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大国关系牵动国际形势，国际形势演变深刻影响国内发展，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强调，“外部环境越是严峻复杂，越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求“坚持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形成强大国内经济循环体系，以国内循环的稳定性对冲国际循环的不确定性”，阐明了新形势下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着力点。
国内大循环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基础和保障，而区域间产业转移则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动力和重要手段。近年来，引导区域间产业梯度转移成为宏观政策关注的焦点。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现阶段我国区域间产业转移仍存在产业分工不清晰、东部产业西进动力弱、中西部产业价值链升级难等若干问题，如何科学、有效推进产业转移仍是我国经济主战场上面临的重要难点。那么，我国区域间产业转移的规模有多大？有怎样的产业转移路径？哪些因素制约了产业或要素流转？这些问题的解答将为政策制定探明着力点。而厘清这些问题首先需要系统、严谨的产业转移测度方法以保证研究结论的科学性。
现有测度方法存在不足
根据研究视角的不同，现有的产业转移主流测度方法可以分为宏观和微观两类。
一方面，宏观视角的研究多是采用地区间产出份额的变化（如区位商等指标）来捕捉产业转移的方向，但此类测度方法的固有缺陷在于难以区分产出份额变化的根本原因。某产业在一个地区产出份额的增加或减少，既可能是各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差异导致的自然变化，也可能是该产业在地区间转移的结果。而当前宏观视角的主流测度方法难以有效剥离这两种影响，导致测度结果可能存在偏差。
另一方面，微观视角的研究多基于企业的注册地变更、跨区域投资或迁移数据来识别区域间产业转移。此类方法虽然定义直观、含义明确，但通常难以捕捉通过合同加工和环节委托外包等形式实现的产业转移。事实上，许多企业并未通过企业搬迁或者股权控制等方式进行显性的空间迁移，而是将部分生产环节外包给其他地区企业，从而实现实质上的产业转移。这种“隐性转移”在现有的微观测度方法下常常被忽视，导致覆盖面严重不足。
宏观微观引入科学工具
针对现有不足，产业转移的测度研究需引入更为科学的工具和方法。
在宏观层面，投入产出技术，特别是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的应用，将为完善产业转移测度方法提供新思路。这是因为区域间投入产出数据不仅能够客观反映各行业生产活动的空间分布，还能解构不同地区各行业生产活动对其他地区、其他行业投入品的消耗和依赖关系，进而通过分析产业间的技术经济联系和区域间的贸易流向，有效剥离各地区经济发展的独立影响，更准确地识别产业转移的真实规模与路径。目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组成的研究团队已围绕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表的编制工作形成了一系列扎实的研究成果。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已根据此类数据构建了区域间产业转移价值量测度模型。初步研究发现：2013—2017年，中国制造业省际产业转移规模已达到较高水平，相当于2017年全国制造业总产出的约35%。然而，东部省份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产业梯度转移占省际产业转移总额的比例不足三成，即大部分转移发生在东部区域内，削弱了公众对国内产业梯度转移的直观感受。此外，受中美经贸摩擦和新冠疫情的叠加冲击，2018—2023年，中国省际产业转移规模相比2013—2017年大幅萎缩了约50%。
尽管宏观层面的改进为产业转移的测度提供了系统的方法论，但是仍面临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等宏观数据发布滞后等问题。在微观层面，大数据技术的飞速发展突破了传统数据来源的局限，为完善产业转移测度提供了具有高颗粒度且强时效性的解决方案。例如，卫星遥感数据可以实时感知污染排放、夜间灯光等与生产活动密不可分的人类活动，直观反映区域经济活动强度和变化。又如，舆情监测和文本挖掘技术能够从新闻报道、企业年报或公告、行业报告等海量文本信息中，提取与产业转移相关的线索和趋势，弥补传统统计数据滞后性的不足。通过整合此类多源异构数据，利用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技术，能够实现对产业转移方向和规模的实时评估。
总之，完善产业转移测度方法，如同构建一套服务于国内大循环的“导航系统”，不仅能确保产业布局精准沿着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全产业链竞争力的轨道前进，更能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科学基础。
（作者杨翠红系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高翔系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