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扩大内需须在供需两侧协同发力
涂圣伟
扩大内需是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有效需求不足”列为风险挑战之一，强调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202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当前，内需不足已经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循环的突出症结。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既要立足当前，也要着眼长远，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一、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动态平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必然要求
经济活动是一个动态的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动态平衡是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条件，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前提。作为宏观经济分析中的两个重要概念，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相互作用决定了一个经济体的总产出水平和价格水平，从而决定了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状态。一般而言，当总供给小于总需求时，国民经济运行会表现为“短缺”状态，价格总水平趋于上升；当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时，国民经济运行会表现为“过剩”状态，价格总水平趋于下降；当总供给和总需求基本平衡时，国民经济运行则表现为整体平稳的状态。从理论上来说，保持经济稳定运行要求在宏观上达成供需均衡状态，这也是各国宏观调控所追求的理想状态。但现实中，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是偶然的、暂时的，而不平衡是必然的、常态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供需关系历经复杂变化，经济政策也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之间相机抉择，推动了经济总体不断向前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前，我国一直是供给短缺型经济，总需求持续大于总供给，彼时调控的重点是管理总需求、平抑通货膨胀、稳定市场物价。1998—2012年左右，受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相继冲击，内需不足问题开始突显出来，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成为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相应的政策更多是保持经济平稳运行、扩大国内需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从总需求不足转变为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矛盾的主要方面转到供给侧，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应成为宏观调控的主线，供需结构失衡逐步得到矫正。2020年之后，受内外部环境深刻变化影响，供给和需求双向承压，供需关系呈现新变化。
消费在国民经济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是扩大内需的重要着力点。2026年1月1日，“津旅时光号”天津北站—北京站线路正式开通运营，旨在以“铁旅融合”模式促进区域消费升级，推动京津文旅协同发展。图为当日，旅客在列车上沉浸式体验京津文化特色。 新华社记者 张帆/摄
当前，我国总供给和总需求关系中最突出的矛盾是供强需弱，集中表现为有支付能力的社会总需求持续低于经济的潜在产出水平。在消费领域，突出表现为居民消费率偏低，服务消费占比不高。近年来，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波动较大，在多数年份低于60%；居民消费率在40%左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10—30个百分点的差距。进一步看，我国居民实物消费水平与国外平均水平甚至与发达国家水平相比，差距并不是太大，真正差距比较大的是服务消费，包括教育医疗、家政服务、养老护理、文化旅游等。在投资领域，则主要表现为投资动能减弱，资本边际回报率下降，民间投资信心不足问题较为突出，民间固定资产（不含农户）投资额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重已低于50%。同时，投资结构仍待优化，相较于物质资本投入，社会民生和人的全面发展相关领域的投入不足。
供强需弱不只是总量的不平衡，还表现为结构的不适配。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供强需弱理解为需求不足，还要看到供需适配性不强导致的有效需求潜力挖掘不足。在我国供给体系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的进程中，部分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结构与社会需求结构不匹配，传统供给冗余与优质供给短缺并存。比如在养老、育幼方面，截至2024年年底，我国注册登记的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数约334万张，与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数量相比仍有较大缺口；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仅4.08个，入托率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相比有较大差距。
尽管供需失衡是常态，但必须看到，如果供强需弱矛盾持续加剧，会对国民经济造成多方面的系统性危害。在宏观层面，表现为经济波动加剧、物价低位运行、发展风险积累，还会导致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下降，制约经济潜能释放。在微观层面，表现为企业“内卷式”竞争加剧、利润空间持续收窄，甚至陷入发展困境。更重要的是，有效需求不足、发展预期不稳，会进一步抑制企业投资意愿和创新动力，制约产业结构升级和新质生产力发展，不仅对短期经济回升向好产生影响，还会对国内大循环的内在稳定性和长期成长性形成制约，影响中长期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全面客观看待供强需弱的成因
为什么会出现供强需弱？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结合这些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认识清楚驱动总供给和总需求发展的内在机制和影响因素。从生产体系和供给能力角度看，“供强”是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新型工业化、信息化等推动社会生产力快速提升，打破原有供需平衡的条件下出现的。从市场环境和需求冲击角度看，“需弱”是在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房地产深度调整、国际经贸环境深刻变化以及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等影响下，有效需求扩张速度跟不上供给扩张速度的条件下出现的，是发展中的矛盾、前进中的问题。把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供强需弱矛盾的产生主要归结为三个原因。
第一，供强需弱矛盾的形成与长期以来公共资源配置模式和发展路径相关。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我国生产能力相对滞后，地方政府在进行公共资源配置时偏向于扩大投资、提高生产能力，用于社会民生和居民消费的比例相对偏低。这种发展模式在特定历史阶段推动了生产能力的快速提升，但由于内需增长未能实现同步，进而形成供需缺口。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深度参与国际分工，融入国际大循环，形成了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格局，国内产能通过世界市场得以消化，供需实现了阶段性平衡。当然，这种主要依托外需实现的平衡，也是一种脆弱的平衡。近年来，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世界贸易组织预测，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增速为0.5%，大幅低于历史平均水平。我国是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外需空间的结构性收缩已经成为长期趋势，但内需增长短期内还难以全面替代或弥补外需收缩产生的缺口，供需失衡从隐性转为显性。
第二，我国经济发展阶段转变对供给和需求实现新平衡造成影响。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必然经历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依靠传统要素投入、投资拉动增长的边际效应会逐步递减，投资和消费增速往往会持续回落，形成一个具有长期性、波动性的调整转换期。我国当前正好处于这一关键转换期。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入中后期阶段，大规模基础性投资的范围和规模随之收缩，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部分传统产业产量陆续达峰，投资下行直接影响就业岗位供给和居民收入增长。同时，以往在经济追赶过程中形成的“重生产、轻分配”模式，导致居民收入增幅长期低于经济增幅，近年来虽然逐渐平衡，但劳动者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均低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影响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另外，我国居民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已经基本结束，居民消费需求开始由量向质转变，但适应居民品质化、个性化需求的新产品创新应用和供给不足，加剧了供需结构性矛盾。
新材料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是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图为2025年7月2日，位于山东省龙口市的一家高分子材料公司新材料展示中心展示的一款用于机器人仿真皮肤的新材料。 新华社记者 徐速绘/摄
第三，人口、科技等基础性因素发生深刻变化，对供需的调整和平衡带来长远影响。从人口因素看，我国总体上已由人口增量发展转向减量发展阶段，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趋势性特征，对宏观经济产生结构性影响，直接影响到供需关系的调整和平衡。一些国家的经验表明，人口负增长或更深度老龄化会产生抑制社会总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效应。从技术因素看，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其影响远超以往技术变革，对供需平衡带来的影响更为深远。人工智能及其驱动的产业创新，催生出全新的消费品类和业态，丰富了社会供给种类，不仅创造了新的需求，也引领需求的进一步扩张。也要看到，科技创新同时具有破坏性，会对旧有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平衡造成冲击，甚至可能引发短期的经济波动。比如，技术进步带来的传统就业岗位替代效应日益显现，结构性就业矛盾更加突出，短期内对部分群体的就业收入带来影响，进而束缚了需求潜力释放。
三、推动供需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动态平衡
大国经济的特征都是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近年来，我国大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内需对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作用持续巩固，但供强需弱制约经济循环顺畅运行的问题仍比较突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列为2026年经济工作要抓好的八项重点任务之首，强调“围绕做强国内大循环，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十五五”时期，要立足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增强供给和需求的适配性、平衡性，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
坚持供给侧和需求侧协同发力。供给侧和需求侧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破解供强需弱矛盾，供需两侧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要统筹促就业、增收入、稳预期，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清理消费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健全政府投资有效带动社会投资体制机制，着力扩大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有合理回报的投资需求、有本金和债务约束的金融需求。同时，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以自主可控、高质量的供给适应满足现有需求，创造引领新的需求。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搭建供需对接平台，促进供给和需求精准匹配、高效协同。
推动消费和投资良性互动。消费和投资是内需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认为，投资是快变量，能够快速拉动需求、稳定经济大盘；消费是慢变量，需要长期培育、持续发力。当前扩大内需，关键要促进消费和投资良性互动。一方面，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优化政府投资结构，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高质量推进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项目建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增强市场主导的有效投资增长动力。另一方面，制定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和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优化“两新”政策实施，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大力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释放服务消费潜力。
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破解供强需弱矛盾，单纯依靠短期政策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把强化政策引导和推进深层次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在政策方面，统筹好各类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政策、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的关系，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联动，发挥好产业、价格、就业、消费、投资、贸易、区域、环保、监管等政策的协同效应。强化宏观经济预期管理，全面稳定社会信心和引导市场预期。在改革方面，优化合理引导消费、储蓄、投资的制度安排，建立健全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高标准市场体系，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破除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障碍，促进要素资源更多流向高效供给领域和有效需求领域。
更好统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内外需市场本身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扩大内需并不意味着放弃外需，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一方面，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和强大生产能力优势，使国内大循环建立在内需主动力的基础上，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实现良性循环。同时，以稳固的国内经济循环吸引全球要素资源，提高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能力，更好争取开放发展中的战略主动。另一方面，适应国际环境变化，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以优质供给引领全球需求。在高水平对外开放过程中，有序扩大服务领域自主开放，有效释放服务贸易潜力。
作者：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