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我国科普事业虽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仍然存在诸多短板弱项，制约着两翼协同效应的充分发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以下简称《科普法》）为推动科普事业提供了法律保障和有力支撑。要以贯彻落实新修订的《科普法》为抓手，通过完善法律制度、强化法律实施、严格法律监督，推动科普工作从“软倡导”向“硬治理”转变，构建新时代科普与科创协同发展新格局。
新修订的《科普法》体现鲜明时代特征
新修订的《科普法》立足于新时代科学普及工作的新需求、新挑战，在继承原法核心精神的基础上，进行了重要的完善和创新，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先进的理念导向。
一是突出时代性与针对性，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新修订的《科普法》紧密围绕科技发展新趋势、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传播方式变革，强化了对人工智能、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前沿科技领域科普的要求，将科普工作与国家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建设、健康中国、国家安全等重大战略更紧密结合，明确鼓励利用互联网、新媒体、数字技术等创新科普形式和手段，提升科普的覆盖面和吸引力。这充分体现了科普工作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时代使命。
二是强调“大科普”格局与协同机制，构建多元共治体系。新修订的《科普法》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在科普规划、经费保障、设施建设、政策制定等方面的主体责任，同时更清晰地界定了教育、科技、卫生健康、农业农村、文化旅游、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网信等部门的具体职责，并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了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媒体、社会团体等各方在科普工作中的责任和义务，推动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大科普”工作格局。这体现了协同治理与社会共治的先进理念。
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注重公平与普惠。新修订的《科普法》特别关注青少年、农民、产业工人、老年人等重点人群科学素质的提升，要求加强农村、边远、民族和欠发达地区的科普资源供给与服务能力建设，着力解决科普资源分布不均问题，促进科普公平普惠。同时，强化在突发公共事件、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等情况下及时开展应急科普，提升公众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这充分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四是提升科普质量与效能，弘扬科学精神。新修订的《科普法》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作为科普的核心目标，引导公众形成理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推动科普从“可做可不做”的软任务，转变为“不做必追责”的硬约束。旗帜鲜明地要求科普工作反对和抵制伪科学、迷信活动，营造崇尚科学、反对愚昧的社会氛围；支持创作兼具科学性、思想性、趣味性的优秀科普作品，提升科普内容的吸引力、感染力和时效性；加强科普人才队伍建设，鼓励专业科技工作者参与科普，建立健全科普人才培养、评价和激励机制。这体现了对科普质量和效能的高度重视。
五是强化保障与监督，确保法律有效实施。新修订的《科普法》完善了经费保障机制，要求各级政府将科普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并鼓励社会资金投入科普事业。新修订的《科普法》提出，加强科普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对科技馆、博物馆、科普基地等设施的建设、运行、管理和免费开放等提出更明确要求；要求构建科普监测评估体系，建立科普工作监测、评估和反馈机制，科学评价科普效果；明确法律责任，对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设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为科普工作的有效开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构建系统性、可操作的落实机制
为推动新修订的《科普法》真正落地生根，避免“纸面落实”，需要针对过往实践中的责任虚化、协同不足、动力缺失、监督薄弱等核心问题，构建系统性、可操作的落实机制。
第一，刚性约束、分工落实，破解“责任悬空”。细化责任清单与考核指标，制定《科普法实施细则》，将法律中的原则性条款转化为可量化、可考核的年度任务清单，如中小学科普课程占比、企业科普投入比例、社区科普活动频次等。将科普工作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和领导干部政绩评价体系，明确“科普不力”的问责条款，如通报、约谈、扣减评优名额等。建立“科普责任认领”机制，要求各部门、企业、高校等主体公开年度科普计划与承诺书，如科技部门负责前沿科技解读，卫健部门主导健康科普，企业发布技术白皮书等，接受社会监督。
第二，打破壁垒、整合资源，激活协同效能。设立国家级科普协调平台，建议统筹成立跨部门科普工作领导小组，整合教育、科技、农业、文旅、网信等资源，统一调配科普项目资金与数据资源，避免重复建设与碎片化。构建科普资源池共享机制，建立国家级科普数字平台，要求财政资助的科研项目成果必须配套科普版本，高校和院所科普资源向社会免费开放，企业技术科普内容经审核后纳入公共资源库。
第三，完善政策、强化激励，解决动力不足问题。运用经济杠杆驱动社会参与，例如，科普投入可抵免部分税费，如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升，政府采购优先考虑有科普贡献的企业；将科普成果纳入职称评审，与论文、专利同等权重，设立“国家科普奖”并给予资金奖励；支持社会资本成立科普基金会，鼓励优质科普内容市场化运营，如科普短视频、研学旅行等；政府通过“公益采购”购买服务，形成“公益+市场”双轮驱动。
第四，扩大覆盖、数字赋能，保障科普资源公平可及。定向补偿薄弱地区，设立科普专项转移支付，强制要求县级财政科普经费占比，让“科普大篷车”“数字科普驿站”覆盖乡村和边远地区。要求主流媒体（含新媒体平台）开设公益科普专栏，算法推荐机制中增加科普内容权重，对伪科学信息进行平台联合封堵。
第五，科学监测、加强评估，强化监督闭环。建立科学评估体系，发布公民科学素质测评国家标准，每年开展分区域、分人群的科学素养追踪调查，结果公开排名并作为政策调整依据。引入第三方监督力量，委托高校或智库独立评估各地科普法实施效果，支持NGO发起“科普透明度指数”排名，曝光敷衍塞责案例。推动公众参与制度化，开通“科普监督直通车”平台，公众可举报责任主体不作为，重大科普政策出台前进行公众听证与民意征集。
第六，抓住关键、突出重点，筑牢素养根基。科普工作涉及方方面面，要找准关键突破口。可把应急科普和青少年科普作为当下的主要抓手。实行应急科普“一票否决”，在公共卫生、自然灾害等事件中，未及时发布权威科普的责任主体直接问责，从而倒逼常态化科普能力建设。应规定中小学每学期科普实践课时下限，将科普纳入中考综合素质评价，推动教育系统落实资源投入。
（作者系甘肃省科协党组书记、第一副主席，兰州城市学院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