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扩大内需作出战略部署，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列为2026年经济工作要抓好的八项重点任务之首。为了深刻理解扩大内需战略核心要义、把握其实践要求，以更坚定的信心、更有力的举措把党中央扩大内需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本刊约请有关专家，分别从如何认识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怎样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如何扩大有效投资的角度，撰写相关文章，供广大读者参考。
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
◎ 方松海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内需问题，坚持把扩大内需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关系我国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内需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化了我们党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新时代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推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南。
一、准确把握扩大内需政策发展脉络
我国适应国内外形势深刻变化、对扩大内需战略的认识逐步深化，扩大内需的政策日益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融入国际市场，外部需求为促进国内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而爆发于1997年、影响延续至1999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得外需受挫。1998年2月党的十五届二中全会首次提出“扩大内需”，同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扩大内需定为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外需主导转为内外需并重。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市场化改革等举措，有效稳定了经济运行。
2001年底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出口导向型经济再次迎来爆发式增长，工业产能快速扩张，但贸易顺差过大、投资与消费失衡等问题也逐步显现。2005年因汇率改革与外需扩张，我国贸易顺差突破1000亿美元，同比增长218.4%，净出口对GDP增长贡献率比上年增加17.1个百分点、达23.1%。对此，200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和基本立足点”；2006年“十一五”规划提出，“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展，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
2008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将工作重点聚焦农村改革，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并提出“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着力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11月确定4万亿投资计划和促进经济增长10条措施，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立足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2010年“十二五”规划将扩大内需定为经济发展长期战略与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深度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同时，不断提升国内供给质量水平，着力释放国内市场需求，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内需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明显增强，扩大内需的机遇大于挑战。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着力增加消费需求”；2018年、2019年强调持续释放国内市场需求潜力；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十四五”时期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202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明确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支撑畅通国内经济循环三方面重点任务，构建起全领域扩内需框架；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使国内大循环建立在内需主动力的基础上”；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均把“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列为2025年各项重点任务之首，安排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2025年10月召开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从消费、投资、全国统一大市场三个方面对“十五五”作出部署；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把“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排在2026年经济工作8项重点任务首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明确将研究制定出台2026—2030年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
二、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的重大意义
内需是相对于外需而言的，包括国内消费和国内投资。理解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既要从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现实需要来认识，也要从我国发展阶段特征、大国经济独特优势来审视，更要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这个出发点和落脚点来考量。
扩大内需是应变局之需，是抵御外部风险挑战的关键抓手。外部环境越是严峻复杂，越要牢牢把握经济发展主动权。扩大内需的重要目的，是在复杂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加快形成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以国内循环的稳定性对冲国际循环的不确定性。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缘冲突持续扰动，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显著增加，外需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减弱，必须以苦练内功来应对外部挑战、掌握发展主动权。
从全球贸易格局看，部分国家推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推动关键产业“脱钩断链”、构筑“小院高墙”，干扰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全球贸易陷入低迷。世贸组织预测，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速将大幅放缓至0.5%。我国作为贸易大国，2025年进出口贸易顺差约1.19万亿美元，是全球唯一贸易顺差突破万亿美元的国家，这一方面体现了我国产业实力和国际贸易竞争力，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国内很大一部分产能依赖外部市场，容易受到外需波动冲击。抵御外部冲击离不开扩大内需这个“压舱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我国正是通过扩大内需成功稳住了经济大盘。
从国际产业链竞争态势看，全球产业分工体系正经历深度重构，我国产业发展面临“双向挤压”。在“高端被卡脖子、低端被抢份额”的严峻挑战下，激活国内超大规模市场，引导投资向新赛道、新领域布局，才能为国内产业渡难关、创造新优势提供有力支撑。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之所以能够连续11年位居全球第一、2025年销量全球占比上升至70.3%，重要原因在于庞大内需为企业突破核心技术提供了试错空间与利润保障，即便遭遇贸易壁垒，仍能保持稳健发展态势。
扩大内需是开新局之要，是大国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选择。我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2025年工业增加值41.7万亿元，约为2000年的10倍、1985年的120倍，制造业大国的发展后劲需要强大的国内需求支撑。大国经济优势之一是内部可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把大国这一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潜能的必然要求。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202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1.4万美元，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第一大网络零售市场，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且规模在持续扩大，处于消费持续升级阶段，具有全梯度、多元化的需求结构。国内超大规模市场潜能若得到有效激发，不但能成为全球优质商品、服务、技术的“引力场”，而且能以国内需求为导向，推动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创新高地”升级，在全球分工中掌握主动权，塑造长期国际竞争力。
塑造发展新优势的有力抓手。消费升级能倒逼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推动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优化产品结构；引导推动投资聚焦民生短板、新型基建、新质生产力等，不仅能直接拉动当期需求，还能优化长期供给结构，形成新需求引领新供给、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良性循环。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等等。这一系列重大布局蕴含着广阔的投资新空间和丰富的消费新场景，需要通过扩大内需来全面推动和塑造。
扩大内需是谋全局之策，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党和政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的任务部署既包括提高供给质量、优化分配格局、健全流通体系、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等完整内需体系的培育，也包括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厚植内需发展潜力等战略安排，既适配新发展阶段特征，更呼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从发展阶段看，2024年、2025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约为1.35万美元和1.4万美元，按世界银行标准，位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是当前我国扩大内需的重要制约，但也是内需增长的巨大潜力所在。当前城乡、区域居民收入和消费差距依然明显，2025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城镇的43.3%、消费支出为城镇的56.5%；西部地区2024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东部地区62.9%。同时，消费基础设施薄弱，叠加“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供给短缺”的供需错配，亟需推动供需两端协同发力，同时解决居民“有钱花”和“有好东西可买、有优质服务可享”的问题，夯实内需增长根基。
从民生需求看，随着时代发展，我国需求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已从“有没有”的生存型满足，全面转向“好不好”的发展型、品质型消费，向教育、医疗、养老、文旅等优质服务消费延伸，向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等绿色智能消费升级，向定制化、个性化新型消费拓展。2025年我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达46.1%，衣食住行等实物消费量位居全球第一。扩大内需，正是顺应消费升级趋势的关键环节，是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实现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良性互动的必然要求。
三、做好坚持扩大内需这篇大文章
“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指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这是“十五五”期间做好扩内需工作的重要遵循。
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惠民生是促消费的前提和基础，促消费工作要紧扣惠民生。一是着力提收入以增强消费能力。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有效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这是促消费的根本之策。202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提出城乡居民增收促进行动，促进工资性收入合理增长、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增收、扎实解决拖欠账款问题等具体举措。此外，还要多渠道稳定和扩大就业，优化创业促进就业政策环境，稳定收入预期，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让群众、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少一些后顾之忧，有底气、有信心去消费。二是扩大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市场比拼的不是“有没有”，而是“优不优”。正如注重商品品质、服务品质的商超和餐厅总是备受消费者青睐，更容易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要引导企业聚焦品质提升，品牌引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实增进消费者福利。2026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提出激发交通服务、家政服务、网络视听服务、旅居服务、汽车后市场服务、入境消费等重点领域发展活力，培育演出服务、体育赛事服务、情绪式和体验式服务等潜力领域发展动能。要创新支持举措，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三是强化政策协同联动，将惠民生、促消费政策更好衔接起来，健全促进消费制度机制，着眼群众所需、破除消费壁垒，逐步取消部分城市购房、购车等不合理、不合时限制性规定，优化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持续完善城乡消费基础设施，补齐农村物流、商超、售后服务等短板，让群众消费更便捷、更舒心。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对物的投资夯实了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基础，但随着传统投资领域边际回报率递减以及人口红利消退，投资于人的迫切性显著提升，投资于物也需开辟新空间，二者应紧密结合、协同发力。一是投资于人，壮大发展软实力。在全球产业竞争已从“资本密集”转向“人才密集”大趋势下，要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换，实现创新驱动、需求拉动，亟须加大对人的投资，推动人力资本积累，形成“人力资本红利”，投资于人潜力巨大。应着力以人力资本积累激活发展潜能，形成投资于人、稳预期、促消费、扩内需的良性循环。二是投资于物，筑牢发展硬支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明确提出，聚焦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努力增加制造业投资，加大重点领域补短板投资力度，系统布局新型基础设施，着力提高投资效率，增强投资增长后劲。“十五五”期间，国家还将结合发展需要，在城市更新、战略骨干通道、新型能源体系、重大水利工程、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领域，实施一批重大标志工程。三是积极扩大有效投资，要从机制设计安排上，更好发挥政府资金引导带动作用，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等重大工程和补短板领域建设，加强土地、资金、人才等各类要素协同保障。进一步打通制约民间投资的难点、痛点，解决民营企业“有钱不能投”、“有钱不敢投”、“有项目没钱投”等问题。
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一是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投资可着眼于推动就业、拓宽居民收入来源，形成稳定的消费能力支撑；可着眼于完善民生领域公共服务供给，提振消费信心；也可着眼于新技术与消费需求融合，培育沉浸式、体验式消费新场景等。要努力推动“有得选”走向“新里选”、“优中选”，以更优质的供给满足多元需求。二是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这是降低国内市场交易成本、确保国内统一大市场高效运行的重要前提。当前，产业内卷式竞争、地方保护主义、区域间壁垒等问题，都需要按照统一市场基础制度、统一市场基础设施、统一政府行为尺度、统一市场监管执法、统一要素资源市场、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的要求靶向破解，推动要素自由流动、商品服务公平竞争，促进区域城乡协同融合发展。三是坚持扩大对外开放。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与坚持扩大对外开放，两者并行不悖。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既不是搞一区一城自我小循环，也不是关起门来搞封闭运行。我们既要把发展放在自己力量基点上，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又要统筹用好全球要素和市场资源，在做强国内大循环的基础上，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形成内需与外需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
（作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研究室副主任）
责任编辑：祝念峰
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
◎ 徐朝阳
消费不仅是完整内需体系的重要环节，也是国民经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大环节的起点和终点。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大力提振消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深刻认识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长效机制的重大意义，坚持问题导向，构建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扩大居民消费体制机制，是进一步增强我国经济发展韧性、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关键战略抉择。
一、深刻理解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长效机制的战略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不仅是经济工作的具体抓手，更是关乎国家发展全局和长治久安的重大部署，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和战略考量。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内在要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消费一头连着宏观经济，一头连着老百姓日常生活。当前，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1.4万美元，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更多体现为对中高端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升级。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本质上就是通过增加居民收入、丰富消费供给，让人民群众更多更公平地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这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具体诠释，也是衡量经济增长成色的重要标尺。
畅通国内大循环、增强经济发展活力与韧劲的关键所在。随着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虽然短期内投资可以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最终消费才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消费是最终需求，是一国经济循环终点和新起点的有机统一。从经济规律看，当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城镇化后期，大规模投资建设需求下降，经济发展必然转向以消费需求为主要动力的新阶段。只有消费“暖起来”，经济才能“热起来”，才能形成消费引领生产创新、生产供给创造新消费的螺旋式上升，真正打通投资、就业、收入、消费的经济良性循环。
构建强大国内市场、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根本支撑。大国经济的优势就是内部可循环。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是市场”。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和最具成长性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规模市场，这是我们应对大国博弈和外部冲击的最大底气。通过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长效机制，充分挖掘和释放消费潜力，能够有效对冲外需波动的影响，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
二、准确把握提振消费面临的形势和短板
自党的十八大提出“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长效机制”以来，我国在建立扩大消费长效机制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一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显著增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实现重大转变，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2025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7%，其中消费贡献率达到52%。我国已稳居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2012年的20.6万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50.1万亿元。二是提振消费的“四梁八柱”制度框架基本建立。国家层面密集出台一系列促进消费、完善要素配置、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政策文件，市场体系的基础制度不断完善，消费市场设施加快联通，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比率持续下降，为消费扩大提供了坚实支撑。三是居民消费能力和品质持续提升。“十四五”期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水平显著提高，居民消费结构从生存型向发展型、品质型加快升级，服务消费占比稳步提升。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仍有待提升，我国消费领域“供强需弱”的结构性特征仍然存在，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制约着潜力的充分释放。
一是消费需求内生动力不强。内需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挑战，突出表现为消费率和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偏低。2024年我国最终消费占GDP比重约为57%，与全球发达经济体80%左右的水平相比仍有差距。其中，政府消费占比总体合理，但居民部门消费不足问题较为突出。2024年我国居民部门最终消费GDP占比约为40%，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约为62%，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约10-30个百分点的差距。这表明，我国居民消费能力受到制约，消费潜力没有充分释放，居民“能消费、敢消费”的基础还不牢固。
二是消费供给存在结构性短板。部分消费领域还存在一些限制性措施，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不能充分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导致潜在消费需求难以有效释放。服务消费需求快速增长，但我国居民服务消费占GDP比重仅略超20%，与发达经济体相比还存在差距。消费结构升级促使质量需求和服务需求较快上升，而供给结构难以适应新的变化，导致结构性过剩和短缺并存，在中高端医疗、教育、养老、交通等领域，市场准入限制较多，存在一定的供给抑制，导致供给能力跟不上需求升级的步伐，部分高端消费外流。
三是收入分配格局制约消费能力。我国收入分配格局仍然不够合理，主要体现在：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仍显不足；再分配制度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有限，社会保障体系有待进一步健全；第三次分配在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方面的功能尚未充分发挥。这就导致不同群体间收入差距较大，中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不足，影响了内需的持续扩大。
四是宏观经济因素对消费预期的影响。内需不足本身就会影响到消费预期。对经济前景的预期会直接影响个人对就业、创业和收入的预期，增加消费、投资的堵点和卡点，影响消费支出和投资选择。特别是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群体，收入预期转弱会导致消费收缩，产生连锁和放大效应。比如，我国房地产业曾对投资和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自2000年以来，我国居民部门资本形成总额（以新房购买支出为主）占GDP比重从5%左右一路上涨，2020年前后高峰期占GDP的12%，当前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对固定资产投资产生较大冲击，这直接影响居民消费预期和消费信心，给居民消费带来负面影响。与此同时，全球产业链重构、技术进步对传统就业岗位的替代效应，以及部分产业面临的结构升级压力，也影响了收入的稳定增长和消费信心的巩固。
三、加快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长效机制
扩大居民消费，既需要宏观政策积极有为，更需要形成长效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使居民有稳定收入能消费、没有后顾之忧敢消费、消费环境优获得感强愿消费”。这要求把扩大内需战略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扩大居民消费长效机制，形成释放居民消费潜力的可持续动力。
增强扩大居民消费的内生动力。消费的源头是人，人的发展是消费升级的基础。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是实现消费和投资良性互动的重要抓手，其核心是围绕人的全面发展加大投入，提升人力资本和民生福祉水平，从而贯通供给与需求、投资与消费，激活内生动能。首先，加大教育、医疗、职业培训等领域投资力度，通过完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提升劳动者技能素质，使其能够适应产业升级需求，获得更高收入，从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其次，通过扩大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覆盖面，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减轻家庭在重要民生领域的支出负担，降低家庭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从而有效释放预防性储蓄，使更多当期收入转化为现实消费，并推动消费向高品质、个性化、服务化方向升级。再次，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与升级，将为供给体系提供明确的市场指引和需求牵引，推动企业加快技术创新与产品迭代，从而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
补齐消费供给结构性短板。“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落实这一要求必须破除中高端商品和服务的供给抑制，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一是适应城镇化发展新趋势，释放城市发展提质增效的消费潜力。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从追求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和内涵式发展，这蕴含着巨大的消费升级潜力，能够带动住房、汽车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消费与投资需求。二是丰富服务消费供给，打破市场准入壁垒。聚焦人民群众对高品质医疗、健康、教育、养老等服务领域的需求，放宽市场准入，清理不合理限制性措施。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服务业领域，促进服务业提质增效，让国内供给能够满足中高收入群体的高端服务需求。三是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激发市场活力。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绿色消费、低空经济以及各类个性化、差异化的消费市场。通过创新消费场景，利用新技术、新模式激活潜在需求，使消费市场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扩大消费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通过“扩中提低”增强消费能力。一是着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与正常增长机制，确保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加快做大第二、三支柱养老金，一方面为资本市场提供“耐心资本”，另一方面让普通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能通过机构投资分享资本市场发展的红利。二是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加大对民生领域的财政投入，逐步建立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等社会保障待遇的合理增长机制，建立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常规化增长机制，确保全国最低标准稳步提高。
完善提振消费的宏观政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强调的扩大内需，并不只是扩大政府公共支出，必须在合理引导消费、储蓄、投资等方面进行有效制度安排”。一是优化宏观政策统筹协调，管理通胀预期。在宏观调控中，不仅要关注GDP增长，也要重视促进物价合理回升目标。物价合理回升，既有利于企业盈利改善，也能引导市场形成积极的消费预期，避免消费者形成“晚买就是赚”的消费延后习惯。要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的协调配合，将非经济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形成促消费的合力。二是优化财税激励机制，增强地方政府促消费动力。推动财税体制改革，研究建立更有利于鼓励地方政府改善消费环境的税收分享机制，使地方财政收入与本地消费规模进一步挂钩，切实增强“谁消费、谁受益”的财政激励，从根本上改变地方政府重投资轻消费的行为偏好。三是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场景。坚决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设施和监管，降低商品流通成本，促进商品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规范市场秩序，维护公平有序的消费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为扩大消费创造高效规范的市场环境。加快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推进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和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工作。
（作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祝念峰
如何扩大有效投资
◎ 赵 勇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扩大有效投资”。有效投资是国内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认识扩大有效投资的意义，准确把握其重点方向，加快建立和完善相关机制，对于扩大国内需求、做强国内大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作用。
一、为什么要扩大有效投资
近年来，党中央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环境与条件的变化，不断深化对投资工作的认识，作出了一系列新的部署。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形成市场主导的有效投资内生增长机制”。同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进一步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扩大有效投资。2025年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建议》再次强调扩大有效投资，将其列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点任务之一，并明确要求“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这既是在复杂经济形势下应对当前风险挑战的现实举措，也是着眼于国家长远发展与安全，着力改善民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所作出的战略部署。
扩大内需的迫切需要。投资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优化长期供给结构、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内需不足是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增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作用、建设强大国内市场，需要充分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以及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保持投资合理增长。《建议》提出，保持投资合理增长，实施一批重大标志性工程项目，增强市场主导的有效投资增长动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国家长期综合竞争力、推动人的全面发展，都需要有高质量的投资项目作为支撑。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其规模与结构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的质与量。据相关测算，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要求未来十年经济保持合理可持续的增长。当前，我国投资于物仍有很大空间潜力，一方面，一些重要产业领域投资不足，不少机器设备、基础设施有待更新升级；另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也推动大量新的投资需求快速涌现。此外，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共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在关键矿产资源、能源粮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以及前沿科技等领域面临激烈竞争，亟待提升安全保障能力，并在前沿基础研究、关键共性技术、商业应用与产业化等方面率先突破、形成优势。在此背景下，扩大有效投资成为实现增长目标、提升安全能力、赢得战略主动的内在要求。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关键举措。投资兼具经济与社会属性。有效投资不仅能扩大需求、促进增长，还具有显著的社会效应。相较于物质资本投入而言，我国在生育养育、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投入与民生需求、人力资本积累和人的全面发展要求相比不足，公共服务供给仍难以充分满足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需求，在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尤为突出。《建议》主要目标中明确提出，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实现这一战略目标，迫切要求扩大具有社会效益的公共服务支出，更加注重“投资于人”。
二、准确把握扩大有效投资的重点方向
从宏观经济角度看，有效投资是指与总需求及其结构相适配、能促进并创造新需求的投资。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三方面：有利于促进宏观经济供需总量平衡；有利于推动供需结构、产业结构等经济结构的动态优化；有利于创造新需求，促进经济持续增长。需要明确的是，有效投资不同于投资的有效性，前者侧重于供需关系与需求创造，后者侧重于投资结果。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扩大有效投资应聚焦以下重点方向：
提升人力资本积累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的补短型投资。这类投资旨在满足当前尚未得到充分满足的刚性需求，以及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安全需求。主要包括两方面：第一，与人的全面发展和福祉提升相关的人力资本投资，如普惠性生育托育、高质量教育培训、均等化医疗卫生服务、多层次养老服务等，特别是面向低收入群体、传统乡村和欠发达地区。这类投资直接回应民生关切，提升人力资本，具有显著的社会正外部性。第二，与提升重点领域安全能力项目建设相关的投资，如攻克关键共性技术“卡脖子”难题、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保障粮食能源矿产资源安全、建设产业备份系统等。这类投资战略意义重大，是应对外部风险挑战和确保国家经济社会运行安全的“压舱石”。随着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演变和我国海外利益拓展，保障海外投资项目与资产安全的投资需求日益迫切。
提升产业价值创造、增值和实现能力的升级型投资。这类投资旨在适应需求结构变化与需求升级，推动现有产业发展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主要包括：关键领域制造能力提升投资，围绕关键基础材料、核心零部件、先进工艺、重大装备等开展技术攻关、研发与改造；产业绿色低碳与智能化转型投资，围绕“双碳”目标推进能源体系转型、工业流程循环化改造及全链条智能化升级；生产性服务业能级提升投资，以赋能制造业为目标，改进研发设计、物流运输、商务服务等领域的服务效率与流程。
提升科技和产业深度融合能力的创新型投资。这类投资旨在为了培育壮大新动能，通过创新增加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主要包括：科技创新投资，面向世界科技前沿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开展基础研究与关键技术突破；科技成果转化投资，聚焦打造可落地场景、推动示范应用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投资，涉及技术集成、流程优化以实现规模化生产，以及组织变革、商业模式创新与市场开拓等方面。
三、建立完善扩大有效投资的机制
扩大有效投资作为实施扩大内需长期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已不单是财政货币政策问题，而是涉及公共财政支出结构调整、投资理念转变、投资决策机制优化、政府职能转变的系统性工程。必须通过大力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形成释放有效投资需求的持久动力。
建立符合经济规律的投资决策机制。进行投资决策需要协同研判供需态势，前瞻分析重点领域总需求及结构演变趋势，同步加强投资与产能监测，依据全社会及重点行业供需平衡状况与发展趋势，统筹确定投资规模、结构与方向，合理把握“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重点，引导各类投资主体科学把握发展趋势，确保有合理回报的投资需求。在此过程中，应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研究机构在信息收集、需求分析、产能预警等方面的专业作用，及时发布权威供需信息、投资指南与风险提示。
完善政府投资和有效带动全社会投资的引导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府投资必须发挥好引导作用”。《建议》提出，优化政府投资结构，统筹用好各类政府投资，加强政府投资全过程管理；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政府投资是落实国家战略任务、应对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有力政策工具，要继续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引导带动作用。必须坚持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两端发力，既推动政府投资提质增效，支持基础性、公益性、长远性重大项目建设，着力做好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各项工作，又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促进民间投资发展，鼓励和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和补短板项目建设，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更好结合。
完善扩大投资的保障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扩大投资机制，拓展有效投资空间”，“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要全面改善投资环境，形成良好投资预期”。一是政策保障。强化政策引导，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积极培育投资增长新动能，推动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升级，扩大新兴产业有效投资，前瞻布局未来产业项目，努力保持投资平稳增长。二是财力保障。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重，增加地方自主财力，强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发挥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作用，撬动不同来源、不同特征的资金共同参与投资，形成支持项目建设和运营的金融合力。三是市场经济制度和营商环境保障。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着力打通制约扩大有效投资的堵点卡点，推动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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