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
周 勇
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新闻传播学揭示新闻传播与舆论演化规律，是做好新闻舆论工作的理论基础和学科支撑。1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把新闻学列为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之一，要求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媒体时代媒介环境深刻变革，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面临新的形势任务，亟须建构立足中国实践、回应时代命题、打破西方话语垄断、赋能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自主知识体系。
一
传播是一种古老的社会实践活动，以各种形式无处不在地内嵌于人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交流的基础上促进人的联结，进而促成共识与秩序，由此成为国家和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自工业社会和大众传播事业开启以来，新闻在推动人的关系建构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闻媒体通过对客观世界的选择性再现，构建出新闻世界，影响着人的主观世界。整体而言，新闻传播从零散的信息传递，随生产力、媒介技术和社会信息需求的发展，逐步演变为系统化、专业化、全球化的社会活动与行业形态。必须看到，新闻是对事实的报道，同时又是观念的产物，在传播时必然包含着对事实的评价，反映着价值观的差异，因而以人类社会新闻与信息传播活动为研究对象的新闻传播学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
回溯历史，从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1919年更名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算起，新闻学在中国的发展已逾百年，传播学自改革开放后全面进入中国学界的视野也有超过40年的历史。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新闻传播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灵魂、确立逻辑起点，重构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内在逻辑和知识生产，形成了以“史、论、业务”三大板块为支柱的知识图谱，并在各专门领域垂直深耕，组成了系统的学科阵列，呈现出多元性、实践性、自主性的发展特征。但也要看到，作为现代学科的新闻传播学科诞生于西方，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依然面临不少问题。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指引。2025年5月10日，第五届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与会专家围绕“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与新时代新闻舆论工作创新”这一主题，展开深入交流与探讨。图为研讨会现场。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供图
中国新闻传播学科诞生之初参考借鉴西方新闻传播学科的理论体系和学科框架，至今仍受到西方主导的知识体系和评价体系的影响。实际上，西方新闻传播学科是以西方现代化实践为基源的产物，体现的是西方新闻观，背后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它们竭力掩盖新闻的阶级性、党派性、倾向性，标榜“客观报道”、“政治中立”等新闻理念，宣扬媒体是“社会公器”、“第四权力”、“无冕之王”，并将这套意识形态以“普世”名义行销全球，这使得打破它们所设定的框架，以另一种不同方式构建新闻学叙事变得特别不易。一些学者在教学研究的过程中，为迎合西方标准而弱化“以我为主”的学术自主，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从一种统揽全局的立场观点方法，降格为新闻学的一个分支，使其面临成为被表面尊崇实则割裂的“特区”、“飞地”的风险。从这个角度看，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是破解对西方话语依赖、彰显中国学术主体性的迫切需要。
新闻传播学科是源于社会实践、重视经验积累的学科，其学科特质决定了知识体系中存在很多以“添砖加瓦”方式积累形成的“知识碎片”。由于这些“碎片化”的知识未被统合成具有明确逻辑的完整体系，因此这一学科长期受到如幽灵般的“新闻无学”的指责。特别是在这个“万物皆媒”的时代，新闻传播学科积极主动地在人文学科内部进而到相关理工学科进行交叉融合、产生理论成果，以其广泛的学科包容性将大量非新闻传播业的现象与实践纳入研究范畴，然而在试图包罗万象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专业性价值被稀释的问题。这使新闻传播学科的整体研究出现了失焦，大量微观、琐细乃至象牙塔内想当然的研究议题分散了对学科核心问题的关怀。有学者举例，媒介物质性研究把媒介无限泛化，而我们要研究的媒体是有相对的含义和概念的，泛化了研究主体就等于失去了学科核心；平台和平台经济研究用的方法、理论、概念多数是其他学科的，相比之下，经济学、社会学在这方面的研究更为扎实。新闻传播学如果没有找准自己的定位，却忙于种其他学科的“地”，很难发挥出自身优势，也很难提炼出具有学科特点的核心概念。从这个角度看，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是重塑学科主体性、避免学科空壳化的迫切需要。
值得关注的是，在以互联网为底层架构的新媒体技术冲击下，如何丰富发展主要面向大众传播而形成的知识概念以适应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业结构性变革的新要求？这是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目前新闻传播学的知识，主要都是围绕以大众传播为主体的职业新闻传播活动得来的。工业化的新闻生产和传播过程，塑造了新闻传播学的基本知识体系。这种向内的研究方向在一定历史时期当然有其应然性和必要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发展，使研究被局限在狭窄的理论空间和知识话语之内，进而无法在更为基础、更为深广的话语平台和理论平面上进行知识的拓展与创新。特别是在当今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新闻传播活动从职业语境走向社会化语境。随着新闻传播格局的多元化，以大众传播为前提的理论很难解释今天纷繁复杂的媒介融合现象，比如面对包括人机传播等在内的新兴实践样态时解释乏力。与此同时，区别于新闻传播学科诞生发展初期与业界紧密结合的情形，当下新闻传播学界与业界之间的身份区隔存在扩大的趋势，学术研究与业界实践产生了一定的隔阂，使得学术成果难以及时对新闻传播实践发挥有效指导，学术研究存在“空转”隐忧。从这个角度看，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能更好地指导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二
一切学术的演进与发展，都既植根于自身学术史的深厚积淀，又锚定于现实发展需要的强劲牵引。我国的新闻传播学是基于独特的历史与现实语境发展起来的，加快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就要从中汲取丰厚营养。
汲取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丰厚营养。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受到关注。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办的《新莱茵报》，被列宁称为“革命无产阶级最好最卓越的机关报”。马克思、恩格斯把党报党刊看作是“在报刊领域能够以同等的武器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的第一个阵地”，看作是党存在和发展的标志；强调党报党刊应真正代表和捍卫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真诚地同情人民的一切希望与忧患、热爱与憎恨、欢乐与痛苦”；提出“只要报刊生气勃勃地采取行动，全部事实就会被揭示出来”的报刊有机运动理论、“必须承认它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通常为人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的报刊内在规律理论；等等。列宁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新闻思想的基础之上，明确提出并系统论述党报的党性原则，阐明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自由观，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推进到新的阶段。1901年，列宁在其创办的《火星报》上发表题为《从何着手？》的社论，提出了“报纸的作用并不只限于传播思想、进行政治教育和争取政治上的同盟者。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的著名论断。这些理论探索，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理论基础，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演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研究，从中汲取营养，能够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正本清源、筑牢基石。
汲取近代中国新闻学研究的丰厚营养。凡学之起，常在其对象特别发展以后。近代报刊在中国兴起以后，各界人士开凿出了从实践到理论的中国新闻学研究路径。19世纪末20世纪初，王韬、梁启超、孙中山等承袭中国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清议”传统，开近代报刊“文人论政”之风。尤以梁启超于1896年发表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最负盛名，文中提出的“去塞求通”等观点、“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等论述，后来被吸收到我国无产阶级党报理论中。1919年更名后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旨在“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拉开了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帷幕。此后，新闻学的著作、报刊、论文集不断涌现。1919年，徐宝璜的《新闻学》出版，系统阐述了新闻学理论，结合时代背景提出了供给新闻、代表舆论、创造舆论、输灌智识、提倡道德、振兴商业的“报纸六职务”；1923年，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出版，系统研究了新闻采访学，在内勤编辑更受重视的背景下明确了“外交记者”的地位；1927年，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出版，系统梳理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确立了中国新闻史研究框架。这三本中国新闻学“史、论、业务”领域“开山之作”的出现，开始构筑起中国新闻学的基础框架。此外，任白涛等也通过学术研究和办报实践，极大丰富了中国新闻学的理论视野。这些研究强调新闻在社会中的作用，对中国新闻学的研究路径与发展取向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还反映出我国学者将西方新闻学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而建构本土化理论体系的不懈努力，为今天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提供了宝贵借鉴。
汲取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丰厚营养。经过百余年探索，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一套既有普遍性又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理论体系。李大钊同志等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正是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学习共产国际与苏俄办报经验的过程中，结合自身的办报实践，形成了我国最初的无产阶级办报思想。1922年，李大钊同志在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提出“我以为新闻事业，是一种活的社会事业”，“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等定义，被认为是我国第一篇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释新闻事业的演说。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政权建设实践中，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的不同特点，以及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特殊使命，对党报性质、任务、功能、工作原则、工作方法等作出了许多新的理论概括和阐释。比如，在1948年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强调“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确立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重要思想；在1959年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报纸办得好坏，“要看你是政治家办报还是书生办报”，强调了“政治家办报”的重要思想；等等。这些重要观点，有力地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开启特色鲜明的中国化进程。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面对现实问题、顺应时代要求，提出“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的“思想中心”说，强调“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的新闻工作党性原则。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地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出新的理论阐释，为中国新闻传播学进一步继承传统、开拓创新提供了理论指导。
新闻传播实践是新闻传播学科发展的源头活水。近年来，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多项主题采访活动。图为2025年9月12日，“活力中国调研行”采访团成员在上海擎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观看人形机器人表演。 新华社记者 王翔/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围绕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科学回答关系党的新闻舆论工作长远发展的一系列根本性、战略性、全局性重大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新论断新表述，将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总书记用“五个事关”强调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地位作用，“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用“48个字”阐明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用“四个牢牢坚持”阐明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基本原则，“必须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牢牢坚持党性原则，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等等。这些重要理论创新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转化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的核心学术元素，将更加有力地引领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
三
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应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根基，打破西方理论范式路径依赖，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兼具理论深度、实践解释力与国际对话力的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
其中最关键的，是解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一定程度上“悬空化”的问题，将其置于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和国家社会发展实践中，回应、解释、解决当前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指引，为学科建设划定政治方向、学术导向与价值取向，是区别于西方新闻传播理论的本质所在，更是学科实现自主发展的核心根基。在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需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原理、立场观点方法深度融入学科理论建构、概念提炼与研究实践，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洞悉时代变化，回应新时代新闻舆论工作包括媒体融合发展、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一系列核心实践问题。应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破解对西方新闻传播理论的话语依附困境，摒弃“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预设，从中国共产党领导新闻舆论工作的百余年实践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中提炼理论素材和标识性概念，建构契合中国国情、反映中国实践的理论范式与知识图谱。同时，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守正创新，将其融入智能传播、平台治理等新兴研究领域，赋予其时代内涵与实践活力，确保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始终沿着正确方向推进，实现政治性与学术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统一。
学科体系是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载体，是连接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与实践应用的重要桥梁。加强中国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建设，应厘清学科发展脉络，界定学科内涵与学科范围，加强新闻传播学科内部分支之间的协调统一。推动跨学科融合发展，整合政治学、社会学、法学、计算机科学、心理学等外部学科的理论资源与研究方法，回应计算传播、媒介与社会治理等交叉领域的重大问题，同时也要明确学科的研究边界与创新空间，构建适应数字时代发展的现代新闻传播学科生态。推动高校、科研机构、新闻媒体实践单位协同创新，建立以实践问题为导向的知识生产机制，让学科研究紧密对接新闻舆论工作实践。完善学科教材体系与人才培养体系，培育兼具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素养、本土实践能力与国际视野的专业人才，为自主知识体系的持续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建构自主知识体系不是向隅而立的自话自说，而是要以产出中国知识、提供全球方案、彰显世界意义为目的，通过平等的国际学术对话，推动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国际化传播与创新发展。一方面，以理性客观的视角开展西方新闻传播理论本土化研究，梳理西方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脉络、理论范式与研究方法，挖掘其在媒介技术、受众研究等领域的理论贡献，结合中国新闻传播实践进行批判性吸收与改造，避免简单的理论移植与概念套用。另一方面，主动搭建国际学术交流平台，推动中国新闻传播学界与各国学界的双向互动，将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的鲜活经验与理论成果转化为具有国际辨识度的学术话语，向世界阐释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念、媒介制度与治理方案。在合作交流中，聚焦全球新闻传播领域的共性难题，如数字鸿沟、跨文化交流等，与国际学界开展联合研究，既提升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国际话语权，又让自主知识体系在全球视野中得到检验与完善。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