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力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
陈满琪
社会心态指的是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中的宏观社会心境状态，集中体现了多数社会成员共享的社会情绪、社会态度和社会价值观。它会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发展阶段的演进和国家战略的推进而动态调适，通过社会舆论、流行风尚、公众行为等多维形式呈现，深刻反映个人与社会之间最为宏观的心理关系，可谓观察社会发展态势的“晴雨表”、感知时代精神脉动的“风向标”。历史和实践反复表明，越是处在重大社会转型期或历史关键期，越容易产生社会实际问题，越容易带来社会心态问题，越需要通过解决这些问题来营造有利的社会氛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社会心态？如何纾解一些民众相对消极的心态和情绪？如何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这就要求客观把握当前中国社会心态的总体状况，深入剖析当前中国社会心态变动的深层动因，及时采取一系列措施塑造“此心安处”的社会环境。唯有如此，才能培育更为积极、更加健康的社会心态。
一
社会心态是社会现实全要素的生动反映。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新一轮中国社会心态调查（2024年10月至2025年2月），当前中国社会心态主流积极健康，总体明显向上向好。数据显示，大多数民众认为当下社会“充满希望”，感受到“积极向上”，社会显现出“平静祥和”、“团结互助”、“自信昂扬”、“彼此信任”的精神风貌。广大民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获得感总体增强，而且呈现出多样化、多层次的发展态势，反映出经济社会进步与个体需求升级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动态适配。尽管不同年份间存在小幅波动，但广大民众幸福感长期维持在较高水平，认为生活大致符合自身理想。与之相伴的，是日益深厚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归属感，86.9%的民众表示经常为国家发展成就感到自豪。同时，广大民众在总体社会安全状况、人身安全、个人和家庭财产安全及劳动安全方面的感知较高，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以信任”的比例显著高于持“需小心提防”态度者，互信互助的社会氛围浓厚。一系列数据直观反映了广大民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持续增强，生动诠释了人们对党和政府的高度信任、对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心，充分彰显了我们党长期执政的民心民意基础。
在看到当前中国社会心态呈现积极健康、向上向好主流态势的同时，也要看到相对消极的心态和情绪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显现，两成左右的民众在特定情境下流露出负面情绪，甚至有少数民众在情绪表达中夹杂着压抑或戾气。比如，焦虑情绪问题在各个群体、各个年龄段都有所凸显。快节奏的社会生活图景中，民众以往习惯的按部就班的机制正在改变，知识技术指数级增长更新、工作要求日益提高、生活角色多重转换，导致一些民众担忧“被抛弃、赶不上、没未来”，“35岁危机”正是这种社会心态的浓缩反映。有些尚未在职场或人生关键节点站稳脚跟的，忧心自己“起步太晚”，被更年轻的竞争者取代、被快速迭代的行业淘汰。而有些看似“赶上了”的，又陷入更深的迷茫：职位或许稳定，却难见上升空间；生活看似有序，却不知未来去向何方。这样的焦虑情绪，让无处安适的内心世界、难以寄寓的情感思绪以及缺损流失的价值意义，成为部分民众的隐痛。
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持续发布“社会心态蓝皮书”，用大量独家数据和实证研究方法全面反映中国宏观社会心态的现状与走势，已成为观察中国社会心态变迁的重要研究报告。图为“社会心态蓝皮书”系列。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供图
又比如，社会竞争意识日益增强，“零和博弈”思维有抬头之势。在调查中，55.9%的民众将生活比喻为“比赛”。基于这一认知，“奋斗内卷”与“佛系躺平”成为部分民众应对压力的两极策略，“小镇做题家”就是其典型代表。来自县城、乡镇或农村的寒门学子，压缩社交、放弃娱乐，全身心地刷题，靠着近乎苦行僧式的努力挤进“985”、“211”的校门，走向社会时却面临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化使得部分岗位需求缩减、学历“含金量”逐渐被稀释的现实。当昔日“只要拼命就能翻身”的信念撞上就业市场的“隐形天花板”，他们中一些人不免产生错位感，甚至从“拼命卷”转向“悄悄躺”。
再比如，面对国际形势波谲云诡、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外部环境，以及国内经济转型升级的阶段性压力，社会部分群体发展信心有所波动。这种信心的波动，率先体现在就业选择与职业规划的调整上。从当前中国社会的就业状况来看，“慢就业”、“缓就业”现象增多，部分高校毕业生选择“二战”、“三战”考研，甚至出现“全职儿女”等新形态。“考编热”持续处于高位，2026年度“国考”公共科目笔试实际参加人数283.1万人，参考人数与录用计划数之比约为74∶1。这些现象从侧面显示出社会就业信心的相对不足，也体现出部分民众对个人发展的预期趋于审慎。
二
剖析当前中国社会心态变动的深层动因，需要将其置于社会结构深刻转型的历史纵轴中审视，嵌入技术加速迭代的时代横轴中考量，聚焦社会变迁与技术变革如何具体作用于个体的心理体验与价值感知。总的来看，社会心态的变动并非孤立的情绪波动，而是各方面因素综合导致，其中发展逻辑转型、技术加速演进与个体主体性弱化三方面因素的叠加作用亟待重视。
发展模式的结构性转变，造成了部分群体的心理失调。现阶段，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经济发展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这一阶段的发展成果更多体现为生活品质的逐步改善、公共服务的持续优化和风险保障的稳步增强，而非过去粗放式增长阶段直观的数字回馈。这使部分民众对发展的心理预期与感知方式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源于“量”与“质”在心理感知上存在的系统性差异。“量”的增长具有显性、易感知的特点，能迅速激发积极情绪；“质”的提升则是隐性、缓慢、难察觉的，往往难以被民众即时体验，二者之间的差异是社会心态变动的重要动因。当前，部分民众的心理感知仍停留在对“显性增长”的依赖上，习惯以收入增速、项目数量等传统指标衡量发展成效，忽视隐性但更具根本性的“质”的收益。因此，当“量”的增速放缓而“质”的红利尚未充分转化为可感福祉时，部分民众就会产生发展“停滞”或获得感“减弱”的印象，进而影响对个人发展与社会前景的信心。这种心理失调，很大程度上是对我国发展阶段转换和高质量发展内涵认识不足所致。
技术革新带来的加速感，形成对部分群体的心理冲击。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深刻改变社会运行节奏。技术革新在提升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也带来显著的时间压迫与心理异化风险。数据显示，近半数民众（47.1%）感受到信息接收量明显增加，43.1%的民众反映日常通信负担加重，44.1%的民众认为工作所需技能与知识更新频率显著提高，37.4%的民众体会到更强的时间压力，32.2%的民众表示加班时间有所延长。这些数据折射出技术革新在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对个体心理承载力构成现实挑战。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自动驾驶、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技术的快速落地，正加剧部分民众的就业焦虑。一些民众担忧自身技能被算法替代、岗位被机器取代，甚至在无形中内化“效率至上”、“工具理性”的技术逻辑，将人简化为系统运行的附属节点。比如，有的外卖骑手在算法调度下争分夺秒，为避免超时罚款闯红灯、逆行；有的网约车司机为维持高评分和高接单率，长时间连续驾驶，身心俱疲。这种从“劳动者”向“系统组件”转变的身份异化，不仅冲击了“劳动创造价值”、“工作成就自我”的传统职业伦理，更可能动摇个体对生命意义与自我价值的认同。
个人掌控感的弱化，造成了一些人的心理落差。如今，作为社会有机体基础单元的民众，正面临多重结构性压力的叠加影响。这些压力不仅源于大国博弈带来的对不确定性的担忧，也包括经济增速放缓引发的对阶层下滑的担忧，以及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知识积累和传播模式的担忧等。这些结构性因素超出了个体有效掌控的范畴，使许多民众产生“被时代洪流裹挟”的无力感和失控感，甚至存在个人与社会联结松动的风险。
个人掌控感的弱化，还体现为经历过经济快速增长的民众预期未来应享有的生活水平或发展机会与实际获得之间出现落差，尤其在就业、教育、住房等关键民生领域表现突出。比如在教育领域，“双减”政策虽减轻了学生课业负担，但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仍未根本解决，有的家长陷入“不敢躺平、又卷不动”的焦虑循环。这也使一些民众更加关注公平、正义等基本社会秩序。调查显示，公平感和信任感对民众幸福感的影响仍然不容忽视。
三
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既是亿万民众追求幸福生活的内在需求，更是国家长治久安、民族行稳致远的战略选择。要将社会心态置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背景下来看待，营造更加和谐、包容、进取的社会氛围，让人们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中找到“此心安处”，实现社会心态与社会运行的良性互动，以良好社会心态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心理根基。
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社会心态治理具备“次生性”特征，解决实际问题是第一位的、本体性的，解决心态问题是第二位的、辅助性的。社会心态中消极负面倾向的产生，与民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现实生活体验之间的差距密切相关。比如，民众在经济方面焦虑的减轻，有赖于共同富裕的扎实推进以及更加公平合理收入分配格局的建立；家长对子女教育焦虑的缓解，有赖于教育资源配置的进一步均衡化以及社会流动渠道的更加多样化。近年来，我国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个别“老大难”问题的解决仍需久久为功。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补齐民生短板，破解民生难题，兜牢民生底线，办好就业、教育、社保、医疗、养老、托幼、住房等民生实事，提高公共服务可及性和均等化水平，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让广大民众拥有稳稳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疏导机制、危机干预机制。有别于治理对象为客观事物的治理理念、范式和工具，社会心理服务和社会心态治理的研究和实践，都应遵循治理对象的基本心理特征和规律。当前，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工作持续推进，一些地方依托基层综治中心、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学校、企业等阵地设立心理服务站点，推动心理服务从“事后干预”向“源头预防”转变。这些站点不仅提供个体咨询、团体辅导、心理测评等基础服务，更在日常运行中发挥着畅通群众诉求表达、识别社会情绪苗头、就地化解矛盾纠纷、维护基层和谐稳定的功能。然而，我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也面临多部门协作机制不足、“筛查—处置—跟踪”链条断裂、专业服务资源分配失衡、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滞后、工作流于形式等问题。社会心态作为“众心之心”，背后是无数鲜活的个人和他们的情感，只有进一步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加强社会心理疏导，在日常生活中尊重、回应民众的真实心理需求，在重大公共事件发生时迅速启动心理危机干预预案，才能有效防止负面情绪蔓延、阻断不良心态扩散，保障民众心理健康。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心理健康工作，反复强调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2025年10月10日，2025年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北京市举行，主题为“人人享有心理健康服务”。图为当日，来自北京市西城区的参会代表在活动上表演心理剧。 新华社记者 张玉薇/摄
发挥文化养心志、育情操的作用。文化如水，可以滋润人心、抚慰心灵，帮助人们在快速变化的社会中锚定价值坐标、守护精神恒常，从而减少焦虑、迷茫与无所依归的孤独感，在内心获得归属与安宁。中华民族素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传统，重视通过谦和好礼、修己慎独、克己奉公、扶正扬善、仁爱忠恕等文化理念，滋养思想情操和道德情怀，构筑起独有的精神标识和民族血脉。应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化育作用，用古代先贤之道、圣贤之教来完善人格、涤荡人心，从而寻求精神的充盈、生命的完满；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社会主流思想价值和道德文化滋养人心、滋润社会，发扬崇德向善、友爱和谐的社会风尚，倡导健康向上、理性包容的职场文化，着力祛除网络戾气、弘扬清朗新风，让温情和善意在日常交往中自然流淌。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新征程上，更加关注社会“生态”与社会“心态”，统筹物的“丰富”与人的“丰盈”，着力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中国社会的进步、现代化事业的推进、民族的复兴就有了坚不可摧的心理基础。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室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