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至11月，美国经历了历史上最长的联邦政府停摆，数十万联邦雇员停薪、公共服务中断，国会在预算与政策方向上的对立几乎使国家治理陷入停滞。几乎同时，席卷数十个州的“不要国王”全国性抗议浪潮爆发，数百万民众走上街头，直接将矛头指向美国政府的执政方式与政治权威,“制度失灵”与“社会失序”并行的状态构成美国社会撕裂的集中写照。这并非偶发性的政治震荡或社会危机，而是美国长期结构性弊病在关键节点上的集中显影。美国的社会撕裂已不再停留于观念立场或政策偏好的差异，而是演变为对制度合法性、公共权威乃至社会现实本身的根本性分歧。对美国社会撕裂的深层透视，不仅是理解当代美国政治与社会运作逻辑的关键，也为准确把握全球发展趋势、洞察国际格局演变提供重要视角，有助于以此为鉴更审慎地应对全球性风险与挑战，推动构建更加稳定、可持续的世界秩序。
一、美国社会撕裂问题之表征
时至今日，美国的社会撕裂早已从简单的社会矛盾延伸演变为结构性、多层次、长期化的深层分歧，贯穿政治生态、经济结构以及文化与身份等多个层面。
政治失序：联邦与次联邦的同步极化。在联邦政府层面，国会立法高度党派化成为常态。民主、共和两党在预算、税收、医疗、社会保障等关键议题上的立场，几乎严格按照党派“划线”。2025年12月，美国国会两党就是否延长《平价医疗法案》中的增强医保补贴问题展开的激烈博弈，便是党派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的典型例证。民主党坚持延长增强医保补贴以保障数千万美国人的健康保险可负担性，而共和党拒绝按目前补贴模式继续延长，并主张用市场化或替代机制重塑医保支持框架。该争议在国会表决中高度党派化，支持与反对几乎完全沿党派界线分布，跨党派妥协空间极为有限。立法僵局不仅反映出制度失灵，更使得原本旨在分权制衡的制度难以回应社会整体需求。尽管目前共和党全面掌控白宫和参众两院，但党内派系分化、制度性否决机制以及对行政权力边界的持续争议，使行政命令被频繁用于绕过立法僵局，立法程序则日益工具化、象征化，导致行政体系效率低下、正当性受损。同时，移民、堕胎、枪支、气候等议题的政策争论，被两党框定为意识形态象征，精英叙事通过媒体进一步强化公众的“敌我化”认知，深刻塑造了社会分裂的心理基础。这种极化趋势还通过制度与舆论机制迅速向州、地方及社会基层扩散。选区重划竞争下“安全席位”的增多使选举竞争重心转向初选，那些立场激进的候选人因此更需通过满足本党核心支持者的意识形态期待而胜出，并在执政后通过预算安排、立法优先排序与行政指令塑造地方治理结构，从而将初选驱动的极化倾向直接转化为地方层面的制度性意识形态取向。据此，“庇护城市”同联邦及州层面的移民限制性政策激烈对峙，形成支离破碎的“移民治理政策拼图”。地方公共服务、教育和警务政策分化显著，红州主张优先强化秩序以及与传统价值相关政策，而蓝州则更强调多元包容和社会服务扩展，从而造成居民即便同处一国也会因党派化治理而面对截然不同的制度环境乃至公共生活体验。这一“联邦—次联邦同步极化”结构严重削弱了国家整体政策协调能力。
经济失衡：“两个美国”的现实写照。美国社会撕裂问题在经济层面尤为突出，主要表现为收入与财富差距持续扩大、就业与地区发展高度不均衡以及代际流动受阻。美联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美国最富裕的前1%家庭约持有全国财富的30.9%，前0.1%的家庭持有全国财富的13.9%，创下历史新高；而底层50%的家庭所持全国财富份额仅为2.5%，且资产构成主要依赖自住房屋净值与少量现金存款，几乎不持有金融投资类资产（如股票、债券、共同基金）或私人养老金账户。资产结构差异意味着各阶层在财富累积机制上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逻辑，不仅加大了财富鸿沟，也使经济机会和生活前景呈现出“两个美国”的怪象。经济撕裂还通过就业结构与地区不均衡发展全面渗透。随着高技能岗位向沿海大都市集中，内陆地区与传统制造业区域长期承受就业岗位流失之痛，加剧了区域间增长路径的分化。都市与乡村家庭收入中位数差距因此不断拉大，已逼近3万美元。此外，代际流动性的显著减弱也加深了社会对经济撕裂的感知。调查显示，20世纪40—50年代出生的世代中，约92%的子女在30岁时收入高于父辈，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出生的世代，该比例已下降到50%左右。在一个惯以“向上流动”为核心叙事的社会中，子女超越父辈经济地位的概率越来越低，“努力即可逆天改命”的优绩主义信念正在失效。这不仅带来个体层面的失望与挫败感，也撼动美国政治文化中最具凝聚力的理念之一——美国梦。换言之，流动性的停滞使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意识到，传统叙事所承诺的阶层跃迁机遇正变得愈发稀薄，经济分化日益酿成短期难以修复的心理撕裂与社会认同危机。
文化失焦：共识消解与价值对立。长期以来，“以身为美国人为荣”所蕴含的文化与身份认同，对维持美国超级大国地位作用明显。然而，2025年的“美国价值观调查”结果显示，只有约半数受访者对身为美国人或对美国历史感到非常自豪，对目前美国的经济成就、向世界展示的良好道德榜样以及民主运作方式赞誉有加者比例更低。社会各界对诸如移民、堕胎与控枪等热点议题也鲜有共识。就控枪而言，皮尤研究中心2024年的相关调查显示，51%的受访者认为拥枪权理应得到保护，另有48%的人则强调管控枪支的重要性。这种对基本价值和社会现实的根本性分歧，使各方缺乏共同讨论的起点，公共争论实际上在两套平行认知中进行。此外，关于美国国内一些文化议题的探讨，由于大多直接触及自我认同的内核，故而时有用宣泄情绪和贴道德标签代替理性讨论的情况出现，甚至时常陷入自我标榜和“逢你必反”的困境。比如，在美国社会围绕跨性别议题、学校课程中的种族议题、宗教自由等问题的讨论中，对立双方常将彼此视为道德威胁：一方指责相关政策和实践“伤害儿童”、“破坏传统家庭与文化价值”；而另一方则批评这些立场构成“系统性歧视”、“侵犯少数群体的人权”。加之，身份标签与政党认同日益重叠，导致公共讨论不再发生在可协商的中间地带，而是在彼此封闭的价值体系中独自展开，从而变向引导社会群体将彼此视为价值威胁而非意见不同的公民，强化了社会边界对立与“道德部落主义”。
二、美国社会撕裂问题之动因
美国的社会撕裂绝非孤立或阶段性事件，而是政治协调能力下降、经济结构深度分化、身份界限快速固化与数字传播机制加速极化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机制不仅分裂利益与立场，也分裂群体身份、生活场域及事实认知，从而推动美国社会内部矛盾不断叠加，制度运行与社会整合的稳定性面临严峻考验。
资本主义积累模式变迁导致市场日渐脱嵌于社会关系、政治制度和文化结构之外，成为美国分裂的深层次根源。随着资本主义积累模式的演进，极端自由市场在美国的经济与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推动经济活动从社会关系中脱嵌，表现为劳动被重新商品化，土地与空间服从资本逻辑，金融体系主导分配结构，而政治则失去对市场的宏观调节能力。该趋势削弱了社区纽带、公共规范与社会保障等传统社会嵌入机制，结果便是阶层固化、地区分化、社区瓦解与制度信任度下降。当市场逻辑过度扩张时，社会必然会激发出一系列自我保护机制，尝试借助制度调控、政策干预与公共力量形成制衡。然而，在当代美国高度碎片化的社会结构中，这些反向压力往往很难汇聚为引导“再嵌入”的统一力量，反而沿着既有的党派、文化与地域裂痕运作，引发政治极化升级、文化认同壁垒强化、地方层面的自我应对与风险防范倾向增强。据此，社会反向运动不但未能有效修复市场脱嵌之殇，反而深化了美国社会的裂痕。
制度承载力下降使美国社会分裂由“可治理”转为“不可调和”。随着政治体制的功能性衰退，美国制度中用来防止多数暴政的制衡机制日益转化为“否决政治”，削弱体系整合多元利益、提供公共决策的能力。联邦政府立法停摆、预算僵局反复上演，最高法院在多项重大议题上的裁决呈现出明显的立场分化，司法中立性面临舆论质疑，州与联邦之间的权力争夺白热化，共同导致政策协商、制定能力下降，政府难以对社会需求作出及时而有效的回应。鉴于社会矛盾无法通过常规制度程序得到吸纳与调节，不同群体只能转向法院诉讼、街头抗议、媒体舆论与社交平台等“制度外渠道”寻求释放和共鸣，社会冲突由此外溢并在制度空转中愈发僵固，成为推动美国社会加速撕裂的结构性力量。
身份政治的扩张将社会多元差异转变为高度政治化的“群体边界”。在政治对抗加剧、动员色彩突出的背景下，美国社会的族群、文化与生活方式差异，逐渐被引导为不同身份群体之间围绕资源分配、社会地位与文化主导权的零和竞争。身份由此不再只是“我是谁”的社会分类，而变成了人们表达焦虑、失落和立场认同的政治符号，并在“人民—精英”、“内部成员—外来者”等二元对立逻辑中被策略性放大，用以动员支持者、划清阵营、强化对立。不同群体随之形成彼此封闭、各自为政的认知结构和道德评价体系，对他者缺乏基本信任，也逐渐失去了共享的国家认同与共有的未来想象。这种以身份为界的分化机制，将社会冲突从普通意见分歧擢升为群体间对立及生存对抗，既加深了社会断层，也使政治极化与社会“宗派主义”的根脉更加稳固。
数字平台的算法机制成为美国社会撕裂的“技术加速器”。平台传播逻辑推动公共议题从以事实、制度与政策为中心的理性讨论，转向以情绪表达、身份立场与道德指控为核心的对抗性叙事。公共领域主要承担协商分歧、整合共识的功能遭到改写，日益演变为政治动员与阵营巩固的场域。加之信息茧房与情绪放大机制强化了“我们—他们”的政治想象，使社会分歧不再被理解为不同群体之间的正当诉求差异，而被重新叙述为价值敌对与生存威胁。阴谋论与高度简化的政治叙事借助情绪共鸣迅速扩散，削弱了复杂议题中对事实、证据与程序正义的关注，使公共辩论更容易滑向道德指控与身份标签化。从政治权力结构看，算法选择性放大“极端声音”，实质上重塑了公共话语权的分配机制。专业媒体、政策专家与中间派政治力量难以在高度情绪化的传播环境中维持影响力，而善于制造对立、激活恐惧或愤怒的政治行为体则获得不成比例的话语优势。该变化不仅削弱了传统精英在塑造公共认知中的中介功能，也使政治妥协在传播层面被视为“软弱”或“背叛”。其结果是，美国社会逐步失去跨阵营共享的事实框架与解释体系，社会撕裂由此从单纯的意见分歧或政策偏好差异，向现实感知与认知维度的全面分裂悄然迈进。
三、美国社会撕裂问题之影响
美国社会撕裂的严峻现实，不仅在国内层面引发诸多乱象，削弱国家整体功能与社会整合机制，还在国际层面重塑美国角色，给全球治理带来不稳定因素。
社会共识的逐渐瓦解，造成国家治理效能弱化。一是政治共同体基础遭侵蚀。社会撕裂逐渐瓦解美国社会关于国家认同、制度合法性与公共利益等最低限度共识。不同群体对“谁是美国人”、“何为正义”、“哪些属于合法行为”给出大相径庭的回答，导致国家缺乏维系整体行动的认知基础。二是国家治理能力被压缩。在激烈的身份对立与政策极化的浪潮中，美国公共机构难以获得普遍信任，其权威性和公信力大打折扣。国家决策过程被党派诉求、群体情绪与媒体放大机制裹挟，在重大议题上常常陷入决策瘫痪与政策不稳定困境。这种治理能力的萎缩，使得美国在应对国内各种挑战时显得力不从心。三是社会风险结构发生改变。各种撕裂使得美国社会系统更易陷入冲突升级、公共危机政治化、治理失效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无论是大规模抗议、枪支暴力、选举争议，还是移民与文化冲突，都可能在高度极化的生态中演化为制度性危机。
美国社会撕裂的外部影响业已超越传统“国内问题外溢”的范畴，呈现出对美国国际角色的深层重塑。美国内部分歧削弱对外政策的稳定性与制度可信性，极化导致美国对外政策短视且颇具表演意味，弱化了美国在气候治理、全球卫生、科技规则等领域提供稳定公共产品的能力。相应地，外交工具的有效性正受到国内政治干扰。制裁、出口管制等被用于传递强硬姿态、回应选民情绪与党派压力，导致政策目标频繁调整、执行节奏不稳。由此，美国对外施压的可信度与威慑效应被削弱，战略工具难以形成持续的权力优势。社会撕裂和内部掣肘削弱了美国在多边体系中的协调与自洽能力，使得国际制度在规则制定和执行上更易遭遇干扰，加剧了全球治理的碎片化风险。长周期而言，这些负效应通过“内部分裂—外部能力下降—国际秩序失衡—反向加剧国内焦虑”的动态闭环急速放大，使其内生性问题不断外溢，增加了全球治理面临的不确定性与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社会撕裂的基本格局不会自动缓解，反而可能在多个领域大肆发酵。长此以往，不仅延宕美国的社会整合与制度协商能力，更有可能作为美国政治的持久底色嵌入制度运作、公共治理与外交实践之中，成为美国内部治理危机与外部战略不稳定相互激荡的关键动因。若不进行深刻的制度变革和社会调整，极有可能给自身和世界带来更多灾难。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少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