学从一门传统的学问发展成为一门现代学科乃至西方人文学术与人文教育的核心，是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的。17至18世纪正值欧洲启蒙运动如火如荼展开，而18世纪中后期又是欧洲工业革命开启的时期，高速发展的西方社会在寻求发展的方向，寻找其核心价值，也试图追溯其发展的根源。西方学者把古代希腊罗马的黄金时代想象成一个理想的时代，由此寄托他们对于现代文明的想往。古希腊罗马文明成为现代西方文明发展的镜像，另一方面也成为现代西方文明的源头。换言之，古希腊罗马文明成了西方现代性的“奠基神话”。
徐建委：古典学原是欧美知识体系中的一个学科，通常指西方对古希腊、罗马典籍的阅读和研究，一般称之为西方古典学。定型于公元前8世纪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西方古典学的基石，也是最重要的经典。这两部史诗与稍晚的赫西俄德所作《神谱》、《劳作与时日》，以及托名荷马的《荷马颂诗》一起，组成了希腊古典文化乃至西方文化的经典。以这五部史诗为基础，衍生出三类经典文献。在文学领域，一大批史诗、悲剧和喜剧作品等涌现，成为西方古典学研究的主干。在史学领域，公元前6世纪导源于史诗传统的希腊历史学初露萌芽，随后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色诺芬的《希腊史》出现。在哲学领域，公元前6世纪初至公元前4世纪希腊贤哲如云，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一大批著作产生。在这三种主要的知识类型之外，数学、博物学、建筑学、医学等领域也产生了很多名著。这些典籍及其后世的诠释著作，成为西方古典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经过长期发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殖民体系瓦解，学术界的欧洲中心主义受到广泛质疑，古典学领域的比较研究随之兴起。近年来，中外学者不约而同地意识到，古典学的研究范围不应只限于古希腊罗马文明，而应面向所有古代文明。2015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谢尔顿·波洛克等合编的《世界语文学》（World Philology）出版。语文学大体相当于我国的古典文献学，是古典学的基础研究方法，进一步推动了对世界各古代文明的研究。去年11月，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北京召开，主题为“古典文明与现代世界”，旨在从古典文明的研究视域出发，为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夯实学理根基，为解决现代世界问题提供智慧启示。“世界古典学”以世界各文明的典籍和古代文化为研究对象，以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与互鉴为宗旨，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世界文明注入新活力。
记者：中国古典学与西方古典学有什么样的关系？二者有什么显著区别？
黄洋：西方古典学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一个特殊的使命，那就是从源头上证明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古典”（英文 Classical）和“古典学 ”（英文 Classics）源自拉丁文的形容词classicus，意即“属于最高等级的”。用这样一个词语来指代这个学科，表明西方知识界把古希腊罗马文明看成是最高等级的，是其他古代文明所无法比拟的。相应地，其他古代文明被贬低为低等级的。在西方知识和学科体系的构架中，在殖民主义盛行时代建立起来的其他古代文明研究领域同古典学严格区分开来，被冠之以亚述学（两河流域文明研究）、埃及学（埃及文明研究）、汉学（中国文明研究）和印度学（印度文明研究）等。也有些大学把亚述学和埃及学合并为一个系科，称为古代近东研究。这些学科长期被贬居于边缘地位。
在中文语境中，古典学没有西方传统中的文明优越论、种族中心主义、精英主义等一系列负面含义。我国学界从一开始就对西方中心论抱有高度的警惕性，并未把古希腊罗马文明置于特殊的地位，而是把它和其他古代文明同等对待，同等认可它们对于现代社会和现代文明发展的价值。因此，在中文语境中，“古典”一词并不仅仅适用于古希腊罗马文明。在中国学者看来，人类的古代文明是同等重要的文化遗产，因此都应称为古典文明。这就完全跳出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藩篱，重新定义了“古典”一词的含义。与此同时，这一框架也更有利于把古代世界看成一个整体，在这个大背景之下研究和评估各个古代文明的独特价值与贡献，也就是更有利于文明的交流互鉴。
徐建委：中国古典学是世界古典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古籍的考证为基础，对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进行研究的学问。但是，中国的古代和古希腊、古罗马不一样。西方的古代结束于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这是西方古典学研究的下限。中国的古代一直延续到 1840 年，如果以中国古代的典籍和文化为研究对象，中国古典学的定义就过于宽泛，几乎等同于中国古代研究了。一般来说，先秦两汉时期被认为是中国历史的早期阶段，意义可以类比古希腊罗马时代，是中华文明重要形成期和发展时期。这一阶段产生的经典是中国文化的基石。所以，从文明史的角度看，中国古典学应是以先秦两汉典籍的研究为主的学问。
相比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古典文明，中华文明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连续性和统一性。中国的古典研究传统自孔子开始绵延至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且经典的范围始终保持统一，以十三经、前三史和周秦诸子为元典的传统是非常稳定的。欧洲的古典学传统中间却有过断裂。在希腊化时代末至文艺复兴之间的一千多年里，基督教文化居于统治地位，古代希腊、罗马经典及其学术并非思想文化的主流形态。二是有强大的书写文化传统。中国是最早进入以书写文化为主流形态的文明。荷马史诗形成于希腊字母发明以前，属于口语文化，直到公元前6世纪才被记录下来。《诗经》和《尚书》等形成于文字社会，属于书面文化。正是因为书写文化的发达，典籍的浩瀚也成为中国文化的标志性特征。中国的古典文化不仅有最为悠长、最为连续的传统，还拥有最为丰富的研究资料，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因此具备了坚实的基础、广阔的研究空间以及无限的发展可能性。
记者：科技日益发展的今天，研究古典学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古典学？
徐兴无：正如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所言，“一种文明的历史，就是对古代材料中那些对今天仍然行之有效的东西的探索”。古典学是当代中外学界共同面临的时代课题：在研究人类古典文明遗产的基础上，深入探索古典文明对于现代世界的价值。梁启超曾指出，有价值并且适合其时代要求的思想学术才构成“时代思潮”，而“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希腊这些人类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不约而同地出现了思想和文化上的跨越性发展，产生了思想家、宗教、经典等，构成了“轴心文明”时代。这些伟大文明留下的知识、智慧、艺术、文物等遗产，无疑是我们发展现代文明的宝贵资源。古典学的价值恰恰在于帮助我们理解现代世界、发展现代文明。古典文明时期产生的文明意识，形成了追求人类共同发展进步和文明交流互鉴的精神。推动包括中国古典学在内的一切有关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的研究，既可以开拓知识领域、更新学术方法，更重要的是发明义理、精神、价值，让古典文明的精神资源实现当代转化和创新，为我们提出的“促进全球文明对话”、“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提供坚实依据。
徐建委：中国经典中的思维形式和表达方式塑造了我们整个文化的形态，是文化的内结构，很像是文明的“软件”。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的形成，除了各种复杂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外，这套文明的“运行程序”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如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都形成于早期经典之中，充分体现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成为我国文化的精髓。因而，研究古典文明，就是在理解我们自身。深入研究古典文明，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前提之一。以儒家经典等为代表的古典文献，蕴含着中华核心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我们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依据。其中的许多思想、观念、主张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具有高度契合性，至今仍具有超越时代、超越地域的实践价值，为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大地提供了必要的土壤和养分。从经典入手，进行深入阐释和现代发扬，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将有助于充实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显示出日益鲜明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
同时，世界各文明的经典大多来自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人类最基本的价值观和文化基因在这一时期形成，影响至今。随着人类社会逐渐迈入以人工智能为主导的数字时代，人类文明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进入第二个思想创建的轴心时代。历史上曾经有过多次技术革命，直接推动了社会思想文化的大变革；今天我们面对的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很可能是人类发明文字之后最为关键的技术进步，这必然会让人类的文化发生前所未有的更新。开展古典学研究，深入思考生命、文化和文明的意义，将有助于开展对话、加强合作、凝聚共识，更好应对数字技术带来的跨越国界、攸关人类前途命运的问题和挑战，确保人工智能始终朝着增进人类福祉、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发展，建构更加发达、更加美好的智能文明。
周兴陆：我们需要有历史概括能力、学术解释能力、理论建构能力的中国古典学。汉代之后，注疏经学成为经典传习的主要模式，两千多年的延续一度让中国的经典诠释缺少抽象和概括能力。今天如果我们还延续注疏经学的传统，就很难勾勒出古典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意义，不能准确呈现中华文明的内在结构及其演变。因此，我们需要摆脱传统研究的束缚，在概括文化和文明发展脉络的能力上寻求突破。如何鉴别传统文化的优劣，如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使真正优秀的传统文化有用于世、活在当下，正是古典学研究者的任务。从这个意义上来思考，中国古典学的任务是参与构建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精神境界。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机器智能很可能在未来出现，人类即将面对有史以来真正的“他者”。如何重新认识人类的文明，如何以中国古典资源为基础，运用数字技术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保护、研究阐释、活态传承，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成为当代中国古典学研究者的重要使命之一。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古典学不应仅仅是古典思想的阐释，更应成为思想创造的源泉。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古典学的理论建设不能闭门造车，而应主动融入全球性的思想对话中，在不同文明的比较与参照中，清晰彰显中国文化的特质、价值与意义。
记者：古典学既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也是一门崭新的学问，中国古典学应该走什么样的治学路径？需要从西方古典学中汲取什么样的经验启示？
徐兴无：相较于西方，18世纪以来的中国学术，当然不乏古典方面的研究。乾嘉学术、国学以及其他历史文化现象等的研究，都包含了中国古典学的内容，但这并不等于“古典学”。严格来说，中国古典学的兴起要晚至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开始关注西方古典学和西方古典文明研究，设想构建“中西古典学”。“古典学热”的形成和“重建古典学”的提出，却是21世纪以来的事，一批哲学和文化学界的学人在中西古典学文献整理阐释和高校通识教育等方面开创了风气，中国的相关学科也产生了一种古典学的自觉。尽管自20世纪以来，西方古典学走向式微，但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已经走向成熟。中国古典学应在借鉴的基础上建构中国特色的古典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国古典学要保持学术的自主性，就必须有总有分。所谓总，指的是将古典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来观照，对其加以科学研究和价值评判。比如，英国学者比尔德和汉德森告诉我们，19世纪初的欧洲学者们去希腊发掘古迹时，很多人的国家正处于拿破仑战争时期，相互为敌，而“重新发现希腊就是重新发现作为一个整体的西方文化的起源。它使我们看到了所有欧洲文明的起源，超越了地方的、民族的纷争”。时至今日，尽管对各种文明的实质、起源和发展的研究取得了宝贵的成果，但关于文明的基础理论尚未产生。保加利亚学者利洛夫提出，“我们需要站在当代的立场上，创立这种理论”，研究所有文明的共同问题和特征，对它们进行宏观分析和综合。中国古典学也应该对人类的古典文明开展通观性的理论建构，成为文明基础理论的组成部分。所谓分，指的是学术方法和知识体系的开放、综合与发展，这也是中外学界的共识。英国学者内维里·莫利指出，“许多学科的研究大体上都遵循一种单一范式，有一套共同接受的流程和方法论。古典研究却是一个关于不同范式、路径和方法论之间的创造性碰撞的故事”。梁启超在谈及“整理国故”的方法时，就主张运用文字学、社会状态学、古典考释学、艺术鉴评学等多种科学方法。中国古典学研究必须以自觉借鉴和反思西方古典学为前提，以世界的视域重新确立我们的学术坐标。
周兴陆：20世纪的中国现代学术是在应对西方思想文化冲击中起步的，西方近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很大程度上为中国学术设定问题、划定边界、确立理论前提，导致一些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没有很好扎根于自身的文化传统，不能很好提出原创性问题。新时代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中国古典学，应该走出被动应对西学的思维模式，立足于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现实境况和未来理想，建构中国人文学术的新范式。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古典学的基本路径。
黄洋：西方的古典学最初是从古典文献的整理、校勘和阐释开始的，但很快西方学者就意识到这一做法的局限性，即把文献和文本从其赖以产生的历史环境中剥离出来，孤立地加以理解，忽视了古代文明总体的发展面貌。早在1807年，现代古典学的开创者、德国人沃尔夫就发表《古代世界科学的阐释》一文，阐述了把古典学建设成为“古代世界的科学”的设想，强调从整体上研究古希腊罗马文明。他的这一构想奠定了现代古典学的框架。虽然后来随着学术分工越来越细、学术的碎片化不可避免，并且出现过文本为优和文明整体为优两种路径的理解争论，但古典学家们从未放弃建设“古代世界的科学”这一理想。德国古典学家维拉莫维兹在晚年出版的《古典学学术史》中指出：“古典学的任务是用科学的力量复活这个过去的存在……因为我们力图全面了解的这个生命是一个整体，我们的科学也是一个整体。它划分为语文学、古代史、碑铭学、钱币学、晚近还有纸草学等领域，仅因人类能力的局限而不得不为，但即便是专门家也不能抑制对于整体的认识”。以这样的认识为指引，西方学者不断推动西方古典学各领域之间的交叉和融合。时至今日，西方的古典语文学和历史学之间、历史学和考古学、碑铭学之间的壁垒已不复存在。西方古典学的这一学术理路对进一步深化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发掘传统文化的价值尤其具有启发意义。建构中国的古典学学科，要把世界古代文明都纳入古典学的范畴，形成一个大的古典学学科；而且要在这个大的古典学框架下，从历史、考古、文字、文献等各个角度综合性地研究各古代文明，以达到对各古代文明的全面认识。在此基础上，积极开展跨文明的对话和比较研究，使古典学成为一门综合研究世界古代文明的学科。唯其如此，我国的世界古代文明研究才有可能开创出新的路子，也才能真正推动文明交流与互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