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人工智能以技术赋能、理念革新、边界拓展为路径，重新定义世界、重构认知框架，为人文学科带来知识生产、价值规范、伦理约束等深刻变革的发展契机。与此同时，面对数智技术对人类交流方式、情感反应模式、道德伦理体系产生的强烈冲击，文科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人文精神在技术洪流中不断被兼容、被消解、被弱化，“文科无用”论调甚嚣尘上，“文科危机”再度显现。在此背景下，文科能做什么？如何以技术之力激活人文之思，在拥抱技术变革的同时，走出一条符合时代发展的文科建设新路？围绕这些问题，本刊邀请专家学者撰写理论文章进行研究阐释，供读者参考。
文科何以重要
◎ 苏德超
人类社会正经历一场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深刻变革。这场变革不仅改变着生产生活方式，也在拷问我们关于知识、智能乃至人性本身的理解。在此背景下，“技术决定论”重新浮现。这种观点认为，数据、算法与算力或可解决一切问题，文科已然过时。然而，事实恰恰相反。
文科，又称哲学社会科学，是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群。人为意义而活，这是人跟其他动物的一个显著不同。意义不是纯粹的个人玄想，它通过社会互动生成，由社会制度确认，并在社会文化中传承。在人工智能技术剧烈改变社会的关键时期，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理解、阐释、塑造和捍卫人文价值与文科知识。这不是简单的学科再平衡，而是与技术演进的内在逻辑密切相关：人工智能擅长处理数据与识别模式，但它并不具备人类的意识、情感和道德判断等能力，无法触及人类智慧的深度与广度，而这些正是文科所致力于培养的人文内涵，对于增强人的可塑性、灵活性和创造性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科技一旦缺乏道德伦理约束，其强大的力量便会危及人类自身。因此，在拥抱人工智能的同时，我们必须更加重视人的主体地位，通过人文精神指引正确发展方向，从而使科技真正造福人类、避免走向歧途。
一、 文科能够确立价值尺度，为技术系统设置准绳
马克思指出，“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这种“内在尺度”便是体现人的价值追求、价值判断和价值创造的主体性尺度。人类思考的主体性价值，比如“意识”、“理解”、“能动性”、“创造力”、“道德”等，正是哲学、伦理学等人文学科所定义的人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
人应该如何生活？人生的意义何在？什么是正确的行动？这些古老的哲学问题追问的并不仅仅是如何高效达成既定目的，而是实质性的价值判断和意义建构。这些问题的解答必须依赖人的认知、实践、经验、情感、担当和理性，等等。在这一点上，人工智能技术是无法取代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做过一个著名的对比：“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无论人工智能的计算能力多么强大，在某种意义上，它依然是只“蜜蜂”：基于既定数据和内建算法进行优化，却无法像人类建筑师那样，把一个关乎“应该做什么”的价值目标，作为行动的根本前提。
这种“蜜蜂”属性，显示出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基础是“工具理性”。它的目标完全由人类开发者和使用者设定，其决策基于数学模型和概率计算，追求的是数学意义上的较优解。工具理性带来巨大的效率红利，但工具理性的极致化往往会遮蔽价值理性的缺失。例如，许多平台算法以点击率、在线时长为核心指标，其“征利”逻辑可能加剧信息茧房与社会隔阂，甚至侵蚀劳动者尊严。若将社会治理完全托付于此，我们便可能陷入孟子所警示的“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的困境。
人有超越功利的价值追求，不能被物化为工具。孔子曰：“君子不器。”因此，文科应当主动介入技术研发的前端，始终立足人的立场，确立技术发展不能逾越的价值原则。这并非是将科技与人文对立，而是一场深度融合：技术为人文思考提供实现路径，人文则为技术发展确立价值方向。从重视人的主体性来看，应该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主张，作为检验和引导一切技术的根本准绳。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例，其中蕴含的人文智慧、精神力量、道德伦理等，为我们提供了最基本的价值引领。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此“几希”者，就是人对道德律令的自觉与敬畏。机器并没有“四端之心”这样的道德感受器。但我们可以通过哲学社会科学相关的理论工作，将“仁者爱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伦理共识，转化为算法模型中可执行规则、可计算权重以及必须遵守的边界条件等，为机器“立心”，为技术“铸魂”。
二、 文科能够构建治理秩序，为算法逻辑划定边界
平衡利益、维护公正，是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的重要使命。一般来说，这一使命主要通过制定明确的法律条文和构建稳定的制度框架来完成，将社会维系在“秩序”范围以内。然而，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这些国家治理工具正面临新的挑战。特别是进入智能时代，掌握算法主导权的平台与作为数据生产者和算法接受者的公众之间，形成了新的利益冲突格局。
凭借数据驱动和统计优化机制，算法决策正在成为一种新型权力，而且非常隐蔽。算法会固化社会既有的不平等，并将其放大，形成技术性歧视，影响决策的公平性和可靠性。例如，内容平台追求点击率、评论数、收藏量等外在流量指标，那么算法自然会冷落一些缺乏爆点、难以博人眼球的作品。创作者为了在平台持续存在，不得不把迎合算法当成第一要务，而将倡导价值、呈现多元审美风格等追求置于次要位置。再如，在自动化信贷审批中，算法出于资金安全和利息增长的考量，会基于历史数据中的某些典型特征，对欠发达地区和相关人群形成系统性排斥。这些歧视隐藏在数学模型里，比传统的人为偏见更难被发现，从而也更难被纠正。这些都给社会治理带来隐患。
技术导致的不确定性，必须用制度的确定性来驾驭。“天行有常”，“应之以治则吉”。所谓“应之以治”，正是文科关于制度职能的体现。生产力进步，社会公平却退步，这是人类发展所不能容忍的。文科的前沿研究，必须深入审视人工智能的运行逻辑和相应的社会影响，注入人文关怀，构建一个驾驭算法权力的“制度笼子”，以引导算法的计算方向。《尚书》“政在养民”的古训进一步启发我们，施政的出发点是百姓的生计和福祉。相应地，技术的发展成果也必须转化为人民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是算法运行必须严守的边界。逾此边界，技术就会沦为作恶的工具。只有努力去设计可操作的具体政策工具，如算法影响评估、数据权益保护、平台责任认定等，以矫正算法逻辑的偏差，制衡“赢家通吃”的马太效应，才能将技术约束在人性边界内，实现真正的包容性发展。
三、 文科能够阐释文明内涵，为符号信息注入真实意义
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看，世界和历史是能量和信息的流动。不过，人之为人的核心，在于我们拥有主观的、不可替代的体验流，即我们感受、诠释并沉浸于意义的过程。马克思指出，“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人类发展的目标，并非单纯追求更高的能量转换效率或者更快的信息解码速度，而是渴望获得更丰富的体验、领悟到更深刻的意义。这是人类文明的精粹所在。
在自然物的基础上创造文化产品，是文化活动的一个基本特征。超越动物本能、追求“美”的创造性活动，是人类将客观世界转化为文化产品的先决前提。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人懂得“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一块石头虽是自然物，当它被打造成承载民族记忆的纪念碑后，便能获得不朽的文化价值。其关键就在于，人类将自身独特的“现实生活过程”赋予其中。
人工智能虽能以惊人的速度输出大量文本、图像和视频，然而，这些生成物本质上是空洞的，因为机器只能处理符号的排列组合（能指），却无法理解背后由人类历史和社会实践所赋予的深刻内涵（所指）。正如马克思所言：“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显然，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缺乏“现实生活过程”，一旦撇开人的实践，其内容只能是无源之水。
如果我们任由这类没有真实意义的生成符号泛滥，文化生态将面临“空心化”的巨大风险。当“龙门石窟”不再指向那些虔诚信仰与绝伦技艺，当“秦时明月汉时关”沦为算法拼接的概念组合，我们对历史的记忆将被稀释，对真相的敬畏亦会瓦解。这种符号的悬浮必然进一步诱发各种虚无主义，比如模糊历史真实与虚构意念的历史虚无主义，丢失现实语境和切身体验的价值虚无主义，等等。
面对人工智能生成的概率信息与人类意义建构之间的鸿沟，文科“阐释文明内涵”的文化职能变得至关重要。它不仅通过历史、哲学、文学与艺术来整理和再现人类的集体体验，在诠释过程中传承它们，更主动地将这些体验结构化、知识化、数据化，为人工智能提供高质量的“精神食粮”，并从一开始就赋予它坚实的根基。另一方面，就算是人工智能生成的一段影像，只有经由具备共情力与批判力的观众对其进行情感投射与意义解读，才能让它真正超越数据流，成为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强化人文教育，不仅是在培养个体的审美品位与批判思维，更是在巩固和发展整个社会的“意义共同体”，确保技术最终服务于提升人类“体验流”的丰富性与深刻性，而非侵蚀和异化人的存在。
四、 文科能够反思知识体系，为社会变迁提供分析范式
文科不仅记录和解释过去，更要在认识当下的基础上预测未来。唯物史观的出发点不是原则，而是事实，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面对智能社会这一前所未有的复杂系统，文科内含的理论探索、建构和拓展等功能也将迎来历史性的升级。
人工智能的广泛运用深刻重塑社会生产、生活与治理实践各个方面，也对各个领域理论创新提出现实需求。《易经》有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面对技术巨变，文科正在主动求“变”。“新文科”建设的推进，正是对这一变革的积极回应。新文科绝非简单的“文理拼盘”，而是文科思想体系与数据科学、计算思维等领域的深度融合。例如，“数字人文”通过对海量文献进行文本挖掘，可以分析出社会思潮更为隐微的演变脉络；“计算社会科学”利用大数据捕捉社会舆情与集体行为的轨迹，使我们对宏观社会趋势的把握从定性推理走向定量模拟，建立有效的风险预警和干预机制；“数字法治”将法律规则转化为代码指令嵌入监管系统，实现了从事后惩戒到事前与事中规范的治理跃升。这些探索为驾驭复杂社会提供了全新的分析工具。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一著名论断在今天有了新的实践内涵。新文科建设中研究范式的变革和分析工具的更新，使文科“改变世界”的能力有了质的飞跃。前沿科技与文科的深度融合，不仅能让我们更深刻地“解释”智能社会的运行逻辑，而且也能精准地“改变”其中的不合理环节，将文科的理论洞察转化为有效的社会治理策略。
升级文科的理论职能，不仅是文科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键契机。通过反思既有知识体系，革新理论范式，文科不仅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学理支撑，更能为全球智能社会的健康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通过上述剖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文科所研究的内容始终处于文明的核心位置。在智能时代，其重要性与紧迫性更被历史性地放大了。文科承载着人类对真善美的永恒追求，是我们探索世界、结成社会、传承文明的重要精神依托。它在今天尤为重要，因为技术的力量越强大，驾驭技术的智慧就必须越深邃。当人工智能等技术赋予我们更多“改变世界”的力量时，如果我们缺乏与之匹配的人性深度、制度远见和文明内涵，这种力量就极有可能脱离我们的掌控，转而反噬人类文明。诚如爱因斯坦所警示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人类的追求，从来都不是技术上的更高、更快、更强，而是通过更高、更快、更强的技术实现更多人的更大幸福。为此，我们理应更加重视文科，充分发挥其观照人性、解读文明、创造意义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以人文精神浸润技术理性，以社会正义规范算法权力，推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引领更加智能、便捷、高效并且充满人性温度的美好未来。
（作者：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马 丽
怎样推进新文科建设
◎ 曹现强 申树欣
作为主动适应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战略举措，新文科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的国家战略驱动下，肩负着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与新科技革命深度融合、培育适应智能时代的复合型人才、构建人机协同的智能文明秩序的重要使命。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以“智慧涌现”之势突破技术临界点，一方面为新文科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与方法革新，注入了发展动能；另一方面也给文科领域带来了深刻的转型挑战，要求我们重新审视人文学科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更好把握新文科建设、构建新文科格局。
一、人工智能给文科教育带来的冲击与契机
当前，数智技术以前所未有的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深刻改变了知识生产与传播方式，给传统文科教育带来许多新问题、新挑战。而在面对数字伦理失衡、个体理性决策紊乱、人机协作关系异化等方面的问题时，文科也将彰显出更多人文价值引领的作用。
传统科研范式面临转型挑战。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与文科的深度融合，催生了数字经济、智慧司法、数字人文、智能传播等一批新兴研究领域与交叉学科生长点。与此同时，学科边界日益模糊，对传统文科“学科本位”的封闭体系造成强烈冲击，亟待打破学科壁垒，构建跨界融合的研究范式。人工智能文本生成、机器写作等功能的日益普及，逐渐模糊了学术创作的主体性与原创性边界，使得文科知识生产模式的合法性面临质疑，知识生产的权威性受到冲击。此外，大数据处理与大规模计算分析能力的强化，使得传统文科依赖的理论思辨、逻辑推演、经验分析等质性研究方式的局限性进一步凸显，研究范围的有限性、研究结论的主观性等问题日益暴露，迫切需要革新科研体系，推动学科交叉融通，主动回应新技术引发的新问题。
人才培养体系面临重构压力。一方面，传统教育存在把文科视为枯燥的条文、现成的结论和空洞的说教等现象，存在“小学科”认识局限，缺乏“大学科”视野，对于理论思维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有待加强。另一方面，当前教育结构较为单一，难以适应新技术发展对于综合性、跨学科和融通性等方面的要求。再有，现有文科师资队伍力量相对薄弱，存在观念滞后、数字素养不足、知识更新不够及时等问题，亟待解决。此外，传统文科教育评价管理体系也面临挑战，标准化、单一化的考核方式已难以适应多元化、个性化的人才培养需求，无法全面衡量学生的综合素养与创新能力。
文科价值引领迎来发展契机。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发展所伴生的算法偏见、数据滥用、技术异化、价值缺失等风险，其根源在于技术发展脱离了人文精神的规范与引领。而文科所秉持的哲学思辨、伦理准则、道德判断等核心价值，正是破解技术发展困境、引领技术向善、筑牢伦理红线与价值底线的关键。同时，文科作为传承人类文明、守护人文精神、涵养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能够抵御技术可能带来的文化认同弱化、情感共鸣缺失、精神世界空虚以及认知惰性滋生等诸多问题，守护人类文明的精神内核与文化根基。由此可见，技术越向前发展，文科的价值引领作用越显重要。文科正在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文科肩负的重要使命必将成为智能时代文明延续与发展的重要支撑。
二、人工智能时代新文科建设的重要意义
爱因斯坦说：“科学虽然伟大，但它只能回答‘世界是什么’的问题，‘应当如何’的价值目标却在它的视野和职能的范围之外。”技术发展的起点是满足人类需要，技术的不确定性需要人文精神的观照与引领，二者相辅相成、互为支撑，共同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迈向充满希望与光明的未来。为此，深化新文科建设已成为回应时代变革的必然选择，也是我们肩负历史使命的应有之举。
服务国家战略协同推进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时期，教育事业整体发展水平已进入世界中上行列，人力资源大国的优势持续巩固。教育优势为科技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储备与智力支持，科技进步为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要深化新文科建设，增强高等教育综合实力，打造战略引领力量。文科教育作为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深化新文科建设，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互融合、共同发力，以文科的支撑和引领助推科技发展，构建高质量的高等文科教育体系，才能建设兼具科技高度、人才厚度与文化温度的教育强国，以实际举措有效回应“强国建设、文科何为”这一时代命题。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现实需求。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各行各业的深度融合与广泛应用，智能传播、智慧庭审、智能风险评估等一系列新兴行业与就业岗位应运而生。这些新领域、新岗位对学生的知识结构与能力素质提出更高更新的要求。同时，人工智能导致许多传统职业岗位面临被替代的风险，尤其是低附加值、重复性和标准化的劳动岗位首当其冲。面对新兴行业与职业岗位的能力要求，传统文科教育难以适应智能时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与产业转型的迫切需要。在此背景下，大力推动新文科建设，加快培养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增强文科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适配性，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内在要求。当前，“技术至上”的观念致使部分群体对文科的价值认知出现偏差，质疑其科学属性与现实意义， “文科无用论”等错误论调随之滋生。这种认知偏差使文科在资源配置、学科布局与社会认同等方面面临严峻的价值危机，发展空间受到明显挤压。然而，纵观人类科技发展史，科技进步与文科发展从来不是彼此割裂的对立面，而是相辅相成、协同并进的共同体。每一次重大技术突破，都推动了哲学社会科学的跨越式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只有重新审视人文学科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更好把握新文科建设，以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为牵引，以回应现实问题为导向，才能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与体系升级。
引领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基础。人工智能是一把“双刃剑”，其颠覆性力量在重构产业形态、提升治理效能、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同时也伴生了诸多不容忽视的风险与挑战。算法偏见、数据滥用、技术异化等伦理困境和社会争议，已然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规律，加紧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构建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新文科建设以着力发挥人文学科塑造价值观念、传承人文精神、规范社会秩序等作用为使命，对于筑牢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根基、明确技术前行的方向、推动“科技向善”的实现，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三、新文科建设的未来图景
人工智能时代的新文科建设是一场“融智共生”的深刻革命，只有立足数智发展需求，坚守人文精神内核，推动文科在价值理念、创新路径与应用场景等方面进行变革与完善，才能在充分发挥人工智能赋能优势的同时，坚守住人类的主体性与尊严，做到兴利除弊、扬长避短，使人工智能与人文学科双向发力，最大程度造福人类社会。
坚守文科核心价值，筑牢智能时代精神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文科培养人才、传承文明、守护精神、引领时代，在历次经济社会重大变革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技术更新迭代加速的今天，新文科建设必须坚守其核心价值，扎根于时代的脉络中，勇于探索和解决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不断焕发生机与活力。系统阐释文科在规范技术发展、滋养精神世界、化解深层社会矛盾中的独特作用，扭转公众认知偏差，重塑文科在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地位。聚焦人文学科肩负的重要使命，突出思维能力培养，使受教育者具备捕捉和把握、分析和提炼、回答和解决时代性问题的洞察力、思辨力、行动力。同时，推动文科价值融入社会各领域各阶层，凝聚尊重文科、重视文科的社会共识，使文科真正成为筑牢智能时代精神根基、护航文明健康发展的中坚力量。
深化文科融合创新，构建人机协同科研范式。《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创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向人机协同模式转变，探索建立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组织形式，拓展研究视野和观察视域”。这为新文科建设提供了思路，指明了方向。面对数字经济与未来产业的发展需求，新文科建设必须打破“学科本位”思维和“象牙塔”式研究局限，推动人工智能与人文学科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聚焦科技前沿、产业实践与社会治理中的复杂现实问题，整合多学科资源，搭建跨学科协同研究平台，构建跨学科知识网络，拓展研究边界，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与文科专业深入融合，积极发展文科类新兴专业，推动原有文科专业改造升级，实现文科与理工农医的深度交叉融合。推动研究范式从“质性研究”向“实证研究”、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根本性转变，构建“人机协同”的科研新范式、新格局，实现哲学社会科学的高质量发展。
强化文科数智赋能，推动文科教育系统重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要“深化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促进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人工智能赋能文科教育变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从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学模式到评价管理体系等方面进行全方位重塑。要将数字素养、计算思维、技术应用等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培养兼具人文精神和科技素养的复合型人才。突破传统教学时空限制，构建“人工智能+文科”的课程体系、教材体系与教学体系，建设智慧课程、应用场景和未来学习中心，形成“人机协同、虚实融合”的教育新形态。促进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协同发展，加强科技伦理教育，提升学生跨学科思维和数字化应用能力。推动评价体系从“单一标准化”向“多元智能化”升级，提升教育教学管理精细化水平，助力实现大规模因材施教与文科教育专业化系统化升级。
加强文科实践应用，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文科建设的目标，是实现人文与科技的融合创新，推动学术价值与实践应用有机统一，全面助力产业升级、社会发展和文化繁荣等。要将文科价值理念融入科技与产业发展过程，发挥辐射带动效应，塑造伦理共识，增强制度韧性，确保方向不偏、路子不歪。精准对接发展需求，依托社会学、法学、管理学、教育学等学科优势，聚焦数字经济、数字治理、医疗普惠等重点领域，开展产学研协同攻关，破解社会民生与产业痛点，构建智能、高效、公平的治理体系，助力社会治理现代化。积极担当文化传承创新使命，推动中华文化与现代科技有机融合，创新文化呈现与传播方式，在坚定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同时，拓展国际视野、秉持天下情怀，深化文明交流互鉴，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惠及世界。
（作者：山东大学副校长，全国新文科教育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山东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全国新文科教育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
责任编辑：马 丽
如何审视科技与人文的关系
◎ 王 俊
科技与人文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相互支撑、交融互补的两大核心维度，共同构成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完整体系。科技是工具性的外生动力，人文是价值性的内生动力。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跃升，都离不开科技的创新赋能，也离不开人文的价值引领，二者深度融合促进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然而，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技术等前沿技术加速迭代的今天，科技与人文之间的张力日益凸显，工具理性扩张与价值理性弱化、技术逻辑优先与人文精神缺位、学科壁垒固化与跨界融合不足等问题愈发突出，更加需要我们正确审视科技与人文的关系，在拥抱科技带来的无限可能的同时，坚守人文赋予的永恒价值。
文科与理工农医的区分，是近代自然科学快速发展、特别是现代大学制度成熟之后形成的人类知识系统的基本架构。在前科学时代，无论西方还是中国，教育和传承的知识中绝大部分内容都是今天意义上的人文知识，包括观念和意义系统的建构、信仰的确立、文化的传承等等，这些知识对于人类共同体的形成和维系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十七、十八世纪，自然科学兴起，“自然数学化”和“新实验运动”等被运用于科学的经验研究。现代大学的建立和工业革命的展开构成了科学兴起的外部环境，自此人类全面进入科技时代。科学技术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实证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盛行，自然科学占据了人类知识体系中心。但同时，自然科学的兴起，也离不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造就的摆脱宗教束缚的时代氛围，笛卡尔确立的具有理性能力的自我概念，培根所提倡的归纳方法，还有洛克、休谟等人的经验主义立场等哲学观念，为自然科学研究提供了先决条件。这一时期，科技与人文在推崇理性、解放思想的目标上趋向于一致，共同引导人类走出中世纪。
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不断涌现的科技成果在现实层面提升了社会发展水平和个体生活品质，成为创新和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量。比如，现代医疗科技的不断突破，帮助人们缓解疾病带来的痛苦，守护生命尊严；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更新换代频率不断加快，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多便利和更好体验，等等。这些科技创新回应着人类的需求，承载着对生命、社会、未来的责任与担当。但另一方面，工具理性扩张带来人的异化、环境污染等问题，新技术手段在商业资本加持下催生了消费主义、娱乐至上等观念，弱化了人的思辨能力与精神追求，甚至导致意义危机与价值虚无主义，引发人文主义思潮的反思。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危害，促使人类重新审视脱离伦理约束的科技风险。胡塞尔、卡西尔等思想家、哲学家，从反思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入手，通过论证人类主体和精神生活的特殊性，如心灵、意义等整体性和终极性问题，来捍卫人文精神的价值和地位。
可以说，进入科学时代，人文对于生命整体、主体视域、人生意义等的思考和回答，更加不容忽视。因为，科技是发展的利器，也可能成为风险的源头。新技术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系列伦理问题、价值问题、社会问题等。如果说科技是“发动机”，那么人文就是“方向盘”，只有通过制定价值评判标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构伦理审查规则，借助人文精神的有效表达，提供价值导向、伦理框架、审美需求、社会理解等，才能防止科技发展带来的安全隐患、认知偏见、伦理危机等负面影响，真正实现以人文精神为内核、以科学技术为动力的良性发展，确保科技更好服务于人类福祉、促进人类进步。此外，对于国家和民族而言，人文科学传承了文化传统、语言文字、历史记忆、价值规范等，构成了独具特色的文明内涵；对于个体而言，文学、历史、神话、艺术等为人的生存搭建了意义世界，这也绝非自然科学和物质产品可以替代。
总之，一方面，人类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科技进步，不仅从根本上改变着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极大地拓展了人类认知的广度、深度、精度，为人文精神的传承与发展提供支撑与动力，成为个人实现自我价值、拓展生活领域的重要手段。比如，新技术手段突破了时空限制，为思想文化、艺术创作、价值理念、道德观念等的传播，提供了新的媒介与形式，丰富了人文表达的多样性与创造力。另一方面，科技创新不断冲击传统观念、精神追求、情感需求等，催生责任伦理、生态伦理、数字伦理等新的价值体系，需要人文精神在回应时代课题中反思，从而增强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关注和塑造，推动社会文明向着更加自由、平等、博爱、公平、正义的方向前行。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正确审视科技与人文的关系，就是要把握好人类发展的“道”与“器”，坚持科技与人文相融共生，使科技发展既充满人文关怀，又始终服务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真正造福人类。
当前，科技浪潮席卷全球，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机器人等一批标志性科技产品不断拓展人类认知边界。有的大语言模型已经具备一定程度上的复杂感知、逻辑推理和深度学习等能力，在信息储存转化、复杂运算乃至语言组织等方面甚至超过人类的能力，从根本上挑战传统人文科学立场。马克思曾指出，“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换言之，技术一旦脱离人的本质需求，便会导致“人的异化”。这一警示愈发具有现实意义。人类与机器、智能与意识、责任与伦理、存在与价值等关系成为当下科技与人文领域亟需解决的问题。
实际上，人工智能技术与文科、特别是哲学这样的人文基础学科密不可分，其底层观念框架是文科、特别是哲学提供的，是建立在对关键概念和核心问题的哲学反思的基础之上的。从1956年的达特茅斯会议提出“人工智能”概念开始，在哲学层面上对心灵和智能的定义、对人工智能底层运作机制的反思，就构成了人工智能技术的理论基础，决定了新技术的具体发展路径。尽管这些哲学立场从被提出时就不断受到批判，并在持续的反思中暴露出局限性，但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影响了技术的发展方向。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哲学家德雷福斯就对人工智能的符号主义路径提出了系统性的反思和批判。虽然今天这一批评在某些局部内容上失效了，但整体上依然奠定了当下和未来人工智能从大语言模型向世界模型的发展方向。这充分说明，以哲学为代表的人文基础学科，与人工智能的基础技术框架密切相关，新技术选择的具体进路必须要与更深一层的、奠基性的哲学反思密切结合。
纵观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伴随着主体性重构。从文明的视角看，任何忽视人的主体性的技术应用，都是对初心的背离，是历史的倒退。技术越强大，越需要强化人的主体地位，而不是削弱。如何建构适用的伦理规则来规范和管理人工智能技术，使得技术具有“善良意志”，确保在数字化浪潮中牢牢守住人的主体性，这些讨论很大程度上涉足了伦理学、政治哲学、社会学、法学等文科领域。一方面，人文科学能够全面培养人的德行、智能、情感、意志、理想、信念和情操，从而找回人类心灵的独特性，完成自我意义的构建。另一方面，人文科学能够提供责任伦理、底线思维与审慎原则，比如强调算法可解释性、数据安全、隐私保护、人机协同，反对技术失控与技术霸权，推动建立伦理审查、风险评估、动态监管机制等等，推动价值理性回归，确保技术发展符合人类社会的价值旨归、伦理规范和道德准则，真正“服务于人”。
科技创新不仅依赖逻辑与实验，也依赖想象力、审美力与理解力。人文科学所积淀的历史智慧、审美范式、情感体验与价值追求，能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丰富资源。比如，在文化传承、艺术创作、情感交互、心理健康等领域，人文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从功能实现走向价值创造，使技术具备人性温度、共情能力与文化品格；人文科学的批判性思维，有助于打破技术封闭性，推动人工智能走向更开放、更均衡、更安全的发展道路。同时，人工智能引发的社会变迁和生活方式革新，对人类重构精神生活的能力提出新的要求，促使人们不再只是基于劳动建构个体的生命意义，而要通过涵养思考力、感受力、创造力等进行自我革新，从而理解美好生活、捍卫人生意义。从未来社会建构的层面看，我们有必要保持和拓展知识系统和教育内容的多元性，克服技术的单一价值和单一意义，推动智能向善，平衡人与技术的共生关系。由此，作为人类价值体系、精神生活、文明范式的建构途径，今天的人文科学虽然面临诸多困境，却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具有不可或缺性。
（作者：浙江大学哲学学院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马 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