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
关中文化与时偕行
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
关中地区位于陕西中部的渭河平原，号称“八百里秦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从仰韶时代彩陶文化的绚丽多彩、西周青铜文明的熠熠生辉到秦汉隋唐的文化大一统传统，从古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到儒、释、道的思想会通，从“民胞物与”的关学创立到市民文化的繁荣再到红色文化的熔铸，关中文化与时偕行，推动中华文明辉光日新。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指出，“要把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文物保护好、管理好，同时加强研究和利用，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找到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连接点，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陕西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关中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
一
关中地区古河渠纵横、土质肥沃、气候适宜，“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孕育了悠久的农耕文明，成为古代王朝定都的理想之地，深刻影响着中国历史进程和中华文化走向。
蓝田人、大荔人和秦岭旧石器时代等远古遗存，在中国旧石器文化中具有代表性地位。从约8000年前的老官台文化粟、黍培育，到7000—5000年前仰韶时期的农业聚落，证实了成熟的农业生产体系已然形成。临潼白家村彩陶是关中地区万年文化史的重要见证，半坡“人面鱼纹”与被誉为“华山玫瑰”的花瓣纹等经典图案，集中反映了华夏先民的审美和原始宗教观念，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陶器上出现的刻画符号，为探索早期文字的起源提供了珍贵线索。西安半坡、临潼姜寨、高陵杨官寨的环壕聚落，揭示了当时社会复杂化的进程，成为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早期典范。
关中地区位于陕西中部的渭河平原，号称“八百里秦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从仰韶时代彩陶文化的绚丽多彩、西周青铜文明的熠熠生辉到秦汉隋唐的文化大一统传统，从古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到儒、释、道的思想会通，从“民胞物与”的关学创立到市民文化的繁荣再到红色文化的熔铸，关中文化与时偕行，推动中华文明辉光日新。左上图为人面鱼纹盆。右上图为何尊。左下图为秦始皇帝陵铜车马。右下图为大雁塔。 陕西省委宣传部供图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西周疆域广大，以周原、丰镐为中心，通过“封邦建国”将血缘与地缘结合，构建起拱卫共主的天下秩序，而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度，实现了家族伦理与国家政治的有机融合，奠定了中国社会数千年“家国一体”的基石。宝鸡周原遗址揭示了“古公亶父迁岐”的历史与都邑格局，毛公鼎、大盂鼎、大克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史墙盘等青铜重器，是西周政治文明和经济社会状况的实物见证。何尊铭文“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是现存“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见证，彰显了“择中建极”与“敬德保民”的智慧，为后世“大一统”与“多元一体”认同奠定了观念基石，逨盘、逨鼎体现了西周“德主刑辅”的治理主张。周朝的王官之学是诸子百家思想之滥觞，《周易》塑造了国人的辩证思维，《诗经》成为中华美学重要源头。西周青铜器铭文在汉字史上承前启后，铸刻了世界史上独特的青铜文明。孔子“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赞叹，正是对周文化辉煌成就的至高礼赞。
周平王东迁后，关中为秦人所据。“赳赳老秦”在此谱写了艰苦创业、变法图强的历史篇章。秦公镈、秦公钟见证了秦襄公护驾东迁有功、受封诸侯的史实。商鞅方升是商鞅变法的实物见证，其所体现的“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开拓精神与法家思想，是留给中国历史的宝贵精神财富。
二
历史上共有13个王朝在关中建都，自秦至唐千余年，关中文化达于鼎盛。秦汉雄风、大唐气象奠定了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关中见证了外来文明与中华文明的融合共生。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开创了多民族大一统的新局面。自秦汉起，大一统思想便被视作“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秦代创立三公九卿制和郡县制等一系列高度完善的政治制度，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采取统一货币、度量衡及法律等措施，奠定了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基础，汉代“承秦制”并“霸王道杂之”，德主刑辅，巩固了大一统，“百代都行秦政法”。秦始皇帝陵兵马俑与汉代石刻，铸就了秦汉文化博大的美学品格，展现了大一统国家的强盛国力。张骞“凿空”西域开辟丝绸之路，促进了文明交流。面积达36平方公里的汉长安城，与罗马城东西遥望，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吸引力的国际化大都会，全面展示了汉代文明的最高水平。在空前统一稳定的环境下，秦汉科技实现了系统性突破，形成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首个高峰。《太初历》的制定，《黄帝内经》的定型以及国家主导的造纸、冶铁、水利等技术的飞跃，这些以关中为政治决策与文化整合中枢的里程碑式成就，深刻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
汲取秦亡教训，汉初尊奉黄老之道“清静无为”，政治上“与民休息”，造就了文景时期“海内安宁，家给人足”的安定局面。刘安《淮南子》成为此时黄老思想与诸子学说的集大成之作。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儒学遂成为主流思想。官方创立太学，设五经博士。至宣帝于石渠阁召集诸儒讲论，黄龙元年博士增至12家，元帝时增为13家，经学大为兴盛。戴德的《大戴礼记》和戴圣的《小戴礼记》述圣言、礼乐备，刘向《新序》、《说苑》以故事阐述治道，桓宽《盐铁论》汇集儒、法治国思想，展现出治国理政的积极探索精神。西汉文史成就卓著，司马迁《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刘歆《七略》开创了中国古代目录学；汉赋成为“一代之文学”，彰显大汉雄风。东汉时期关中文化持续发展，贾逵、马融、杨震等经学大家使关中成为经学重镇，班固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曹全碑》、《西岳华山庙碑》是汉隶的代表之作。
隋唐时期，长安再度成为都城。“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作为中国里坊制封闭式城市典范的唐长安城，面积约84平方公里，其宫城、皇城与外郭城功能分明的规划，开创了都城新型规制，深刻影响后世及日本等东亚国家都城布局。唐朝在此健全了以三省六部制为中枢、科举制选官、州县制行政、府兵制辅政的完备体系，达到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巅峰，唐玄宗时的《大唐六典》对此作了系统整理。大唐政令从这里发出，通过驿道系统辐射全国，推动了科技、文化、艺术等全面繁荣。官修《兆人本业》助力农业发展，僧一行《大衍历》为当时最精密历法，《算经十书》奠定中国古代算学体系，孙思邈《千金方》、王焘《外台秘要》与官修《新修本草》推动中医药规范发展，颜真卿、柳公权的书法写就大唐风骨，阎立本《步辇图》、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描绘出大唐的宏大气象和高度文明。
长安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依托陆上与海上通道，唐朝的对外交流范围覆盖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乃至非洲部分地区。日本、新罗、波斯、大食等国使节络绎于途，至长安学习。长安西市胡商云集，将西域香料、珠宝输入，并把中国丝绸输往世界。唐三彩骆驼载乐俑凝聚着开放的唐人对盛世生活的赞美，何家村窖藏中的镶金兽首玛瑙杯等珍宝是长安作为世界性都会的实物见证。外来文化还深刻影响了唐代的文化艺术与生活。《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见证着异域宗教的传入与唐代宗教文化的鼎盛，西域的凹凸晕染法丰富了中国绘画的表现手法，胡旋舞、柘枝舞及中印融合的《霓裳羽衣舞》改变着唐代乐舞，章怀太子墓《马球图》生动记录了波斯马球等外来风尚的流行。
唐朝被称为“诗国”，关中则是其渊薮。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长安汇聚众多诗人，塑造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巅峰，“诗至唐，无体不备，亦无派不有”。关中诗人承《诗经》、汉赋之余韵，开唐诗之新风，把山水意境、家国情怀化作了大唐的满篇诗意。“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投身“诗文革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展现了他诗风的刚健清新。“七绝圣手”王昌龄，以“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壮志豪情，挥就了唐朝边塞诗的雄浑壮阔。中唐诗人韦应物的诗冲淡闲远，把唐朝的山水田园诗带入了“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的清悠之境。杜牧的七绝冠绝晚唐，他的《清明》、《赤壁》、《泊秦淮》、《江南春》是诗史合一、情景交融的佳作，流传千年、传诵至今。
唐朝开放、包容的文化气度，造就了儒、释、道多元交融的学术黄金时代。自唐高祖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开启的儒、释、道“三派讲论”，极大促进了三教融合。《五经正义》成为科举唯一官方定本，实现了经学统一并影响后世千年，现存西安碑林的《开成石经》正是唐朝经学繁荣的见证。唐朝还首创官修史书制度，编成《晋书》、《梁书》等6部正史，并开制度史编纂之先河，奠定中国史学的成熟格局。唐玄宗推动道教官学化并编修《开元道藏》，成玄英、吴筠等人融合儒佛思想、持续深化理论，形成包容性教义体系。长安作为全国佛教中心，官方设翻经院，大兴善寺、大慈恩寺等是著名译场，玄奘在弘福寺、大慈恩寺等处翻译了《大般若经》、《心经》等75部1335卷佛教经典并创立法相宗，华严、净土等宗派也在此创立汇聚，可谓集前代之大成，开后世之先河。
三
都城的变迁，使宋代以后的关中渐趋褪去作为全国政治、经济中心的帝都光环。“独以醇正称于天下”的关学，成为关中文化最具显示度和标识性的文化形态。以秦腔为代表的市民文化繁荣，成为关中文化的一大特色。照金精神赋予关中文化红色底蕴，长安画派、文学陕军让关中文化别开生面。
张载创立了作为宋代理学四大流派之一的“关学”，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千年演进。吕大钧兄弟创制中国首部成文乡约——《吕氏乡约》，将儒家伦理转化为具体社会规范，使“关中风俗为之一变”。金元时期，杨奂提出“王道之所在，正统之所在”，促进民族融合。明清时期，冯从吾撰《关学编》梳理源流，创建关中书院重振关学，其他关学学者以不同方式传承张载之学，吕柟、王建常、李元春、贺瑞麟等融合了朱子学，倡导穷经践礼；李二曲、王心敬等则尊奉阳明学，提倡明体适用。王徵翻译西方科技著作，重塑关学的科学向度。刘光蕡力倡“中体时用”，刊印西学、宣讲实学、筹办工业，推动关学的现代转型，其弟子于右任、李仪祉等接续师说推动中国近代化变革。以关学为代表的关中文化，在因应时代、融通交流中持续实现着自我革新。
伴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市民阶层的成长，关中文化在雅俗交融中迸发出鲜活的生命力。书院体系日臻繁盛，成为文教传承核心，横渠、关中、宏道等书院声名卓著，与州县学舍共倡“通经致用”，奠定了关中文化崇文务实的地域品格。以秦腔为代表的大众文艺声振林木，响遏行云，是关中文化最炽烈的情感抒写。近现代以来，西安易俗社编演新剧，改革旧制，成为中国戏曲改革的先锋，鲁迅称赞为“古调独弹”。陕西快书生动诙谐，华县皮影戏光影奇幻，凤翔泥塑色彩鲜明，关中剪纸粗犷豪放，成为关中文化的生动图景。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进入新时代，陕西加快推进文化强省建设，文化影响力持续提升。左上图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纪念馆。右上图为西安国家版本馆。左下图为西安碑林博物馆俯瞰图。右下图为实景舞剧《长恨歌》剧照。 陕西省委宣传部供图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关中大地曾爆发渭华起义、旬邑起义、三原“交农”等革命斗争，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并孕育形成照金精神。全民族抗战时期，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成为爱国青年奔赴延安的“红色桥梁”，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被誉为守卫边区的“南大门”。这些都为关中文化注入了深厚的红色基因。新中国成立后，西安城墙保护成为文物保护的光辉典范。“打起背包就出发”的西迁精神，赋予关中文化听党指挥跟党走的爱国主义新内涵。《东方欲晓》、《华山图》等“长安画派”作品，让关中文化联结起传统与生活。《创业史》、《保卫延安》、《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秦腔》等著作，在中国文坛形成“文学陕军”新气象。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进入新时代，陕西聚焦“以文铸魂、以文传脉、以文育人、以文润心、以文兴业、以文传声”，加快推进文化强省建设，文化影响力持续提升。“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成果丰硕，神木石峁遗址、宝鸡周原遗址、富平长春遗址等考古新发现，为解读中华文明提供了关键实证。关中革命纪念馆、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西安碑林博物馆新馆等建成开放。《延河》杂志首倡“新大众文艺”，《西北岁月》、《长空之王》、《人生之路》、《生命册》、《一路生花》、《主角》、《从西安到瓜达尔港》等精品力作吹响新时代号角。位于张载故里的横渠书院与近30所大学共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基地”。全省新建180多个“城市书房”和“阅读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实现五级全覆盖。文旅深度融合迈出坚实步伐，实景舞剧《长恨歌》累计创收超20亿元，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吸引游客年均突破200万人次。在西安举行的首届中国—中亚峰会、第十一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助力古老丝绸之路焕发勃勃生机。新征程上，陕西将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肩负起保护传承中华文脉的时代重任，以守正创新激活关中文化的强大基因，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贡献更大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