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宏观政策是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为了应对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变化影响、解决国内供强需弱突出矛盾，党中央提出，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本刊围绕怎样认识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积极效应、用足用好稳健的货币政策等主题，邀请资深研究专家撰写理论文章进行研究阐释，供读者参考。
如何认识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
◎ 刘向东
有效的宏观政策、精准的宏观调控，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针对当前经济形势和目标任务，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实施更加积极的宏观政策”。202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切实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党中央关于宏观政策的一系列决策部署，对稳住经济基本盘、巩固拓展经济回升向好势头、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具有重要意义。
一、为什么要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
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是党中央基于当前经济形势、发展目标与政策空间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核心是实施逆周期与跨周期调节政策组合，实现稳增长、稳就业、稳预期。
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的有力措施。近年来，我国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挑战，迫切需要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一方面，我国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加深，地缘政治风险持续上升，世界经济动能疲弱，多边主义、自由贸易受到严重冲击，大宗商品市场异常波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不稳定性增加，外需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我国继续依赖扩大出口拉动增长的难度加大。另一方面，我国经济运行中供强需弱矛盾突出，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主要体现为居民消费潜力未能充分激发释放，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卡点，价格长期低位运行。所以，需要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的力度，用宏观政策的确定性去应对形势的不确定性。
实现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的坚强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综合考虑国内外形势、经济长期增长潜力以及同2035年远景目标总体衔接的发展需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2026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和政策取向。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继续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把握好政策出台实施的时度效，持续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将能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是稳住经济基本盘的“稳定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还是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的“金刚钻”、提振市场预期和社会信心的“定心丸”。坚持宏观政策精准发力，与改革举措协同配合，就能破解发展中、转型中的难题，确保经济增速保持在合理区间，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用足用好和拓展政策空间的重要手段。2024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了一揽子增量政策，2024年和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政策取向延续了这一调控思路，通过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向社会传递出清晰有力的宏观政策信号。从国际比较看，我国政府负债率尤其是中央政府负债率还比较低，2025年我国政府负债率68.5%，而七国集团（G7）国家平均政府负债率达到124.9%。当前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且有升值预期，进一步降准降息仍有一定空间。此外，政策“工具箱”储备仍较为充足，政策组合创新仍有余地，适时创新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政策工具，可以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的集成效应。
二、什么是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
面对国际环境错综复杂变化和国内经济转型的艰巨任务，党中央高度重视宏观调控在推动经济稳中向好中的积极作用，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措施，有力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向优发展。要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仍须保持宏观政策的必要规模和力度，继续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在宏观调控中，既保持政策更加积极的取向，又确保政策精准实施、落地见效，进一步推动经济运行和市场预期持续向好。
政策支持力度和规模比较大。财政政策方面，2026年赤字率延续2025年4%左右的安排，而全国财政赤字规模增至5.89万亿元、比上年增加2300亿元，意味着将有更多财政支出，通过乘数效应撬动更多资本投资和居民消费，进而促进财政收入稳步增长。2026年财政支出规模更大，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将达到30.01万亿元、比上年增加约1.27万亿元。2026年新增政府债券规模将达到11.89万亿元，其中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限额4.4万亿元；中央还将继续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1.3万亿元，另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资本。此外，2026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达到10.42万亿元，将连续4年超过10万亿元。货币政策方面，继续“适度宽松”的政策取向释放出明确的积极有为的政策信号。运用降准降息等多种政策工具，充分释放信贷等资金增长潜力，确保流动性充裕，加大低成本资金投放，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更加注重政策的精准有效。财政政策方面，财政支出结构将会持续用力优化、有保有压，即把更多资金用在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更加注重支持提振消费、投资于人、保障民生等方面。具体而言，发行的超长期特别国债主要用于支持“两重”建设、“两新”工作等；支持地方使用专项债券项目资金，重点支持建设重大项目、置换隐性债务、消化政府拖欠账款等。督促地方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建立健全增收节支机制，积极盘活利用存量资源资产，切实严肃财经纪律，严控一般性支出。货币政策方面，用好并创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提高银行重点领域信贷投放的积极性；切实利用好再贷款、再贴现、窗口指导等政策手段，扩大融资额度以及支持范围，加大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和中小微企业支持，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
创新优化政策工具及其组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政策工具创新和协调配合”。根据内外环境和经济形势变化，需要及时优化各项政策组合，创设新的政策工具，加强政策预研储备，做到提前布局、靠前发力。财政政策方面，中央推进完善专项债券项目负面清单管理和自审自发试点，开展整合统筹使用转移支付资金试点，帮助地方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和债务规模、兜牢基层“三保”底线。货币政策方面，强化央行政策利率引导作用，完善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和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使“宽货币”很好地转化为“宽信用”；更好发挥数据要素、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作用，拓展信贷投放的渠道，推动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投放，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财政金融协同方面，2026年中央财政创设1000亿元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综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方式，支持扩大内需。
三、如何实施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增强政策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不同的目标需要不同的政策，不同的政策既有各自侧重又相互影响。要充分考虑政策初衷、目标取向、功能定位，以系统观念谋划制定政策，确保各项政策协同配合、节奏契合，与改革举措形成合力。
增强宏观政策的前瞻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政策储备上打好提前量、留出冗余度”，“要不断完善稳就业稳经济的政策工具箱，既定政策早出台早见效，根据形势变化及时推出增量储备政策”。经济运行中可能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需要做好形势预判，进行政策储备，引导政策提前发力、精准发力。一是着力对经济运行中的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问题进行前瞻性研究和预判，科学把握好政策设计中短期需求和未来空间，充实完善政策工具箱。比如，面对个别大国的科技封锁、贸易制裁等外部挑战，要提前跟踪分析并做好预防对策；面对少子老龄化趋势，出台鼓励生育托育、发展银发经济等相关政策举措。二是健全预期管理机制。加强预期管理，将预期管理纳入宏观经济治理全过程、贯穿于政策制定实施全过程，协同推进政策实施和预期引导，提升政策引导力、影响力。对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工作，及时有效向市场向社会传递清晰政策意图，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推动形成稳定的预期，全面提振社会信心。三是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既要科学编制并有效实施国家发展规划，也要围绕实施国家发展规划、重大战略，完善宏观调控目标体系，统筹短期目标和中长期目标、总量平衡和结构调整。
增强宏观政策的针对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顺大势、谋大事，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稳定性和针对性。”针对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制定的各项政策要明确主攻方向，果断部署、有针对性地发力，并做好新旧政策的接续衔接。当前，在推动落实存量政策同时，加力推出一揽子增量政策，并把政策着力点更多放在扩内需和惠民生上来。一是面对国内有效投资需求不足的新情况，及时推动投资止跌回稳。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和推进“十五五”规划重大项目，稳定基建、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持续优化投资结构，将更多资金投资于人，不断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二是针对居民消费不足问题，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出台接续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举措，制定促进服务消费的补贴政策，实施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加力推进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分类施策支持下沉市场消费渠道升级和场景创新等措施。三是聚焦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突出民生为大的政策取向。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促进低收入群体增收、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完善劳动者薪酬和社保制度，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出台更多有力度、有温度的措施，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完善免费学前教育政策，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补助、基础养老金的标准，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增强宏观政策的协同性。树立系统观念，加强政策目标协同，确保目标要从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需要出发，自觉服从全局、服务全局。加强政策措施协同，注重系统集成、相互补位，防止各行其是。实现既定政策目标可能需要多种政策措施组合形成合力，政策不一致容易造成“合成谬误”或“分解谬误”。要以战略思维和全局视野统筹谋划经济工作，防止政策相互掣肘、相互冲突或相互抵消。要确保各类政策在目标、工具、时机、力度和节奏等方面保持协调性和一致性，同向发力、形成合力，避免政策冲突与效应抵消，释放最大的政策效能。一是强化改革举措与宏观政策协同。推动高质量发展，既要政策给力，也要改革发力，实现短期宏观调控同中长期制度构建的有机结合。要用改革的办法打通经济循环的卡点堵点，将政策效果转化为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二是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将各类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政策、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统筹政策制定和执行全过程，使各类政策措施同向发力、形成合力。三是加强财政、金融、就业、产业政策协同。加强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配合联动，用足用好1000亿元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深入挖掘政策结合点，创新实施工具，完善部门间有效沟通、协商反馈机制，持续放大政策“组合拳”效应。
（作者：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科研信息部副部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严海波
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积极效应
◎ 石英华
2026年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强化改革举措与宏观政策协同。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深刻认识财政政策的重要作用，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必将为新形势下推动扩大内需，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坚实支撑。
一、财政政策的重要作用和新实践
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坚实的支撑和保障作用。在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多方面优势的巩固拓展、瓶颈制约的破除、短板弱项的补强，都离不开财政的保障和政策支持。财政政策是国家干预经济运行、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是发挥好财政在国家治理中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实现宏观经济目标的重要手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宏观调控必须适应发展阶段性特征和经济形势变化，该扩大需求时要扩大需求，该调整供给时要调整供给，相机抉择，开准药方”。新时代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发展环境，一系列重大财政政策发挥积极作用，为经济稳定运行和社会大局稳定提供了有力保障。新时代我国财政政策的设计与实践，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在财政领域的生动体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财税体制改革纵深推进，财政政策发挥积极作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国家财政实力不断增强，财政收入从2012年的11.7万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21.6万亿元，财政支出从12.6万亿元增长到28.7万亿元，为接续实现百年奋斗目标提供了坚实的财力保障，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积极贡献。一是持续积极的政策取向。2009年以来，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财政政策由“稳健”转为“积极”。此后，为了应对世纪疫情、应对内外部挑战，我国持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财政政策持续保持积极取向。二是更加多元的政策目标。相较于高速增长阶段，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国家治理目标与发展目标日益多元化，兼顾速度、质量、效益、安全等多方面的发展需要，必然使财政政策目标的覆盖范围更广，政策目标更趋多元。三是更加丰富的政策工具。在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的背景下，财政政策主要通过加大公共投资来扩大需求；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兼顾多重目标的背景下，财政政策工具持续创新，更加注重各种政策工具的协同配合，通过税收政策、转移支付、增加社会性支出、健全政府债务管理制度等，实现调结构、促均衡、保民生、防风险。四是更加注重政策思路创新和均衡发力。财政政策在外部环境变化、国内经济发展转换阶段中优化升级，展现出不断适应环境变化的新思路新举措。财政政策在供需两端发力，不仅重视需求侧的扩张，也更加重视供给侧的调控。五是更加注重财政政策效能。多元目标下财政政策需要在更多领域发力，积极财政政策持续实施下政策空间有所收窄，在保持财政政策力度适当的同时，更加强调提升政策质量与效益。
二、财政政策“更加积极”的内涵要义
2025年，面对外部压力加大、内部困难增多的复杂严峻形势，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发力、更加给力，有力保障了宏观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2025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突破140万亿元，同比实际增长5.0%。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预计保持在30%左右。人均GDP达13953美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比上年增长5.1%。财政政策对投资和消费的带动作用持续显现，内需逐步改善，2025年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7.3%。新质生产力稳步成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9.2%、9.4%。就业形势总体稳定，重点民生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更多资金投资于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
202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2026年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政策“更加积极”体现在力度、结构、时机、协同效能等多个方面。
体现在财政支出盘子扩大、财政支出力度加大上。保持必要的财政赤字、债务总规模和支出总量，确保必要支出力度，能够为稳增长、调结构提供更多支撑。具体看，一是积极利用财政赤字空间。2026年赤字率将延续上年的较高水平，拟按4%左右安排，赤字规模将达5.89万亿元、比上年增加2300亿元。二是安排更大规模政府债券。2026年新增政府债券规模将达到11.89万亿元，其中，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1.3万亿元，持续支持“两重”建设、“两新”工作等；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4.4万亿元。三是支出总量增加。2026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将首次达到30.01万亿元、比上年增加约1.27万亿元。
体现在支出结构优化、支出效率提升上。财政收支结构优化是提升效率的基础。一是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结构更优。严格落实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要求，严控一般性支出，把更多资金用在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更加注重支持提振消费、投资于人、保障民生等方面，增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潜力和动力。二是政府债务结构和债券工具组合优化。2026年，中央财政赤字50900亿元、地方财政赤字8000亿元，赤字增量全部列在中央，央地之间债务结构更加优化。完善专项债券项目负面清单管理和自审自发试点等，债券工具组合和投向结构更加优化。三是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结构优化。进一步增加对地方转移支付，2026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总量将达到10.42万亿元。中央财政增加对地方财力性转移支付规模，开展整合统筹使用转移支付资金试点，优化转移支付结构，有助于增强地方自主财力和统筹能力。
体现在注重政策时机、主动靠前发力上。存量政策在优化基础上持续发力起效。增量政策侧重宏观基本面总量发力和结构性发力扩内需，持续强调主动靠前发力，确保政策早发力、早见效。财政政策实施过程中，要把握时度效，强化执行力，在强化管理的基础上，注重合理加快支出进度，靠前发力。2026年1-2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67万亿元，同比增长3.6%。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8.6%，卫生健康支出增长17.3%，住房保障支出增长9%，城乡社区支出增长7.7%，节能环保支出增长5.4%。新增专项债发行前置发力，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1.32万亿元，同比增长16%。
体现在政策更加协同、放大政策效应上。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得效果，不仅取决于政策内容更加积极，而且取决于政策工具组合发力、协同发力。如财政与金融等宏观政策协同，实现1+1>2的效应。中央财政专门安排1000亿元，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民间投资专项担保、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机制、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等政策工具组合，支持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带动内需增长。创新政策实施机制，发挥财政、金融、产业等政策优势，深入挖掘政策结合点，实现协调联动，持续放大“组合拳”效应。
三、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受供强需弱、内外经济周期共振等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持续承压。统筹多重目标，更好地应对经济发展中的老问题新挑战，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需要提高更加积极财政政策精准度和有效性，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积极效应。这既要求进一步优化财政政策，更好适配宏观经济治理需求，应对经济社会转型带来的深层次影响和挑战；还要求加快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促进财政可持续性增收，为提升财政服务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供更加坚实支撑。
聚焦高质量发展，逆周期调控与跨周期设计相结合。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既需要平抑短期经济波动，又需要解决中长期结构性难题。逆周期调控主要关注短期问题，目标是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跨周期设计则关注长周期、大环境的变化，目标是解决产业结构调整、人口结构、系统性风险等深层次、长期性问题，确保经济的长期健康运行。财政政策把逆周期调控与跨周期设计结合起来，既能灵活应对短期问题，也能逐步破解中长期的深层次问题。在实现短期逆周期调控目标的基础上，还需要设定更具战略性、包容性的长期目标，进一步提高财政政策的前瞻性、战略性和连续性，为实现各项经济社会目标提供有力支撑。在充分运用相机抉择财政政策工具的同时，要逐步完善财政政策的自动稳定器机制，形成政策组合发力的长效机制。
兼顾供给和需求两端，注重畅通经济循环。财政政策通过灵活调节收入和支出的规模和结构，同时调节供给端和需求端。在供给端，财政政策推动优化投资结构，统筹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债券等各类资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新型城镇化、公共服务设施等关键领域，不断提升投资质量和效益，持续优化供给结构，补齐发展短板，为经济长远增长提供坚实的长效支撑。在需求端，财政政策将扩大消费放在首位，通过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支持就业规模扩大与质量提升，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多渠道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同时加强再分配调节，增强中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持续优化消费场景，有效提振居民消费活力。供需两端协同发力、双向赋能，既能快速拉动当期经济增长，又能引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破解经济循环中的堵点难点，实现短期稳增长与中长期调结构的有机结合，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针对重点领域发挥好结构性调节作用。一是支持新质生产力培育，强化科技创新投入保障，健全多元化科技创新投入机制，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支持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综合运用税收、专项资金、政府投资基金、融资担保等工具，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通过财政奖补政策，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运用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工具，支持设备更新，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二是支持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运用绿色税收、贴息、绿色采购和财政补贴等政策工具来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分担企业在绿色创新研发过程中的成本和风险，为企业的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支持。三是支持区域协调发展，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逐步提高乡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分配机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落实和完善区域财税政策，推进实施区域重大战略，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资源枯竭城市等振兴发展。
更高水平推进财政改革管理。扎实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健全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财政制度。加大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力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提升财政保障能力。加强财政科学管理，深化零基预算改革，通过零基预算改革协同部门间政策，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促进流量与存量的有效衔接。以零基预算改革为抓手健全预算制度，保障财政资金安全、规范、高效使用。全面实施绩效管理，完善绩效评价结果与项目设计、预算编制的挂钩机制。健全支出标准体系，增强预算分配的科学性、规范性。探索开展转移支付整合统筹使用试点，提升转移支付资金与地方实际需求的适配度，增强地方的自主财力和统筹能力。完善专项债券“自审自发”试点，带动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提质增效。
加强预期管理和政策协同。财政政策效应的充分释放，需要健全预期管理机制。经济主体根据预期提前作出适应性反应，进而调整投资、生产或消费行为。因此，要保持财政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向市场释放稳定的政策信号，稳定市场主体预期，通过有效的政策解读、信息公开、新闻发布等方式，加强与市场主体的沟通，有效引导和稳定社会预期。要增强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的适配性、政策取向的一致性，完善政策传导机制，加强政策实施主体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保证财政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或者非经济政策的同向发力，精准发力，放大政策效能，让宏观政策更好激发微观主体活力。
（作者：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责任编辑：严海波
用足用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 王 宇
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明确，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本轮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自2025年初正式启动，是2011年以来我国货币政策时隔14年重回适度宽松取向，该政策为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发挥了重要作用。党中央的这一战略决策为我们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提供了政策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
一、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内涵
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货币政策操作，实现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具有两大功能：第一，货币政策是总需求管理政策，具有调节总需求的功能。在宏观经济运行中，当供求关系失衡时，中央银行将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调节社会总需求水平，恢复总需求与总供给再平衡，实现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第二，货币政策是逆周期政策，具有逆周期调节的作用。当经济出现周期性波动时，中央银行将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进行逆周期操作，熨平经济波动，维护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
在理论上，货币政策立场可以分为：宽松性（支持性）、中性、紧缩性（限制性）。在经济过热、物价持续上行时期，中央银行将选择紧缩性（限制性）立场，通过提高央行基准利率、减少货币供给量等操作，降低总需求水平，抑制通货膨胀，维持物价稳定；在经济疲软、物价持续下行时期，中央银行将选择宽松性（支持性）立场，通过降低央行基准利率、增加货币供给量等操作，提升总需求水平，抑制通货紧缩，促进经济增长。
在实践中，我国货币政策总基调可以分为五种情况：“宽松”、“适度宽松”、“稳健”、“适度从紧”、“紧缩”。一般情况下，中央政府会根据宏观经济变化情况，调整货币政策总基调。中央银行会根据货币政策总基调的变化，确定货币政策操作方向。在经济过热、物价持续上行时期，实行“紧缩”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通过提高政策利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减少货币供应量等操作，降低总需求水平，抑制通货膨胀，维护物价稳定；在经济放缓、物价持续下行时期，实行“宽松”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降低政策利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增加货币供给量等操作，提高总需求水平，抑制通货紧缩，促进经济增长。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核心体现为总量合理充裕、结构精准有效。通过灵活高效的总量工具与精准定向的结构性工具协同发力，在保障流动性充裕的基础上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保持总量充裕、维持利率低位，引导资金精准流向实体经济，最终实现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的双重目标，达成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的动态平衡。具体来看，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保持流动性充裕、社会融资条件宽松，推动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维持低位运行；二是结合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动态变化，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节，确保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与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三是坚持支持性的货币政策立场，运用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策略，将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决策的重要考量。
当前，面对国际国内多重挑战以及内需外需的双重压力，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适配当下经济发展的关键举措。该政策能够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的需求管理和逆周期调节核心作用，有效提升社会总需求水平，促进经济较快增长，成为解决当前经济领域有效需求不足、供强需弱突出矛盾，推动中国经济实现再平衡的有效路径。
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有效实践
我国适应国内外形势深刻变化，先后实行两轮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第一轮是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2008年我国货币政策从“从紧”转为“适度宽松”。第二轮是为了应对内需外需重大变化，2025年我国货币政策从“稳健”转向“适度宽松”。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整个世界经济和国际市场都造成了严重冲击。我国出现了出口持续下滑、经济增速放缓、就业压力加大等困难。为此，2008年11月我国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财政政策从“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从“从紧”转为“适度宽松”。200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确认了这一宏观政策的总基调。这一轮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操作，主要包括下调存贷款利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增加货币供给量等，以提高社会总需求水平，扩大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促进经济增长。
这一轮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得明显成效。2010年我国经济率先企稳回升，全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0.3%，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降至4.1%，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平均上涨3.3%。随着经济快速恢复，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货币政策从“适度宽松”调整为“稳健”。同时，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此后，“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成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组合。
近年来，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再次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全球经贸增速放缓，外需不确定性上升；另一方面，内需不振，供强需弱矛盾突出。在此背景下，我国再次选择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一决策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外形势基础上作出的重大战略调整，标志着我国货币政策从“稳健”再次转向“适度宽松”。2025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加紧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用好用足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不确定性。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延续这一货币政策。2026年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提出，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强化改革举措与宏观政策协同。2026年以来，中央持续延续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取向，强调强化宏观政策协同，将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重要考量。
此轮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逐步显现。一是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2025年，将公开市场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从1.5%调降至1.4%；降低所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0.25个百分点；降低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到2025年末我国新发放企业贷款利率、个人住房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均在3.1%左右，位于历史最低水平。二是流动性合理充裕，金融总量较快增长。2025年，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阶段性降低汽车金融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的存款准备金率从5%降至0%。到2025年年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长8.3%，广义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长8.5%。三是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到2025年年末科技贷款增长11.5%、绿色贷款增长20.2%、普惠贷款增长10.9%、养老产业贷款增长50.5%、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增长14.1%，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
三、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从总量与结构、价格与传导、宏观经济政策协同等方面统筹推进、共同发力，综合运用多种工具，保持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持续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盘活存量、提升效能，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创新、绿色转型、普惠小微、数字经济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在总量方面，综合运用存款准备金率、质押式和买断式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公开市场操作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在结构方面，优化创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丰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箱。适当增加规模，完善实施方式。加大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扎实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
完善以利率为核心的货币政策框架，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在价格方面，根据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变化，灵活高效运用降准降息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在传导方面，进一步推进货币政策从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价格型调控为主的转变，完善以利率为核心的货币政策框架。健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同时，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充分发挥数据要素、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作用，强化考核评估、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支持措施，引导金融机构加力支持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完善宏观经济政策协同机制，统筹做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一是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方式保持市场流动性充裕，支持政府债券顺利高效发行。二是央行再贷款工具与财政贴息政策有机结合。再贷款通过激励金融机构，从供给端引导信贷投向；财政贴息通过补贴企业和个人，从需求端优化经济结构。通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同向发力，进一步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三是央行和财政部通过担保等增信方式共同分担贷款、债券的风险成本，提升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增加对企业的融资支持，为经济持续向好提供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持。
（作者：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原副局长、一级巡视员）
责任编辑：严海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