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
范恩实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历史长河中，不仅形成了辽阔的中原腹地，也形成了广袤的边疆区域。202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当前，中国边疆研究已发展成为一门显学，然而长期存在的学科边缘化与研究碎片化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尚未充分具备自我发展的机制与能力。随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持续推进，边疆地区维护安全稳定、促进繁荣发展的任务愈发繁重，对边疆学理论支撑的需求不断增长，需要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
一
治边先知边，知边才能安边。边疆是国家领土的“边缘屏障”，也是国家安全的“第一道防线”。中国历史上对边疆问题的研究，不仅为历代王朝提供了治理边疆的实践方案，形成了“疆域不可分割、民族多元一体、治理因地制宜”的历史传统，也为当代边疆治理、民族工作、国家安全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借鉴。
中国自古就重视边疆的研究和治理，对边疆地理环境与物产资源的记录古来有之。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形成“五服制”的“中心—周边”关系理念。《诗经》称“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展现“邦畿—四海”的分层疆域观；传世文献和金文中反复出现“柔远能迩”一词，意思是安抚远近之人而使归附。《尚书·禹贡》、《山海经》、《穆天子传》、《周礼·夏官司马》、《尔雅·释地》、《管子》等也有大量关于边疆的记载，《逸周书》等古文献则记录了边疆族群的分布情况，这样的记录传统为《史记》、《汉书》所发扬光大。《史记》列传包括《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开正史“四夷传”之先河。《汉书》除延续“四夷传”外，还开创了正史“地理志”的书写范式。这两类体裁为王朝时期边疆记录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基础，最终形成了由多种体裁著述共同构成的边疆知识体系，包括中国历代纪传体通史、断代史、编年体史书，起居注、实录、典志体史书、方志以及会要类、辑录类、目录提要类、笔记杂记类文献等。对边疆地区地理环境、人文特征、政治演进、族群兴嬗的记录与认知，以及围绕边疆问题的君臣奏对、史家论赞，成为古代中国边疆研究的滥觞。
近代以来的中国边疆研究始于19世纪40年代因应边疆危机而产生的西北舆地学。其植根于乾嘉学派的学术土壤，以考证训诂、校勘辑佚、史地研究为专长，整理传世典籍中的边疆记载，又辅以游记、杂录深化对边疆史地知识的认知。20世纪初，在救亡图存时代大潮的推动下，西方人类学、社会学东渐并不断本土化，中国学者将边疆作为重要调查、研究对象，从而形成有中国特色的边政学。多学科与现实导向是边政学知识体系建构的核心要义。边政学从地理、政治、文化三个维度定义边疆，因此其知识体系也包括三个层次：一是边疆地区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沿革；二是治理视域下的边疆社会，包括边民的个人行为方式、人与人的互动关系、人群团体的系统性乃至边疆社会制度；三是以实现统一的社会建设为目标的边疆民族社会文化的多元性研究。
学术出版物是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的重要载体。《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国边疆学》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主办的中国边疆研究领域学术出版物。图为两份出版物封面。 中国边疆研究所供图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边疆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核心研究方法。为巩固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边疆学界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版图、历史上的民族关系等关键问题展开研究，为中国边疆历史叙事提供了框架和体系。改革开放以后，边疆研究走向新的学术高度。一是中国边界史研究，为开展边界谈判作出重要贡献。二是以唯物论为分析工具开展的边疆发展史研究，特别是海疆史研究，将历史研究与法律研究有机结合，以确凿史实为依据有力支撑我国南海、钓鱼岛等海上维权行动。比如，深化有关琉球问题研究，阐明明清以来琉球与中国之间的稳定政治联系和持续友好往来，以及日本非法侵占琉球的历史过程。三是边疆现实问题研究，以历史视角审视当代边疆安全稳定问题的深层次根源，以深入边疆开展国情调研为抓手探索边疆发展问题。
新时代以来，边疆研究日益走深走实，学科建设不断推进，集中体现在：研究视角更加多元，将边疆、边界与周边国际环境结合起来考察，形成更加立体化的边疆视域；理论特色更加鲜明，提出中华文明突出特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理论范畴和观点，进一步夯实边疆研究的理论基础；学科体系逐步完善，形成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民族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国际关系学，以及新兴交叉学科如国家安全学、区域国别学等多学科共同参与的格局；实践导向和问题意识更加鲜明，深入开展兴边富民、“一带一路”、沿边开放、周边命运共同体、海洋强国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有力服务国家边疆治理大局。
二
当前，中国已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边疆地区在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服务周边外交工作大局等诸多方面，均发挥着重要作用。新形势下，中国边疆学发展既面临难得机遇，也面对较大挑战。一方面，边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中的重要地位，催生了一系列重大理论与现实命题，亟待开展研究与解答；另一方面，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是西方敌对势力妄图借边疆问题遏制中国，给我国边疆的安全、稳定与发展带来了更多不确定、难预料的风险挑战。应对这些风险挑战提出的理论需求与日俱增，对当前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与知识体系建构提出了更高要求。
边疆问题研究的难点在于时空维度的多元化、复杂性，现实问题关联着漫长时段的历史根源，区域问题牵涉着内外两种地缘格局。故而，对边疆问题的认知必须超越单一学科的界限，从历史演变、现实特征、国际关系等全方位展开研究与解读。然而，新中国边疆研究起步于边疆史地学，在积累学术成果的同时也导致了学科固化，较难突破“重历史轻现实、有交叉难融合”的学科发展瓶颈。目前，尽管部分高校设置了边疆学学科，但大都在学科及课程体系建设方面缺乏科学论证与系统探索，未能有效实现交叉学科人才培育与学术创新。就相关科研机构而言，大部分仅研究边疆历史或现实的一个领域，甚至是更为细化的某一维度。在人才队伍建设和有组织的科研工作中，未能切实达成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导向目标。
实际上，中国边疆研究的一些基本概念仍存在不清晰明确的问题。中国边疆包括陆疆和海疆。在陆疆研究中，从历史维度看，一直存在“王朝治理视域下的边疆”和“疆域版图视域下的边疆”两个概念。前者是指历代中央王朝统治范围的边缘地区，在各个朝代不尽一致。后者目前在学术研究上一般是指1840年时版图视域下的边疆。这两个边疆的范围在不同时期并不完全吻合，但都应该纳入中国边疆史研究范畴，并在研究中进一步融会贯通。再从当代维度看，中国陆疆指陆地国界内侧一定范围内的区域，一般指陆地沿边九省区，显然，这个范围与前述两个历史范畴也并不完全一致，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从而厘清中国疆域版图的历史演变过程。至于海疆，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国海疆指我国海上管辖范围，主要包括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四大海域及海域内的岛屿，但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于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等不同类型海域的权利有不同界定，如何将不同来源、不同层次的权利概括到海疆概念之中还需深入研究。随着时代发展，有学者提出空疆、利益边疆、战略边疆等新概念，但这些区域是否属于边疆研究范围？如何应用边疆学的理论、方法研究有关问题？都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长期以来，中国边疆研究的理论建构深受西方民族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的影响。在历史疆域范围、历史上的边疆治理与民族关系，以及当代边疆社会治理、开放发展等领域，普遍存在理论与中国边疆发展实际契合度不足、解释力欠佳的问题。从对中国历史疆域的认识而言，其理论建构往往难以突破西方政治学“民族—国家”理论的局限，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中国历史疆域在持续发展过程中的完整性以及中国古代中原与周边互动方式的独特性。无论是以1840年时的疆域版图为基准，还是依据历代王朝盈缩变化的统治范围，都面临理论难以充分解释历史进程的困境。至于对边疆现实问题的研究，则明显缺乏理论建构的主体性和自觉性，往往仅专注于研究具体问题，尚未形成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
在疆域史领域，受传统王朝史观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包括一些敌对势力在中国边疆研究中“去中国化”理论，如“征服王朝论”、“内亚史观”、“新清史”等的双重影响，有的中国通史和疆域史研究著作未能很好贯彻“五个共同”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即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在历史中国与当代中国的连续性方面，缺乏科学话语的有力支撑。当代边疆研究领域，研究成果更趋碎片化，大多聚焦于具体问题的探究，缺乏基于边疆这一特殊空间场域的系统性认知与综合性研究。有些研究成果指向不清晰，缺乏国家边疆治理视角，限制了认知层次。
边疆学国际学术对话渠道需要拓展。涉及中国边疆研究的诸多议题为国际学术界所广泛关注，由于不同国家、不同学者在立场、观点上的差异，导致在认识上存在显著分歧，其影响甚至超出学术范畴。如何对国外学术成果去芜存菁，提升自身研究水平，夯实我国学者研究成果国际传播基础？如何有效传播我国学者观点，形成有价值的学术对话，拓展国际学术话语权？如何增进相互理解，为我国开放发展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营造积极的舆论环境？这些都是当前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的重要课题。
三
面向未来，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必须着眼于国家需要、人民需求，坚持系统思维，一体推进学科建设、知识体系建构以及边疆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
增强建构中国边疆学原创性、标识性概念的理论自觉。从世界范围看，“边疆”一词虽为各国广泛使用，但内涵和外延各有不同，特别是基于各国历史发展、地缘环境、民族分布以及政治格局而各具鲜明的独特性。因此，研究中国边疆概念，既要遵循边疆的基本属性，即作为一个空间概念，特指边界线以内的特定区域；也要植根于中国疆域版图发展的悠久历史，从边缘性、差异性、多样性等特殊文化属性入手来界定其范围；还需立足于边疆治理的实践需求，从历代王朝统治下的边缘地带，以及当代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对象等维度思考边疆学相关概念。总的来说，中国边疆概念的研究需体现历史延续性与现实治理逻辑的统一，既要关注其作为国家安全屏障和多民族聚居区的空间功能，又要突出文化交融、主权象征与发展稳定的战略意义，形成兼具学理深度与实践价值的边疆概念。
推动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和话语体系建设。深化中国边疆学基本理论建构，必须深入研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边疆治理的系列重要论述，从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进程与当代中国疆域的法理地位出发，进一步构建中国历史疆域理论。从历史上中央政府边疆治理思想方略、政策举措、实践历程着眼，为当代边疆治理提供经验借鉴。从中华文明包容性特性与边疆各民族的内聚性发展取向入手，系统阐发各民族共同凝聚形成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阐明其历史逻辑，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从维护边疆安全稳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目标的角度，提炼出理解边疆安全关系、风险类型与总体安全逻辑的理论框架，推动边疆安全研究在学理与方法上的系统发展。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边疆实践构建理论框架，探索边疆治理体系与现代化建设适配性问题、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边疆安全稳定与开放发展辩证关系问题等。以海洋强国建设为目标，围绕“保护海洋与开发海洋有机协调发展”、“海陆一体、联结世界”、“践行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等构建理论框架，深化理论认识。推动更多高校设置中国边疆学学科，推动教材、课程体系、学科平台和学术阵地建设，深化中国边疆学交叉学科属性研究。重视培养边疆社会调查、研究能力，以及运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技术手段进行资料获取和分析、解决问题能力。
加强边疆学研究国际交流互鉴。一方面，需要深入挖掘我国边疆地区的历史文化资源，积极总结和提炼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的智慧与经验，向国际社会展示我国边疆地区的真实面貌和发展成就，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边疆治理的认知和理解。另一方面，应积极推动边疆学领域的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搭建多元化对话平台，既要有力批驳错误史观和错误思潮，也要吸收借鉴国际学界的有益成果，鼓励国内外学者开展联合研究，共同探讨边疆治理的共性问题，提升中国边疆学在国际学术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