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
河洛文化：传承文脉谱新篇
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
览黄河而知中国，临河洛而知华夏。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在我国5000多年文明史上，黄河流域有3000多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孕育了河湟文化、河洛文化、关中文化、齐鲁文化等，分布有郑州、西安、洛阳、开封等古都，诞生了‘四大发明’和《诗经》、《老子》、《史记》等经典著作。”河洛文化深刻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儒学渊源于此，经学兴盛于此，佛学传兴于此，玄学形成于此，理学肇始于此，有力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
一
《周易·系辞上》记载：“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一传说虽是远古先民对中华文明起源遥远的记忆，却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黄河与洛河对于中华文明诞生的重要性。河洛地区泛指黄河中游干流与其支流伊洛河交汇的地区，《史记·周本纪》说：“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这里地势开阔、土地肥沃、水陆相济、交通便利，成为历代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多种文化交流交汇交融地，由此形成了对中华文明影响深远的河洛文化。
河洛地区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远在约5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已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距今1万年左右，李家沟遗址呈现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连续演变。距今8000年左右的裴李岗与贾湖遗址展现了早期农耕文化的成熟，裴李岗遗址出土了数百件磨制石器和陶器，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迄今为止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管乐器——贾湖骨笛，可演奏七声音阶乐曲，享有“中华第一笛”美誉，反映了贾湖先民精神生活的多姿多彩。仰韶文化时期，河洛地区的文化影响力极大提高，庙底沟彩陶代表了中国史前彩陶艺术发展的高峰，彩陶文化的传播遍及大半个中国，“花开中国”现象体现了大规模的文化整合。河南巩义河洛镇双槐树遗址的先民，开辟出当时中原地区最大的聚落，双槐树遗址被称为“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河洛古国”，也是5000多年文明史的具体写照。这里发现的大型建筑群，具有中国早期宫室建筑的特征，为探索三代宫室制度及中国古代高台建筑的源头提供了重要资料。
国家的出现，国家制度的建立，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夏商周三代都曾定都于河洛地区，在洛阳盆地，洛河两岸几十公里范围内，汇聚二里头夏都遗址、商都西亳偃师商城遗址、东周王城遗址等，故司马迁称：“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历史上作为政治中心的都城也往往是文化中心，以先进的礼仪制度、都城理念辐射四方。距今3800年左右的二里头遗址被广泛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遗址，集中体现了诸多重大创新，比如发现了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宫殿遗址，呈现宫城居中、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居葬合一的多网格布局，确立了“择天下之中”建都的都城选址制度，首创“建中立极”的宫廷礼仪，创制了独特、发达的青铜铸造技术，等等。象征权力和威严的大型宫殿、反映尊卑与贵贱的各类墓葬，表明礼制存在与战争状况的青铜制品等，无不说明当时社会已步入国家时代。
河洛文化造就了无比丰富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无法估价的历史遗产和文化珍宝。左上图为出土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贾湖骨笛，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管乐器，可演奏七声音阶乐曲，享有“中华第一笛”美誉。右上图为殷墟博物馆展出的甲骨片，刻于龟甲和兽骨上的甲骨文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体系最完整的成熟文字，把中国信史向上推进了约1000年。左下图为出土于新郑李家楼郑公大墓的莲鹤方壶，既有承袭自西周的器型、彰显楚地青铜造型的龙纹和虎形足，也汲取中原以北青铜器的鸟形饰风格，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结晶。右下图为龙门石窟中最大的佛造像卢舍那大佛，龙门石窟是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为“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峰”。 河南省委宣传部供图
商代都城虽然几经迁移，活动中心仍在河洛地区，在都邑规划建设和政治体制创造等方面都比夏代更加成熟。偃师商城遗址有大城、小城、宫城三重城垣，城内有多处宫殿区。商朝后期殷墟遗址更是人类文明的宝库，一百多年来已发现甲骨约16万片，以及青铜器、玉器、骨器与石器等大量文物。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等出土文献资料，记载商代在政治制度建设方面有很高成就，比如用内外服制来统治广袤疆土的创举，对商政权的稳固有重大意义。再如殷商人以“上帝”为至上神的宗教信仰，是中国古代天命思想的重要源头。殷墟甲骨文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体系最完整的成熟文字，此后汉字形体虽然多有变化，但是构成文字的核心元素一脉相承，是维系中华文化根脉接续的重要载体。
周代河洛地区依然是历史核心舞台和文化中心区。历史记载，周公营建洛邑，制礼作乐，确立以宗法制、分封制为核心的礼乐体系，奠定了儒家思想的社会实践基础。反映周礼的文献主要有《周礼》、《仪礼》和《礼记》，其中《周礼》主要讲官制，《仪礼》、《礼记》讲朝聘、婚丧、祭祀、乡射和燕飨等多种礼制和周代典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职官设置、内政外交、亲族关系、宗教观念，以及宫室、车马、服饰、饮食等制度，贵族的社会生活情形等。周代的礼乐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礼乐规范不仅是政治制度的标准，也是处理人际关系和实施教化的标准，成为人们都有义务遵守的制度。在文学方面，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王风》、《郑风》等国风，多产生于河洛地区，占十五国风中的半数以上。
由上可见，河洛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中华文明起源如满天星斗，诸多文化区在漫长演化过程中相互交流、彼此融合，逐步形成了以中原河洛文化为重要核心、多层次向心凝聚的文明结构。夏商周时期河洛文化达到第一个高峰，开启了以中原为主导、融合其他区域文明的政治和历史进程，中华文明逐步从多元走向一体。
二
从先秦到隋唐的一千多年中，河洛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发展迅速，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等相继在洛阳建都，或以洛阳为别都。丝绸之路与大运河在这里交汇相融，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便利的交往交流交融条件，民族交流频繁带来了文化交流互鉴、吐故纳新，使得河洛文化拥有很强的融汇性与生命力。在这片神都奥区，繁华气象与历史厚重感交织，自然与人文景观辉映，太学、鸿都门学等学府林立，儒学与文艺并重。“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北宋司马光的诗句，精准勾勒出洛阳厚重的历史与文化底蕴。
东汉经学兴盛，许慎著有《五经异义》10卷，时人称“五经无双许叔重”，服虔通晓经学，著有《春秋左氏传解》、《汉书音训》等，应劭、郑众、周防、荀爽等亦有不少著作，对后世经学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河洛地区经学的兴盛，与东汉以洛阳为都城密切相关。汉光武帝重建太学，洛阳太学有数万名“太学生”，汉灵帝时刊刻了“熹平石经”作为经学标准范本。《白虎通义》统合经学今古文分歧，推动了经学系统化发展，被称为传统社会的“法典”，成为人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必修之“经”。
魏晋南北朝时期河洛地区是各种学术思想形成、发展、融汇的重要地区。玄学在洛阳及其周围地区形成，当时的名士就“贵无”与“崇有”、“名教”与“自然”、“形神”关系、“才性”关系等开展热烈争论。比如何晏、王弼等在洛阳探讨“本末有无”等形而上的问题，倡导“贵无”学说，提出“以无为本、以有为末”的本体论，主张为政要顺应自然，建立起独特的哲学思想体系。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七贤倡导“越名教而任自然”，他们的诗文对后世哲学、文学、艺术等产生了深刻影响。
汉魏以来丝绸之路的畅通，为河洛文化发展注入更多异域元素和新鲜血液。佛家学说传兴于洛阳。公元1世纪，汉明帝派遣使者到大月氏国求取佛教经典，获得佛祖释迦牟尼图像和《四十二章经》。公元68年，汉明帝敕令在洛阳城西雍门外修建了我国第一座佛寺白马寺。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民间广泛传播开来，至北魏末年，仅京城洛阳佛寺就达1367所。据《洛阳伽蓝记》记载：“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从北魏开始到隋唐达到开凿顶峰的龙门石窟，全面展示了佛教造像中国化的进程。佛教与儒学、道教相互影响、吸收扬弃，与华夏文化逐步融合，形成了中土佛教，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隋唐时期，大运河的开通极大便利了物资流通，使东都洛阳跃升为漕运重地，经济文化中心地位越发凸显，带动河洛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科举制度于隋代大业年间正式创立，唐代洛阳成为科举考试的中心之一，武则天在此首创殿试、开武举，国家级科举考试——省试和吏部铨选考试、关试长期在洛阳举行。通过科举考试，隋唐河洛地区涌现了众多杰出政治家、诗人和散文家，呈现出人才济济、群星璀璨的局面。韩愈重新提出以《大学》为纲领的理论体系，推动兴起古文运动，“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强调“文道合一”，“惟陈言之务去”，力矫风靡文坛300余年的六朝绮丽柔弱的文风，开创了我国文学史上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古文传统。这一时期，杜甫、刘禹锡、李贺、李商隐等巨匠在文学创作方面挥洒才气，褚遂良、吴道子、郑虔等艺术大家竞相涌现，为河洛文化的繁盛作出了巨大贡献。
自先秦至隋唐，“天下之中”的中原河洛地区不仅思想文化昌明，科技方面同样成就斐然。比如，古荥发现的汉代冶铁竖炉代表了当时世界冶铁技术的高峰，杜诗发明的水排鼓风技术较欧洲早1000余年，蔡伦在洛阳改进造纸术，张衡发明浑天仪和地动仪，张仲景著有《伤寒杂病论》，等等。从东汉洛阳城的“宫室光明，阙庭神丽”，到北魏时期“商胡贩客，日奔塞下”以至“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的贸易盛况，再到隋唐时期的东都洛阳“万国衣冠聚，千门鼓乐来”，这一时期河洛地区始终是中华文化的中心和高地，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极大丰富了中华文明宝库。
三
五代以后特别是北宋时期，运河漕运枢纽由洛阳转移到汴梁（今开封），汴梁逐步取代洛阳成为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河洛文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宋代画家张择端在《清明上河图》中生动呈现了汴梁的繁华景象，“观者见其邑屋之繁，舟车之盛，商贾财货之充羡盈溢，无不嗟赏歆慕，恨不得亲生其时，亲目其事”。
北宋时期是理学的奠基阶段，河洛地区则是理学产生的“摇篮”。著名理学家邵雍、程颐、程颢都在这里著书立说，在继承以往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创立了以性理为核心的洛学。宋室南迁后，二程的弟子将洛学推广到南方，其中对洛学南传起重要作用的有杨时，他“上接濂洛之传，下启罗（从彦）、李（侗）、考亭（朱熹）之绪”，被尊为“程氏正宗”、“闽学鼻祖”。洛学通过学术交流、师徒传承等方式在南方传播发展，形成闽、湘、浙、赣、川等地方学派。南宋时期，朱熹继承发展“二程”学说，集理学之大成，构建起一套更为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世称“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学术和主流思想，塑造了儒家文化的价值观。
宋代崇尚文治，都市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兴起，河洛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由“雅”向“俗”转变，更加雅俗相济。琅琅上口的宋词成为文学新高峰，当时欧阳修、苏轼等大批文人墨客游学访友，往来于京都汴梁和洛阳，他们的创作在题材和技巧等方面推动了宋词的进一步发展，河洛地区也涌现出贺铸、宋祁、陈与义、朱敦儒等一批著名词人，留下大量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市民文化兴起，各种勾栏瓦舍等固定演出地点随处可见，据《东京梦华录》记载：“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民间音乐、说唱艺术十分兴盛，各种文艺表演如小唱、鼓子词、诸宫调、散乐、百戏等应有尽有。高雅艺术方面，李建中的《土母帖》，郭熙的《早春图》、《窠石平远图》，赵令穰的《湖庄清夏图》，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等，皆为中国书画史上的杰作。器物方面，宋瓷代表了历史上中国陶瓷艺术的卓越水平，其中钧瓷色彩缤纷，汝瓷古朴典雅，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著名学者陈寅恪曾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河洛文化在宋代发展到鼎盛时期，润泽华夏、远播海外，传承于其后历代，对中华文明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河洛文化是中原文化的核心和主干，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不断向四周辐射。中华姓氏300大姓中有171个源于河南，有98个姓氏的郡望地在河洛地区，享誉海外的“客家人”是由中原地区士民多次南迁形成。西晋末年，中原士民南迁，由黄河流域渐次迁居到南方各地，被学界称为“客家先民”。唐代“开漳圣王”陈元光，五代“开闽圣王”王审知，率领众多将士迁住闽地，这些人的后裔有的以后又迁往台湾，至今仍称自己是“河洛郎”。河洛文化在当地生根传承，其所蕴含的自强不息、居安思危、务实创新等文化精神，逐渐内化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涵。
郑州歌舞剧院创排的舞蹈《唐宫夜宴》讲述了正值青春的女乐官在赴宴起舞的路上发生的趣事。妆造采用极具特点的三彩元素，再现风靡于唐代的女性面部潮流妆容“斜红”，还原丰腴多姿的唐俑形象，生动呈现出厚重的中华历史文化，2021年登上河南卫视春晚后迅速在全网火爆“出圈”。2025年11月4日晚，《唐宫夜宴》代表河南文艺界亮相第十四届中国艺术节。图为演出当天剧照。 河南省委宣传部供图 姚世敬/摄
推动河洛文化再创辉煌，既是河南作为文物大省、考古大省、文化大省的使命担当，也是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应有之义。河南按照党中央关于文化强国建设决策部署，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建设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文旅强省建设步伐加快，“老家河南”、“行走河南·读懂中国”品牌持续擦亮，“非遗进景区”、“演艺进景区”融入35个旅游休闲街区、18个旅游度假区、269个A级景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夏文化研究等“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成果丰硕，构建起较为完整的中原文化特色博物馆体系，全省建成非遗展示传习示范馆133个、非遗工坊529个、非遗主题空间50个，为守护历史文脉打下坚实基础。《唐宫夜宴》等“中国节日”节目打造活化利用典范，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洛阳龙门石窟等展示着古老文明的厚重，创作推出《大河安澜》、《鲁镇》、《老家》等精品力作，推动河洛文化绽放时代光彩。实施“舞台艺术送基层”、“高雅艺术进校园”、“中原文化大舞台”等文化惠民行动，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河洛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根脉，在波澜壮阔的发展演进中塑造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彰显着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见证着中华历史的悠久辉煌。河南将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更加自觉担负起历史责任和文化使命，以守正创新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用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中原儿女、涵育社会风尚，推动河洛文化发扬光大、再创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