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营商环境不仅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必然要求，而且是上海在长三角乃至全国高质量发展中发挥引领作用的战略选择。本质上，这是一场从积累“制度资本”向培育“创新生态”的深刻转型，旨在为城市长远发展注入可持续的核心动能。
一般认为，营商环境建设蕴含“商业逻辑—政策逻辑—战略逻辑”三层架构，三者协同作用支撑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其中，商业逻辑是基础，政策逻辑是中坚，战略逻辑是引领。
一是生态化导向。超越传统“政策优惠”模式，转向构建如“空气、水、土壤”般的系统性发展生态。通过产业生态建设、场景开放、社会共治等，营造要素集聚、主体互动、创新活跃的生态网络。
二是协同化格局。打造国资、民资、外资协同发展的价值网络，让国资发挥“压舱石”功能、民资担当“创新主力”、外资提供“全球链接”，三者优势互补、相互赋能。
三是精准化服务。建立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的智敏感知系统，构建不打扰企业、不侵入隐私的需求感知机制，实时捕捉市场情绪、企业诉求、技术变革趋势，推动政策供给与市场需求精准匹配，提升制度红利的直达效率。
新起点上，上海应持续深化制度创新、完善生态系统，以最高标准借鉴国际惯例、以最好水平服务经营主体、以最佳实践推进改革创新，既坚守改革底线又回应发展需求，既夯实制度基础又保持创新活力，通过“对标与对接、稳定与应变、他律与自律、联通与适配”的四重协同，努力打造全球高端要素引力场与原始创新策源地。
第一，对标世行体系与对接主体诉求：实现“国际标准”与“本土体感”同频。
世行营商环境评估体系为上海提供了国际化的改革标尺，其聚焦的流程优化、效率提升、权益保障等核心维度，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内在要求高度契合。下一步，要进一步对接本土企业的差异化诉求。通过“处长讲政策”、12345涉企诉求分办机制等渠道，精准捕捉企业在融资便利、要素获取、政策落地等方面的痛点。
在此基础上，建立与完善“评估指标—企业诉求—改革举措”的转化机制，让国际标准为本土实践赋能，让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和普通民众清晰地感受到改革带来的红利。
第二，保持相对稳定与坚持动态适配：实现“预期基石”与“创新空间”共生。
稳定的制度环境是企业安心经营的前提。上海连续多年推出营商环境行动方案，始终坚守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根本导向，保持政策的延续性和一致性，让企业形成“政策不翻烧饼”的稳定预期。这种稳定不是僵化停滞，而是在核心规则、公平底线等方面的持续坚守，如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等，为要素优化配置提供可靠保障。
动态适配是应对市场变化的必然要求。2026年版方案针对短剧、二次元等新业态明确监管分工，探索“容缺管理”“审慎监管”等模式，正是动态适配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可建立政策“预调微调”机制，通过智敏感知系统捕捉市场变化和技术变革，在守住风险底线的前提下，为新生事物留足成长空间，实现“稳定预期”与“动态创新”的有机统一。
第三，职能部门刀刃向内与市场深化优化：推动“政府赋能”与“市场自治”协同。
职能部门刀刃向内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动力。上海通过“一网通办”改革、跨部门联合监管、基层服务提质等举措，持续破除体制机制障碍，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例如，“一件事”集成服务减少企业办事环节，“无感监管”避免过度干预。这些改革本质上是政府通过自我革命释放发展活力，为市场主体松绑减负。
市场自身深化优化是营商环境提质的内生支撑。要引导企业强化合规建设、完善治理结构，形成良性竞争的市场生态；鼓励行业协会发挥桥梁作用，制定行业标准、化解企业纠纷，实现市场自律；推动龙头企业带动产业链协同，构建创新联合体，促进产业生态自我完善。
还应看到，政府与市场并非相互替代，而应形成合力：政府通过刀刃向内破除市场壁垒，市场通过自我净化提升运行效率，最终实现“政府有为、市场有效”的良性互动。
第四，强化资源可贸易与政策互操作：实现“要素流动”与“制度衔接”贯通。
资源资产的可贸易性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前提。上海依托“五个中心”建设，持续推动土地、资本、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打破要素流动的区域壁垒与行业限制，强化要素跨领域、跨层级聚合能力。比如，通过优化土地供给、激活资本活力、释放数据价值，让优质要素在更大范围内高效匹配，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提供基础支撑。
政策的互操作性是保障要素高效流动的制度保障。上海着力打破“部门墙”“政策孤岛”，通过“惠企政策集成包”“跨部门同题共答”等机制，强化政策制定的统筹衔接与协同配套，避免碎片化带来的效率损耗。下一步，要深化长三角区域政策协同，推动资质互认、标准统一、服务联通，让政策红利在更大区域内辐射释放；完善政策解读与落地指导机制，提升政策执行的一致性与精准度，确保企业清晰理解、便捷享受。
（作者分别为上海前滩新兴产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上海前滩新兴产业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