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地处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错带，不仅是思想文化的荟萃之地，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大舞台”，以兼收并蓄的姿态涵养出独特的地域文化。
山西是中国人类祖先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是中国历史上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流交融之地，因此造就了根植于中华文明、富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三晋文化，见证着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图为云冈石窟第20窟露天大佛。山西省委宣传部供图
两汉时期，山西作为“丝绸之路”东端的重要节点，成为不同文明交汇的前沿。随着佛教在中土盛行，多元文化的交流交融呈现出儒、释、道融合的历史特点，不仅影响了中国的建筑、雕塑、绘画等艺术形式，而且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历史走向。北魏前期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孝文帝崇佛拜佛，重视义理之学，使北魏佛教走上禅、理并重阶段。云冈石窟也由开创期的中亚犍陀罗艺术造像风格，转向了鼎盛期褒衣博带式的新服饰，体现了佛教艺术与汉文化的深度融合。这一时期，山西雁门人昙鸾等开创的“净土宗”就是儒、释、道融合的产物；东晋慧远则被公认为主张儒、释、道合流的第一人。作为中国本土宗教的道教，也吸收儒家学说和佛教经律格式等进行改革，寇谦之就据此创立了新天师道。建于北魏的恒山悬空寺，其最高层的三教殿中，儒、释、道三位鼻祖同居一室，开创了“三教合一”的文化奇观，影响深远。建于辽代的应县木塔，将佛教、道教及易理完美结合，文化价值不可估量。
这一时期，内徙的少数民族逐渐接受中原文化，他们许多优秀的文化因素，如服饰、饮食、宅居、建筑、舞蹈等也给中原文化深刻而持久的影响。胡床的引入改变了古代汉族席地而坐的传统；胡笳、琵琶、箜篌等少数民族乐器的传入，使中华民族乐器大家庭不断得到充实；秦汉以来的百戏歌舞因吸纳了西凉、高昌、安国、龟兹等地的胡乐歌舞而更加兴盛；北方少数民族慷慨高歌的传统，对山西地方戏曲的特色给予巨大影响。隋唐时期在南北文化交融和中外文化交流两方面实现了突破性进展，介休祆教楼印证了外来宗教与本土文化共存共荣；隋代虞弘墓汉白玉石椁上雕刻图案中的人物服饰、器皿、乐器、舞蹈内容以及花草树木，均取材于波斯和中亚诸国，是我国发现的反映中亚古国和东西文化交流最集中、最丰富、最珍贵的实物资料。
更多内容，详见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文章《文化中国 | 三晋文化“又日新”》
（策划：许华卿 唐媛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