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正经历一场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深刻变革。这场变革不仅改变着生产生活方式，也在拷问我们关于知识、智能乃至人性本身的理解。在此背景下，“技术决定论”重新浮现。这种观点认为，数据、算法与算力或可解决一切问题，文科已然过时。然而，事实恰恰相反。
文科，又称哲学社会科学，是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群。人为意义而活，这是人跟其他动物的一个显著不同。意义不是纯粹的个人玄想，它通过社会互动生成，由社会制度确认，并在社会文化中传承。在人工智能技术剧烈改变社会的关键时期，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理解、阐释、塑造和捍卫人文价值与文科知识。这不是简单的学科再平衡，而是与技术演进的内在逻辑密切相关：人工智能擅长处理数据与识别模式，但它并不具备人类的意识、情感和道德判断等能力，无法触及人类智慧的深度与广度，而这些正是文科所致力于培养的人文内涵，对于增强人的可塑性、灵活性和创造性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科技一旦缺乏道德伦理约束，其强大的力量便会危及人类自身。因此，在拥抱人工智能的同时，我们必须更加重视人的主体地位，通过人文精神指引正确发展方向，从而使科技真正造福人类、避免走向歧途。
一、 文科能够确立价值尺度，为技术系统设置准绳
马克思指出，“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这种“内在尺度”便是体现人的价值追求、价值判断和价值创造的主体性尺度。人类思考的主体性价值，比如“意识”、“理解”、“能动性”、“创造力”、“道德”等，正是哲学、伦理学等人文学科所定义的人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
人应该如何生活？人生的意义何在？什么是正确的行动？这些古老的哲学问题追问的并不仅仅是如何高效达成既定目的，而是实质性的价值判断和意义建构。这些问题的解答必须依赖人的认知、实践、经验、情感、担当和理性，等等。在这一点上，人工智能技术是无法取代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做过一个著名的对比：“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无论人工智能的计算能力多么强大，在某种意义上，它依然是只“蜜蜂”：基于既定数据和内建算法进行优化，却无法像人类建筑师那样，把一个关乎“应该做什么”的价值目标，作为行动的根本前提。
这种“蜜蜂”属性，显示出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基础是“工具理性”。它的目标完全由人类开发者和使用者设定，其决策基于数学模型和概率计算，追求的是数学意义上的较优解。工具理性带来巨大的效率红利，但工具理性的极致化往往会遮蔽价值理性的缺失。例如，许多平台算法以点击率、在线时长为核心指标，其“征利”逻辑可能加剧信息茧房与社会隔阂，甚至侵蚀劳动者尊严。若将社会治理完全托付于此，我们便可能陷入孟子所警示的“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的困境。
人有超越功利的价值追求，不能被物化为工具。孔子曰：“君子不器。”因此，文科应当主动介入技术研发的前端，始终立足人的立场，确立技术发展不能逾越的价值原则。这并非是将科技与人文对立，而是一场深度融合：技术为人文思考提供实现路径，人文则为技术发展确立价值方向。从重视人的主体性来看，应该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主张，作为检验和引导一切技术的根本准绳。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例，其中蕴含的人文智慧、精神力量、道德伦理等，为我们提供了最基本的价值引领。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此“几希”者，就是人对道德律令的自觉与敬畏。机器并没有“四端之心”这样的道德感受器。但我们可以通过哲学社会科学相关的理论工作，将“仁者爱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伦理共识，转化为算法模型中可执行规则、可计算权重以及必须遵守的边界条件等，为机器“立心”，为技术“铸魂”。
二、 文科能够构建治理秩序，为算法逻辑划定边界
平衡利益、维护公正，是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的重要使命。一般来说，这一使命主要通过制定明确的法律条文和构建稳定的制度框架来完成，将社会维系在“秩序”范围以内。然而，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这些国家治理工具正面临新的挑战。特别是进入智能时代，掌握算法主导权的平台与作为数据生产者和算法接受者的公众之间，形成了新的利益冲突格局。
凭借数据驱动和统计优化机制，算法决策正在成为一种新型权力，而且非常隐蔽。算法会固化社会既有的不平等，并将其放大，形成技术性歧视，影响决策的公平性和可靠性。例如，内容平台追求点击率、评论数、收藏量等外在流量指标，那么算法自然会冷落一些缺乏爆点、难以博人眼球的作品。创作者为了在平台持续存在，不得不把迎合算法当成第一要务，而将倡导价值、呈现多元审美风格等追求置于次要位置。再如，在自动化信贷审批中，算法出于资金安全和利息增长的考量，会基于历史数据中的某些典型特征，对欠发达地区和相关人群形成系统性排斥。这些歧视隐藏在数学模型里，比传统的人为偏见更难被发现，从而也更难被纠正。这些都给社会治理带来隐患。
技术导致的不确定性，必须用制度的确定性来驾驭。“天行有常”，“应之以治则吉”。所谓“应之以治”，正是文科关于制度职能的体现。生产力进步，社会公平却退步，这是人类发展所不能容忍的。文科的前沿研究，必须深入审视人工智能的运行逻辑和相应的社会影响，注入人文关怀，构建一个驾驭算法权力的“制度笼子”，以引导算法的计算方向。《尚书》“政在养民”的古训进一步启发我们，施政的出发点是百姓的生计和福祉。相应地，技术的发展成果也必须转化为人民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是算法运行必须严守的边界。逾此边界，技术就会沦为作恶的工具。只有努力去设计可操作的具体政策工具，如算法影响评估、数据权益保护、平台责任认定等，以矫正算法逻辑的偏差，制衡“赢家通吃”的马太效应，才能将技术约束在人性边界内，实现真正的包容性发展。
三、 文科能够阐释文明内涵，为符号信息注入真实意义
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看，世界和历史是能量和信息的流动。不过，人之为人的核心，在于我们拥有主观的、不可替代的体验流，即我们感受、诠释并沉浸于意义的过程。马克思指出，“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人类发展的目标，并非单纯追求更高的能量转换效率或者更快的信息解码速度，而是渴望获得更丰富的体验、领悟到更深刻的意义。这是人类文明的精粹所在。
在自然物的基础上创造文化产品，是文化活动的一个基本特征。超越动物本能、追求“美”的创造性活动，是人类将客观世界转化为文化产品的先决前提。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人懂得“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一块石头虽是自然物，当它被打造成承载民族记忆的纪念碑后，便能获得不朽的文化价值。其关键就在于，人类将自身独特的“现实生活过程”赋予其中。
人工智能虽能以惊人的速度输出大量文本、图像和视频，然而，这些生成物本质上是空洞的，因为机器只能处理符号的排列组合（能指），却无法理解背后由人类历史和社会实践所赋予的深刻内涵（所指）。正如马克思所言：“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显然，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缺乏“现实生活过程”，一旦撇开人的实践，其内容只能是无源之水。
如果我们任由这类没有真实意义的生成符号泛滥，文化生态将面临“空心化”的巨大风险。当“龙门石窟”不再指向那些虔诚信仰与绝伦技艺，当“秦时明月汉时关”沦为算法拼接的概念组合，我们对历史的记忆将被稀释，对真相的敬畏亦会瓦解。这种符号的悬浮必然进一步诱发各种虚无主义，比如模糊历史真实与虚构意念的历史虚无主义，丢失现实语境和切身体验的价值虚无主义，等等。
面对人工智能生成的概率信息与人类意义建构之间的鸿沟，文科“阐释文明内涵”的文化职能变得至关重要。它不仅通过历史、哲学、文学与艺术来整理和再现人类的集体体验，在诠释过程中传承它们，更主动地将这些体验结构化、知识化、数据化，为人工智能提供高质量的“精神食粮”，并从一开始就赋予它坚实的根基。另一方面，就算是人工智能生成的一段影像，只有经由具备共情力与批判力的观众对其进行情感投射与意义解读，才能让它真正超越数据流，成为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强化人文教育，不仅是在培养个体的审美品位与批判思维，更是在巩固和发展整个社会的“意义共同体”，确保技术最终服务于提升人类“体验流”的丰富性与深刻性，而非侵蚀和异化人的存在。
四、 文科能够反思知识体系，为社会变迁提供分析范式
文科不仅记录和解释过去，更要在认识当下的基础上预测未来。唯物史观的出发点不是原则，而是事实，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面对智能社会这一前所未有的复杂系统，文科内含的理论探索、建构和拓展等功能也将迎来历史性的升级。
人工智能的广泛运用深刻重塑社会生产、生活与治理实践各个方面，也对各个领域理论创新提出现实需求。《易经》有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面对技术巨变，文科正在主动求“变”。“新文科”建设的推进，正是对这一变革的积极回应。新文科绝非简单的“文理拼盘”，而是文科思想体系与数据科学、计算思维等领域的深度融合。例如，“数字人文”通过对海量文献进行文本挖掘，可以分析出社会思潮更为隐微的演变脉络；“计算社会科学”利用大数据捕捉社会舆情与集体行为的轨迹，使我们对宏观社会趋势的把握从定性推理走向定量模拟，建立有效的风险预警和干预机制；“数字法治”将法律规则转化为代码指令嵌入监管系统，实现了从事后惩戒到事前与事中规范的治理跃升。这些探索为驾驭复杂社会提供了全新的分析工具。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一著名论断在今天有了新的实践内涵。新文科建设中研究范式的变革和分析工具的更新，使文科“改变世界”的能力有了质的飞跃。前沿科技与文科的深度融合，不仅能让我们更深刻地“解释”智能社会的运行逻辑，而且也能精准地“改变”其中的不合理环节，将文科的理论洞察转化为有效的社会治理策略。
升级文科的理论职能，不仅是文科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键契机。通过反思既有知识体系，革新理论范式，文科不仅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学理支撑，更能为全球智能社会的健康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通过上述剖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文科所研究的内容始终处于文明的核心位置。在智能时代，其重要性与紧迫性更被历史性地放大了。文科承载着人类对真善美的永恒追求，是我们探索世界、结成社会、传承文明的重要精神依托。它在今天尤为重要，因为技术的力量越强大，驾驭技术的智慧就必须越深邃。当人工智能等技术赋予我们更多“改变世界”的力量时，如果我们缺乏与之匹配的人性深度、制度远见和文明内涵，这种力量就极有可能脱离我们的掌控，转而反噬人类文明。诚如爱因斯坦所警示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人类的追求，从来都不是技术上的更高、更快、更强，而是通过更高、更快、更强的技术实现更多人的更大幸福。为此，我们理应更加重视文科，充分发挥其观照人性、解读文明、创造意义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以人文精神浸润技术理性，以社会正义规范算法权力，推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引领更加智能、便捷、高效并且充满人性温度的美好未来。
（作者：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马 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