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基础研究资助面临诸多现实挑战，合理构建适应基础研究规律、激发原始创新的资助机制，是当前政府科技资助特别是基础研究资助亟待解决的政策问题。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提高基础研究投入比重，加大长期稳定支持。
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动力。在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基础研究作为科技创新源头活水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然而，当前基础研究资助面临诸多现实挑战，合理构建适应基础研究规律、激发原始创新的资助机制，是当前政府科技资助特别是基础研究资助亟待解决的政策问题。
基础研究资助面临三重挑战
基础研究看似科学的“无用之学”，却恰恰是孕育“大用”的母体。对基础研究的资助不仅受其自身发展规律的影响，也受到外部制度、环境、政策的制约。当前，各国基础研究资助普遍面临三方面现实挑战。
一是原始创新越来越难，基础研究门槛越来越高。当前知识积累日益庞大，“知识负担”沉重，原始创新越来越难，也越来越少。有研究表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多领域论文与专利的颠覆性分数逐年下降，科研人员产出首个专利的平均年龄逐年上升。基础研究的门槛越来越高，高水平的基础研究工作仅集中于少数顶尖大学和研究机构，整体研究工作偏向渐进式创新与应用研究。
二是制度环境对原始创新形成一定阻力。财政经费的问责机制、文献计量指标主导的评价机制以及科研人员的聘用评价机制被认为是影响原始创新的三大因素。资助机构在问责压力影响下缺乏对高风险研究的资助；同行评议机制倾向遴选共识性研究；文献计量指标实现了对部分产出的量化，但评价对文献计量指标的异化抑制了真正的创新。以“非升即走”为代表的科研人员聘用机制要求科研人员“快出成果，出快成果”，难以潜心开展原创性研究。
三是“少花钱办大事、办好事”的压力持续加大。受到全球经济环境以及多变地缘问题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各国财政可用于科技投入特别是基础研究投入的增量资金日趋紧张。与此同时，经济社会发展对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等的需求却急剧攀升。如何在有限资金下提升资助效能，成为突出难题。
资助机制直接影响创新效能
围绕“谁来资助、资助什么、怎么资助”这三个核心问题，近年来通过大规模数据分析和跨国家比较，研究发现资助机制对创新产生深刻影响。
在资助主体层面，私人基金会与公立基金会展现出明显差异。私人基金会更倾向于支持非共识、高风险的研究。基于英国生物医学领域私人基金会与公立基金会资助差异的分析发现，在研究主题的新颖性方面，私人基金会资助具有“老树开新枝”的特点，即资助传统研究主题，但形成了创新研究成果；而公立基金会则出现“新瓶装旧酒”的现象，即申请阶段标新立异提出新概念，但产出仍是传统主题的内容。
在资助对象上，“资助人”与“资助思想”两种模式各有侧重。对国外资助机构的案例研究表明，对人资助更有助于产生颠覆性、原创性成果。然而，还有研究表明，对人的资助在受到进一步绩效考核的压力之下，更多地增加了发文数量、被引数量、资助项目等传统绩效指标，但是在测度原始创新能力的颠覆性指数上甚至不如资助思想的项目表现好。
在资助方式上，稳定拨款与竞争性项目资助是当前普遍采用的两种资助模式。对日本化学领域稳定拨款与竞争性项目资助产出差异性的研究表明，竞争性项目资助的研究对象更分散，稳定拨款资助的研究对象相对集中。稳定拨款资助的研究更关注冷门主题，竞争性项目资助的研究更关注热门主题。延续资助是实践中提高竞争性项目资助稳定性的手段。基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长达40年延续资助的实证分析表明，获得延续资助的科研人员转变研究内容的概率更低，更聚焦既定问题持续攻关。同时，获得延续资助的科研人员的研究创新性更强。
使命导向型资助机遇与隐忧并存
使命导向型资助作为一种“以大科学应对大问题、大挑战”的系统性干预方案，通常面向国家安全或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采用自上而下的出题和指向性资助方式，近年来愈发得到各国政府重视。美国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推动国家科学基金会将基础研究与使命联结，欧盟“地平线欧洲”计划将使命导向方法贯穿于其资助始终，日本也通过科学技术振兴机构等推进实施战略性基础研究计划。在此背景之下，科研人员也感受到资助趋势的转变。2025年一项面向113个国家3234名科研人员和领导者的调查结果显示：67%的科研人员反馈其研究重点更加强调以使命为导向，50%的科研人员反馈在当前的资助环境下研究必须具有显示意义。
使命导向型资助在凝聚资源、开展重大任务攻关方面作用显著，但也可能对自由探索研究产生复杂影响。例如，有研究证实，使命导向型资助能够吸引更多自由探索研究关注使命导向研究主题，体现出积极的“引导效应”。然而，同一领域内，随着使命导向资源的大量投入，自由探索类研究的产出数量与原始创新能力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存在“挤出效应”。因此，平衡使命导向型与自由探索型资助，成为资助机制设计的关键。
营造激发原始创新的资助新生态
面向“十五五”，为更好发挥基础研究对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支撑作用，必须尊重科研规律，推进资助体系系统改革。
一是构建多元协同的投入格局。在保障财政投入稳定增长的同时，积极引导企业、社会资本和私人基金会投入基础研究。培育构建多种资助理念、资助模式并存的资助生态，为高风险原始创新提供多元化支持渠道。
二是推行差异化资助策略。对探索性强、风险高的思想型研究，应提高容忍度，设立非共识项目评审通道。对已证明具有潜力的研究方向，建立高效的延续资助机制，提供长期稳定支持，让科学家能够坐稳“冷板凳”、敢闯“无人区”。
三是弱化计量指标，突出创新与使命评价。破除以论文、影响因子等计量指标为导向的简单量化评估。在科研人员评价中，强化对创新能力、学术贡献与科研诚信的评价，遴选踏实科研的“真科学家”；在科研机构和资助机构评价中，强化对其战略布局、资源配置能力与管理效能的评价，推动评价回归问题实质。
四是动态平衡使命牵引与自由探索。使命导向型项目资助应定位于“筑高原、攻尖峰”。同时，需在国家级科技计划中明确保留相当比例的资金用于科学家自主选题，保障科研生态的多样性与可持续性，避免短期功利导向损害长期创新根基。
基础研究是科技自立自强的根本。面对新形势、新挑战，需要以更加系统、包容和富有远见的制度设计，改革完善资助体系，真正解放科研人员的创造力，为产生引领世界的原创成果、培育顶尖创新人才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从而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中把握先机、赢得未来。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