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今年9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聚焦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强调要总结运用历史经验，立足我国宗教工作实际，强化系统观念，加强体制规范建设，加强综合治理，加强基层基础工作，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立意高远、视野宏阔、思想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和指导性，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是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党的宗教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必然要求。深刻理解把握、全面贯彻落实这一重大决策部署，对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党的宗教工作意义重大。
一、认真总结历史经验，不断深化对我国宗教中国化的规律性认识
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有它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随着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发展，宗教也要不断变化。人类社会产生过很多宗教，其中许多因不适应社会发展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之所以成为世界性宗教，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们能够不断适应不同地区社会的发展变化。古今中外宗教演变的历史表明，同所在社会和所处时代相适应，是宗教生存发展的趋势和规律。
我国是多种宗教并存的国家。纵观我国宗教史，就是一部各宗教不断适应中国社会、融入中华文化的历史。无论外来宗教还是本土宗教，都经历了主动或被动的本土化、时代化过程，逐步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相适应。
佛教公元前5世纪产生于古代印度，两汉之际传入我国，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经过与儒家、道家等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逐步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形成了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三大派系。佛教起初作为外来宗教文化，曾与我国重视“忠孝”的政治和礼俗文化产生激烈冲突。东晋道安法师提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观点，制定僧团修行、礼仪制度，逐渐得到佛教界广泛认同。在历史演进中，也发生过“三武一宗”废佛事件，主要原因是佛教势力恶性膨胀，寺院僧众、土地、财产数量过于庞大，严重影响国家税收、赋役和政权稳定。佛教经典汉译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一步，东晋至隋唐产生了以鸠摩罗什、真谛、玄奘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外佛经翻译家，推动在隋唐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汉传佛教八大宗派（律宗、华严宗、天台宗、三论宗、唯识宗、密宗、禅宗、净土宗），在中国化佛教宗派的创立过程中，也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的中国佛教理论。到了近代，太虚法师倡导“人间佛教”，推动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推动佛教现代转型。
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指出，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
伊斯兰教公元7世纪产生于阿拉伯半岛，唐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随大食使者传入我国，至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唐宋主要为外来“蕃客”信仰，10世纪中叶，新疆喀喇汗王朝推行伊斯兰教，元明时期有大量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西亚穆斯林来华，逐步在我国一些地区人群中传播。明末清初以王岱舆、马注、刘智等为代表的穆斯林学者“以儒诠经”，借用儒家，兼采佛教、道教的概念和术语，翻译、注释阿拉伯语、波斯语伊斯兰教经籍，从信仰、爱国、社会伦理等方面阐述伊斯兰教与儒家思想的内在一致性，推动“伊儒会通”，强化国家认同、政治认同，遵从政权，遵从国法，我国伊斯兰教中国化迈出重要步伐。
天主教公元1世纪产生于古代巴勒斯坦地区，自公元7世纪起几度传入中国。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意大利方济各会士约翰·孟德高维诺受罗马教廷派遣抵达汗八里（今北京），获准在京建堂传教，统称为“也里可温教（十字教）”，随着元明政权更替而中断。明朝中后期再度传入，天主教耶稣会士利玛窦探索文化适应策略，形成“利玛窦规矩”。清朝初期，因罗马教廷禁止我国天主教徒祭祖祀孔，引发“礼仪之争”，导致“百年禁教”。1840年鸦片战争后，天主教随着西方列强入侵大规模传入。1922年罗马教廷首任驻华代表刚恒毅来华，主要目的是缓和天主教在华传播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推动本地化。1939年，罗马教廷撤销了关于中国礼仪的禁令。
基督教又称新教、耶稣教，是对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后产生的众多新教派的统称，包括路德宗、加尔文宗、圣公会等。1807年，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受英国伦敦传道会派遣抵达广州，成为基督教传入之始。鸦片战争后，基督教凭借不平等条约大规模扩张，具有很深的殖民烙印。20世纪初，在新文化运动、“非基督教运动”和反帝运动推动下，中国基督教界有识之士发起“自立运动”，探索“本色化”途径，试图改变“洋教”形象，实现自治、自养、自传。1922年5月，全国基督教大会在上海召开，揭开了中国基督教“本色化”运动的序幕，提出要脱离与不平等条约的关系，主张正确看待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倡导不同宗派的联合礼拜，主张在教堂建筑、崇拜礼仪、教会音乐、赞美诗、宗教绘画等方面，采取中国文化表现形式。
道教作为我国本土宗教，自东汉产生后，也不断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在教义、制度等方面持续调适创新，元代形成了全真派与正一派并立局面。注重吸收儒家、佛教等文化，如晋朝葛洪主张“内道外儒”，金代王重阳倡导“三教圆融”等。
历史昭示，我国宗教中国化是历史必然。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强调以人为本、经世致用，倡导多元一体、和而不同，决定了外来宗教能够融入中华文明和中国社会。我国宗教发展的历史充分说明，各宗教只有坚持政主教从、包容和合、入世尚德、自我变革，适应不同时代条件下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要求，在教义教规、管理制度、礼仪习俗、行为规范等方面形成中国特色，才能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健康传承。
二、立足我国宗教工作实际，准确把握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的内涵要求
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重视建立党同爱国宗教界的统一战线，为新中国宗教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立足我国实际，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解决宗教问题的正确道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逐步形成宗教问题具有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的基本认识。在天主教、基督教开展反帝爱国运动，实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三自”方针；推动佛教、道教、伊斯兰教进行宗教制度民主改革，废除宗教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建立民主管理体制。指导成立爱国宗教组织，实行民主管理，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确立了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即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明确宗教关系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全局，是党的统战工作必须处理好的五个重大关系之一，提出促进宗教关系和谐；公布实施《宗教事务条例》等法规规章，加强对宗教事务依法管理，坚决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审视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鲜明提出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等一系列新理念新举措，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为做好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等重要会议上，对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作出了系统阐述。2015年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2016年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2021年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把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凝练概括为“九个必须”，其中第五个必须就是“必须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其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在多个重要场合对此作出强调，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重要要求。特别是今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进行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对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作出全面部署、提出明确要求。
这些论断和要求，是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深刻回答了我国宗教中国化“为什么化”、“化什么”、“怎么化”、“谁来化”等重大问题，为做好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关于“为什么化”，强调宗教同所在社会相适应是宗教生存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无论本土宗教还是外来宗教都要不断适应我国社会发展进步，充实时代内涵，只有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实现了中国化的宗教，才能在推动我国社会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关于“化什么”，强调要以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为目标，引导和支持我国宗教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的前提下促进教义教规、管理制度、礼仪习俗、行为规范等方面逐步形成中国特色。关于“怎么化”，强调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不断增进“五个认同”，自觉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要植根中华五千年文明，推动我国宗教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增强中华文化认同感。支持各宗教运用中国语言、中国表达方式，做好宗教经典的重译、选编、注释工作，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于“谁来化”，强调加强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为宗教界指明方向。要激发宗教界内生动力，引导宗教界自觉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要培养壮大专门研究队伍，发挥宗教学专家学者的智力支撑作用。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指引下，我国宗教中国化工作扎实开展，宗教工作取得多方面明显成效，宗教工作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不断完善，宗教界自身建设和自我变革得到加强，宗教领域突出问题得到依法有效治理。
历史和实践证明，只有不断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才能促进宗教和顺、民族和睦、社会和谐、国家长治久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积累了重要经验，主要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坚持推动宗教自我变革，坚持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这些经验弥足珍贵，需要长期坚持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
三、把握历史方位，多措并举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给宗教工作提出了新的战略任务。这次全会明确提出：“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要准确把握当前宗教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同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团结引领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共同奋斗。
切实加强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发挥大统战工作格局优势，健全宗教工作体制机制，压紧压实宗教工作责任。着力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做好宗教工作特别是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的能力，提升从政治上观察处理宗教问题和防范化解风险隐患的能力。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发挥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建强守牢基层意识形态阵地，加强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激发宗教界主动作为、自我变革的积极性，对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至关重要。加强对宗教界的思想政治引领，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我国宗教。加强对宗教界人士的政治教育、法治教育、文化教育、宗教教育，加强精通经典教义、精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层次“双通”人才建设，发挥好示范带动作用。坚持问题导向，支持引导宗教团体将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作为首要任务，深入查找梳理与之不相符合、不相适应的问题，在教义教规、管理制度、礼仪习俗、行为规范等方面体现中国特色、适应时代要求，提高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水平。
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队伍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养一支思想政治坚定、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学风优良、善于创新的宗教学研究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队伍建设，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观大局谋大势、指方向明方略，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宗教工作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党的宗教工作实践的最新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最新发展，是做好新时代宗教工作的总纲要。要完整准确全面领会和贯彻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深刻理解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用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指导宗教研究工作。加快构建我国宗教学自主知识体系，加快建设宗教工作智库，把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等宗教领域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为主攻方向，深化战略性、基础性、现实性问题研究，把我国宗教中国化研究纳入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重要论述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从理论上讲清楚其中蕴含的道理、学理、哲理，构建我国宗教中国化理论体系，为党的宗教工作提供有力有效智力支撑。加强宗教领域国际斗争和对外交流，增强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的国际话语权和说服力。
（作者：中央统战部宗教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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