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内卷式”竞争引发的资源低效内耗、创新动能弱化、市场秩序失范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畅通国内大循环的突出堵点。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确定为2026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健全产能监测预警机制，采取规划引导、产能调控、价格治理、行业自律等措施，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高质量发展重大决策部署的必然要求。围绕这一重要任务，本刊约请专家学者撰写理论文章进行阐释，深刻剖析“内卷式”竞争的深层成因与现实危害，系统探讨治理“内卷式”竞争的核心路径与实践抓手，供读者参考。
如何认识和整治“内卷式”竞争
◎ 卢 江
“内卷式”竞争由“内卷化”这一概念衍生而来。“内卷化”一词最初被广泛地应用于不同领域，用以描述在特定系统结构内，个体效率因资源有限而未得到实质性提升，甚至出现停滞退化的一种非良性发展状态。因此，“内卷式”竞争也就是竞争“内卷化”，是竞争的异化状态。今天我们讲的“内卷式”竞争，指的是经营主体为了维持市场地位或争夺有限市场，不断投入大量精力和资源，却没有带来整体收益增长的恶性竞争现象。这不仅无法带来效率的实质提升，更会成为阻碍高质量发展的顽疾。
一、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大逻辑看待“内卷式”竞争
竞争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机制，有利于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实现优胜劣汰，提高市场效率，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就是引入竞争、规范竞争和保护竞争的过程。通过反复实践，我们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逐渐形成了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为市场充分竞争创造良好条件，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生产力。当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全世界唯一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6年稳居世界首位，是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竞争机制越顺畅，市场经济越发展。然而，随着部分行业市场增速放缓与产能结构性过剩并存，经营主体在存量博弈中被迫采取非理性竞争策略，导致“内卷式”竞争现象在局部领域显现。
“内卷式”竞争是市场失灵的一种表现。市场失灵是指市场机制在某些情况下无法有效地分配商品和劳务，导致资源配置缺乏效率或失当。简单来说，就是“看不见的手”无法引导经济达到理想状态。“内卷式”竞争就是典型代表，它会扰乱竞争秩序、破坏市场公平、扭曲市场机制，给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诸多不利影响。从短期来看，一是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企业为了争夺市场份额竞相降价，甚至以低于成本价格销售，行业利润被严重挤压，低价策略下的企业产品质量下降，消费者看似在价格战中受益，实际上往往会因为低质量产品和低质服务难以获得良好的消费体验。二是劳动者权益也会受到侵害。企业为了降低用工成本，会通过各种隐形手段要求无偿加班，增加考核强度，导致员工过度劳动、身心受损。三是区域协调性发展不足。部分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提供过度补贴，盲目上项目，区域间产业雷同和重复建设突出，加剧地方财政负担。从长期来看，这些都导致企业创新发展动能不足，企业因缺乏时间、精力和资金保证，在面对研发周期长、风险程度高的技术投入时缺乏信心和耐心，部分企业更偏向和习惯于“跟随式增长”而非“引领性创新”，致使企业技术进步停滞，创新动力受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难度攀升，产业结构僵化，资源被长期锁定在低附加值环节，难以向高端升级，产能过剩与资源低效率配置导致产业缺乏韧性、安全性和全球竞争力；有效市场功能衰减，公平竞争秩序被破坏，企业“劣币驱逐良币”成为常态，市场机制的优胜劣汰效应难以发挥作用，市场竞争陷入恶性循环。总之，“内卷式”竞争将各类主体禁锢在低价低质、没有效益的竞争中，投入大量精力资源，却不能带来整体收益增长，长此以往必将贻害无穷。
我国“内卷式”竞争是阶段性、结构性现象。世界经济史表明，“内卷式”竞争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问题。首先，“内卷式”竞争是市场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的现象。当前我国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传统发展模式的增量空间不断收窄，新旧动能结构性转换存在阵痛期，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潜能尚未充分释放，宏观经济运行总体表现为供给大于需求，企业在有限的市场范围内角逐竞争，最终迫不得已采取低效竞争，投入更多却没有带来整体收益增长。其次，“内卷式”竞争是区域、行业和领域中的结构性现象。从区域层面看，技术、人才、资金等要素资源高度集中的地方，新生赛道从初创期至成熟期，所需时间短、发展速度快、参与者数量多，竞争自然就会相对激烈。从行业和领域层面看，有些行业存在技术路径依赖，企业创新能力不足，产品高度同质化，只能转向价格战。其中，平台经济、光伏、锂电池、新能源汽车等重点行业和领域的“内卷式”竞争，已经成为深入整治的重点。
针对实际情况，有关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通过制度建设和专项行动，双管齐下整治“内卷式”竞争，取得一定的成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25年表决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国务院于2024年颁布实施《公平竞争审查条例》，为规范市场竞争秩序提供法规依据。有关部门明确2026年将“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列为年度重点监管任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026年配套出台《关于进一步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通知》。各级地方政府制定工作方案、加大整治力度，通过三级联动治理机制，全国范围内平台经济领域恶性补贴、数据封锁、算法共谋等典型内卷行为得到一定遏制。但是，“内卷式”竞争的产生有其深刻原因，部分行业低价内卷、流量恶性争夺等现象尚未根本扭转，仍需找准对策，久久为功、持续发力，推动市场竞争从无序内耗转向创新提质的良性轨道。
二、准确认识“内卷式”竞争的形成原因
“内卷式”竞争作为当前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现象，涉及企业、行业、政府等多个方面，其原因具有多维性、复杂性，既受客观经济规律的制约，又受国内外环境影响；既有周期性因素，也有结构性因素，需要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宏观经济供需结构失衡。竞争总是围绕着供给和需求的匹配展开，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当前，我国供需结构失衡是引起“内卷式”竞争的基础原因，其中需求端的变化起主导作用。一方面，国际市场需求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致使不少外贸型企业转战国内市场；另一方面，国内消费偏好向高端化、个性化、绿色化和智能化升级，但有效需求不足，消费者购买力和消费意愿处于较低水平。需求端疲软导致市场竞争陷入抢夺有限市场份额的“内卷”。从供给端来看，我国拥有完整且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生产能力巨大，但存在无效供给过多、有效供给过少的结构性问题，导致产能结构性过剩、资源浪费和市场失序。
一些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市场机制下应当作出关于技术创新方向、研发投入规模和成果转化力度的决策，不断提高竞争优势和核心竞争力。然而在改革开放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市场规模迅速扩大，部分企业凭借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比较优势获得盈利，而忽视科技创新研发投入，产生了策略单一的路径依赖。随着旧需求日渐饱和，行业整体利润空间不断被挤压，新需求的兴起没有与之适配的新供给，企业只能通过“卷”成本和“卷”价格来维系生存，使整个市场陷入“增量不增利”的困境。
产业集中度不合理。产业集中度直接影响市场竞争态势，健康公平有序竞争要求不同行业产业集中度保持在合理范围之内，既不能过低，又不能太高。当前，我国产业集中度在两个方面加剧了“内卷式”竞争。一方面，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印刷包装、金属加工机械制造业等产业集中度较低，这些行业技术要求低，企业数量多规模小，市场高度分散，同质化竞争激烈。另一方面，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人工智能、互联网服务业等领域产业集中度较高。头部企业拥有资本、技术等优势，在上下游产业链中占据支配地位，通过补贴、算法等迫使上下游及中小同行采取跟进策略，产生链条式“内卷”。
有效制度供给不足。在“内卷式”竞争中，有效制度供给不足也是重要原因。一些地方政府存在政绩观、发展观的偏差和错位，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认识不清，习惯于算地方账、部门账、眼前账，人为制造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影响要素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一些地方政府，以土地、财政、税收等过度优惠手段进行不规范的招商引资，在产业布局上不顾地方实际乱上项目，设置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壁垒，不自觉中成为“内卷式”竞争的推手。随着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快速发展，政府传统监管手段已经难以适应形势发展，监管队伍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进行监管的能力不足，难以有效监控、及时处置“内卷式”竞争问题。
三、多元协同治理推动“内卷式”竞争转向有序竞争
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多措并举、协同发力，构建覆盖市场、政府、行业、企业在内的多元协同治理格局。
坚持有效市场，促进有序竞争。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一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一个健康的市场生态应该能够准确反映供给和需求关系，通过市场机制的优胜劣汰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这就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积极发挥价格作为供求关系的信号作用，鼓励企业通过采用新技术、设计新产品、提高管理水平等方式开展竞争。二是完善市场准入标准，在部分产能过剩或“内卷”严重的行业，通过提高技术水平、能耗强度、产品质量等准入标准，从源头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引导企业由盲目扩产转向技术创新。三是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畅通市场退出机制，纠正扭曲的市场信号，为优质企业腾出发展空间。支持具有协同效应的企业兼并重组，提升产业集中度，整合产能，优化管理，增强行业整体竞争力。
政府积极作为，矫正市场失灵。有为政府是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根本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矫正市场失灵，规范竞争秩序，使全国统一大市场成为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的大舞台。”完善法律规则体系，健全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加快补齐制度短板，明确规制“刷评炒信”、网络水军恶意诋毁、平台强制“全网最低价”等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企业创新积极性。强化严格执法监管，聚焦平台经济、新能源汽车等重点行业，开展专项整治，严厉打击低价倾销、仿冒混淆、虚假宣传等行为。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对平台经济实施穿透式监管，及时发现和处置强制压价、操纵数据等问题。落实公平竞争审查，从源头规范政府行为，废止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和选择性补贴政策，防止行政力量扭曲市场信号，诱发“内卷”。通过政府积极作为，保障各类经济主体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保护和促进公平竞争，进一步推动形成有序竞争格局。
强化行业自律，维护市场秩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更好发挥行业协会自律作用，引导企业提升产品品质，实行优质优价，反对低价劣质。”行业协会扮演着市场失灵的协调者角色。一是利用好行业协会自律公约的软约束功能，行业协会可以组织制定行业产品最低质量标准和价格标准，建立行业内声誉信用评价体系，维护市场秩序，弥补法律硬约束没有涉及的灰色地带。二是建设好行业公共信息平台，实时发布市场行情波动、产能库存调整等重要信息，让企业及时有效调整生产经营活动。三是防范行业协会治理风险，行业协会需要在合法合规范围内发挥作用，注重自身权责可能造成的垄断风险，明确行业自律的边界，建立完善主动审查机制。
坚守企业本分，回归价值创造。企业是市场竞争的主体，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企业摆脱“内卷式”竞争的根本出路在于转变自身发展方式。一是突破低端产能扩张的路径依赖，将资源聚焦于关键核心技术和原创性研发。政府可通过税费抵扣、融资支持等政策，激励企业加快产品与工艺创新，培育差异化竞争优势。二是鼓励企业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在产品质量、服务体验、品牌建设等方面持续深耕。通过建立品牌评价体系等方式，引导企业践行长期主义，培育高附加值、高端化的发展路径。三是企业应建立健全内部合规体系，自觉遵守市场竞争规则，将短期逐利置于规则之上，主动抵制恶性竞争，共同维护健康的行业生态。
（作者：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严海波
平台经济的“内卷式”竞争更典型吗
◎ 张 晨
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原则，但过度竞争甚至恶性竞争则会导致资源错配和效率损失，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当前，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成效显现，但一些领域的“内卷式”竞争问题仍然突出，平台经济就是其中之一，且已成为“内卷式”竞争的集中多发区，需要在发展的同时加强治理。
一、平台经济“内卷式”竞争的突出表现和危害
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进步和广泛应用，平台经济以其大数据、算法、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和平台化组织方式，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拓展市场空间、促进市场竞争、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推动产业升级、增加就业等方面的作用不断增强，生动体现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动能。但随着行业集中度逐渐提高，部分平台为争夺市场，滋生了各类不正当竞争及“内卷式”竞争行为，已成为当前较为突出、影响面较大的领域之一。
从现象看，平台经济“内卷式”竞争表现突出。一是平台企业之间的同质化竞争。比如，在电商、外卖、出行和视频内容等平台经济领域，一些企业围绕用户规模、流量和市场份额展开持续竞争，为巩固或扩大优势，平台普遍采取补贴、低价、免费服务等方式作为竞争手段，全网比价、全网低价、发放优惠券、“满减叠加”等“内卷式”竞争手段持续出现。二是流量规则主导下平台内经营者的“内卷”。在平台经济中，获取订单的能力高度依赖由平台规则和算法分配带来的“流量”，平台内经营者纷纷采取“以价换量”、“低价引流”，通过“限时秒杀”、“超低价套餐”、高价聘请“明星大V”带货等方式获取“流量”、争夺订单，呈现出同质化、价格战、“量增利减”等“内卷式”特征。三是平台劳动者的“内卷”。在外卖配送、网约车等平台经济领域，平台劳动者普遍通过延长在线时长、提高接单量、缩短配送时间等方式来增加收入；一些外卖骑手压缩用餐时间、休息时间，甚至为了赶时间忽视交通安全；部分网约车司机为了提高接单概率和收入水平，同时在多个平台接单且超长时间运营。然而，超时劳动、高强度劳动、甚至在健康与安全方面承担更多风险，却并未带来收入水平的同步提高，竞争“内卷化”问题较为突出。
从直接的结果看，平台经济“内卷式”竞争影响各类参与主体的利益。平台内经营者在激烈的流量竞争和价格竞争中，不得不反复降价、加大促销投入，导致利润空间受到持续挤压。这种竞争状态削弱经营者的长期经营能力，降低其进行技术改进和产品升级的意愿，会造成产品质量下降、服务品质缩水。平台劳动者在算法驱动的劳动组织和监管模式下，往往存在超时劳动、过高强度劳动以及较低的收入水平等现象，这不仅会导致其生活质量难以提高，更使其难以通过技能积累实现职业发展。与此同时，消费者福利也难以获得长远的改善，因为商品和服务价格的下降在短期可以给消费者带来好处，但长期则可能带来低价低质、供给同质化等问题。
从更广泛的经济运行看，平台经济“内卷式”竞争影响国民经济平稳运行。平台经济“内卷式”竞争导致扩散性较强的“低价循环”，如果某个平台经济的商品降价促销，就会迅速通过比价效应向其他平台传导，并最终扩散到线下领域，导致整个市场价格持续下行，造成宏观经济面上的通货紧缩趋势。平台经营者在持续降价和利润压缩的环境下，难以通过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有效激发消费需求，且平台劳动者在超时劳动、高强度劳动和收入不稳定的压力下，其消费时间、消费意愿、消费能力均会受到制约，不利于扩大内需战略的实施。
二、平台经济“内卷式”竞争的生成机制
剖析平台经济“内卷式”竞争之所以集中多发，需要分析数字技术的特征以及在利益驱动下竞争的传导路径和生成机制。数字技术带来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特征以及算法控制催生的新的劳动管理手段，使平台企业得以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重组竞争关系，显著强化竞争强度，加剧行业“内卷”困境。
数字技术推动市场集中和平台企业间“内卷式”竞争。数字技术已显著降低了平台企业获得较高市场份额的难度，使平台经济呈现出较为集中的市场结构，少数头部企业之间的竞争更为激烈。在多个领域中，头部平台企业之间存在高度重叠的业务范围和竞争空间，这些平台无法通过分割市场来实现稳定共存，而是被迫在同一技术和市场框架内展开竞争。加之数字技术的“加速效应”，平台可以通过算法快速调整定价策略、补贴力度和服务规则，使竞争频率和竞争强度快速提升。即便平台企业已具备一定市场占有率的优势地位，也不敢主动降速减力，从而形成“市场高度集中但竞争高度内卷”的格局。此外，平台经济因存在明显的规模经济和网络经济效应特征，使得平台经济的竞争天然带有“赢者通吃”的预期。在这一预期下，平台企业将扩大用户规模、提高市场覆盖率视为竞争的核心目标，往往不顾成本地补贴和压价，从而演变为持续加码的“内卷式”竞争。
金融化逻辑强化平台企业间竞争的“内卷化”。当前，平台企业具有较为典型的金融化特征，其发展逻辑与资本市场高度关联。资本市场对平台企业的估值往往更加看重用户规模、市场占有率和增长预期，而非当期盈利水平。在这一机制作用下，平台企业会主动采取压低价格、牺牲当期利润甚至承受阶段性亏损等策略进行竞争，以换取市场份额的快速扩张。因为一旦市场份额显著提升，甚至形成一定的市场支配地位，有助于其获得资本市场认可，实现估值水平跃升。一段时间以来，部分平台在外卖、闪购等领域展开的激烈价格战、补贴战，往往是通过争夺市场占有率以提升融资能力和企业估值为目标的行为，这正是平台经济金融化逻辑在现实中的集中体现。其结果就是，为实现自身的金融目标，却伤害了实体经济的整体利益。
数字技术驱动的平台规则加剧平台内经营者之间“内卷式”竞争。在平台企业间“内卷”的背景下，平台通过数据分析、规则设计、算法主导的排序匹配、经营评价等数字技术手段，将竞争压力传导给平台内经营者。由于创新能力、产品质量和服务差异等难以即时量化和显性化的要素在算法体系中难以体现，平台内经营者不得不通过降价促销、甚至低于成本价格销售商品、高额广告投流费用等方式参与竞争，致使其合理利润被大幅压缩，竞争也被锁定在一个不断强化的“降价”循环之中。这不仅使平台内经营者无法提高经营收益，也制约其商品、服务质量提升和技术进步，最终形成高强度、低效率的“内卷式”竞争状态。
平台经济的算法管理造成平台劳动者的“内卷式”竞争。平台劳动的显著特征在于，平台企业使用数字技术对劳动者的工作时间、接单数量、响应速度、服务评价和行为轨迹进行持续记录与分析，利用即时反馈机制和动态排名机制，实现对劳动过程的全面数据化、算法化和精细化控制。这种以数据为基础的算法管理方式，使劳动者之间的竞争更加直接和持续。为了避免被算法边缘化，劳动者不得不增加劳动时间和强度的投入。而算法评价体系则具有高度的不透明性，其权重分配、排名规则、派单逻辑往往根据平台战略需要实时调整，却无需向劳动者充分披露。劳动者个体在“看不见的规则”中竞相角逐，甚至导向“逐底竞争”，从而造成劳动时间、强度超越法律界限。因此，在平台经济的算法管理下，劳动者日均接单量增加了，但订单平均单价却呈下降趋势，劳动者因此面临投入持续增加但收入水平并未随之提升的困境，这正体现出劳动者之间的“内卷式”竞争。
三、平台经济“内卷式”竞争的治理方式创新
当前，“内卷式”竞争在平台经济的集中显现，凸显了技术创新对于治理方式创新的更高要求。“十五五”规划纲要要求，“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加强平台企业数据、算法、流量和规则监管，促进平台企业和平台内经营者、劳动者共赢发展”。在数字技术和平台资本逻辑深度融合下，需要通过市场机制与政策引导相结合的方式得到有效治理。
把握平台经济竞争规律。加强对数字技术新特征、数字经济新变化、平台经济新模式的深入系统研究，把握平台经济竞争规律、平台经济资本运动规律，为有效治理提供理论基础。坚持鼓励发展与规范治理两手发力，既“放得活”又“管得好”。一方面，鼓励、支持、引导平台企业健康发展，充分保护其合法权益，创造有利于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产业生态；另一方面，充分认识到平台经济“内卷式”竞争的典型性，明确将平台经济列为“内卷式”竞争综合治理的重点领域，着力引导平台企业竞争转向更加重视质量和效益，鼓励其将数字技术能力更多用于提升效率、改善服务和促进创新，履行科技创新的社会责任，推动数字技术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完善平台经济公平竞争制度。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迫切需要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与之相适应，以确保平台经济竞争的公平有效。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该领域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强化落实执行。另一方面，应根据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要求，加强专业化、智慧化监管，提升综合治理的能力和水平。近期，有关部门密集出台、实施了一些关于平台经济的规章制度，比如《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合规指引》、《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等。这必将有效遏制平台乱象，更好保护消费者、经营者与劳动者合法权益，激发平台经济新动能。
加大平台经济的整顿力度。加强平台经济“内卷式”竞争的综合治理，引导平台经济杜绝不良竞争行为，推动物价合理回升。通过规范平台经济用工规则，减少过度绩效化和不合理要求，缓解劳动者之间的过度竞争，充分保障劳动者权益，使劳动者能够更加充分享有数字经济发展的成果。督促引导平台经济优化规则和算法，从流量分配者进化为精准链接供需的服务者，引导平台内经营者通过技术创新、质量提升和差异化经营参与竞争，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个性化、多元化的商品和服务，以科技创新激发新消费需求。以平台经济为重点的综合整治，必将成为推动全社会反“内卷式”竞争治理效果的放大器，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关键支撑。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经济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严海波
依托超大规模市场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
◎ 李亚伟
整治“内卷式”竞争既是破解发展难题的现实需要，也是推动经济行稳致远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内卷’重灾区，要依法依规有效治理”。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需要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协同发力，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战略依托作用。
一、结构性供需矛盾是“内卷式”竞争的重要成因
“内卷式”竞争有很多原因，从市场角度看，结构性供需失衡是形成当前“内卷式”竞争的重要原因。
国内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内卷式”竞争根植于国内市场有效需求不足这一宏观层面的结构性供需矛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有效需求不足，供强需弱矛盾突出”是“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国内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表现为消费需求不振和有效投资增长偏弱，消费资料生产部门和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部分行业面临着行业层面的需求疲软，企业只能在受到压缩的市场空间之内为了生存而竞争。
国际市场的贸易壁垒增多。在出口导向战略惯性之下，企业可能在国内需求不足的情形之下为了出口而扩产，于是形成内需与出口之间的结构性偏离。近年来，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西方国家对我国新能源汽车、光伏、锂电池等产品施加更多的贸易壁垒，个别国家推动所谓“友岸外包”、“近岸外包”，寻求供应链“去中国化”，人为割裂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随着国际市场环境更加复杂，海外市场空间的不确定性提高，而国内市场的消化能力尚未完全跟上，原本面向出口的产能被迫转向内销，便会进一步加剧部分行业在国内市场上的供给压力与竞争强度。
部分新兴行业阶段性供大于求。新兴行业技术创新过程的不确定性和市场培育的长周期，可能引发阶段性结构性的供大于求。一方面，技术路线的转换，往往容易形成难以迅速退出的落后产能和阶段性结构性的供给富余。由于技术创新过程具有不确定性，一个行业在主导技术产生之前，往往推行多种技术路线，不同企业可能采用不同的技术路线，同一企业为了降低失败风险也可能布局多个技术路线。然而，一旦主导技术出现和确立，其他技术路线的生产线便可能在尚未回本时就已落后，却又难以转变为先进生产线，也难以被迅速淘汰。另一方面，新兴产品的市场培育需要时间，由于技术尚未成熟稳定、相关配套设施尚未充分完善，需求的增加往往较为缓慢，造成阶段性结构性的需求不足。以新能源汽车为例，续航里程的技术突破、充电桩等配套设施的建设、消费者的认可和接受等，无一不需要时间的沉淀。在这一阶段，供给的迅速扩张与需求的渐进释放之间便形成了结构性缺口，新兴行业的竞争压力也因此而增大。
一些地方政府的不当干预。有些地方政府往往采用土地、税收和财政补贴等各种优惠政策吸引热门产业进驻，忽视本地的资源禀赋和长远规划。这些政策扭曲了这些热门行业的进入成本，造成同质化产品重复建设和产能迅速扩张问题。还有些地方政府出于税收、就业等原因，倾向于采用多种措施维持部分经营不善企业和落后产业的生存，影响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和资源的有效配置，造成落后产能退出困难，加剧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此外，部分地区仍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倾向，通过行政手段构筑隐性壁垒，阻碍要素自由流动，导致市场分割。
二、超大规模市场为整治“内卷式”竞争提供战略依托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强大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市场是经济发展中稀缺的资源，我国拥有超大规模而且极具增长潜力的国内市场。这是我国发展的优势，也是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战略依托。
为扩大有效需求提供需求潜力。市场规模不仅是数量的加总，而且包含着多维度多层次的结构。由于生活环境、收入水平、风俗习惯等差异，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呈现出多样性，既包含生存型消费需求，也包含享受型、发展型消费需求；既包含对传统产品的需求，也包含对新兴产品的需求。这种大量和多样化的消费需求，自然而然带动大量的投资需求。而且，因为地域广阔、自然环境复杂，现代化进程中还蕴藏着对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的大量需求。由此可见，虽然当前面临着国内需求不足的挑战，但超大规模市场能够为整治“内卷式”竞争提供扩大有效需求的巨大潜力。
为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提供竞争优势。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足够大，企业就能靠国内订单把生产规模做大，成本摊薄，效率提高。企业可以利用商品生产的规模经济提高生产率，以较低成本优势赢得国际市场，从而成为商品的净出口国。依托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我国的传统行业和新兴行业均可以打造竞争优势进而拓展国际市场。当前出现“内卷式”竞争的行业，大多是具有或者可能具有世界竞争优势的行业。这些行业可以通过开拓国际市场走出“内卷式”竞争的困境。这一过程中，超大规模市场所产生的需求，有利于企业在大规模生产中提升全球行业竞争力，打造全行业的国际声誉，推动国内产能国际化，减少国内“内卷式”竞争。
为企业技术升级提供成本优势。技术创新不足导致企业产品同质化严重，只能通过低价竞争争夺有限的市场份额，超大规模市场有助于企业通过技术升级而摆脱“内卷式”竞争困境。第一，超大规模市场能够放大规模经济效应，降低包括固定资产投资、人力、物流、市场开拓等多方面的成本。第二，超大规模市场能够放大创新收益。当市场规模较小时，“创新不如引入”成为更理性的选择；而当市场规模庞大时，技术上的创新突破则会协助企业获取大量市场份额和高额收益，使致力于自主研发成为保持竞争力和获取更多利润的合理路径。第三，超大规模市场还能够提供丰富的应用场景和试错空间以及迅速升级迭代的可能性，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突破，企业逐渐能够凭借技术创新和差异化的产品进行竞争，不再需要依赖低效率、高损耗的“价格战”。
为规范市场秩序和政府行为提供制度空间。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既内在要求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又为这些战略措施的实施提供了富有弹性的制度空间。一方面，超大规模市场内部存在发展差异和区域梯度，能够为制度供给提供差异化的试点空间，强化先试点再推广机制的稳步实施。另一方面，超大规模市场的内在韧性，能够为制度调整提供缓冲空间，提升治理体系的稳健性。因地制宜、动态调适的制度安排，正是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根本保障，也为整治“内卷式”竞争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三、依托超大规模市场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政策着力点
整治“内卷式”竞争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协同发力，兼顾短期整治措施和长效机制建设，兼顾行业短期盈利能力恢复和长期高质量发展。依托超大规模市场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可以从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际市场、优化供给结构、强化市场监管和地方政府行为规范等方面着力。
多渠道拓展需求空间，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一是鼓励企业挖掘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潜力，推动供需在更高水平上精准匹配。我国消费者有着对更高品质产品、更优化服务等的需求，需要引导企业在提升产品品质、完善配套服务体系等方面下功夫，形成“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良性互动。二是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和实行需求端补贴等方式，为相关行业提供市场需求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已经逐步取得明显成效，未来有必要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提质增效优化实施。三是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全方位扩大内需，为超大规模市场潜力释放提供持续动力。
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进行产业链的全球布局。协同推进提升产品品质和开拓海外市场。强化行业自律，倡导企业找准自身定位，打造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产品。引导形成出口海外的统一标准，提升产品质量和信誉，让“中国制造”真正成为“中国品牌”。强化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保障服务，助力企业实施国际市场多元化战略。为企业破解技术壁垒和贸易争端等提供制度化支持，推动国内标准体系与国际市场技术准入要求互认，帮助企业维护与传统国际市场的经济往来，开拓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等新兴市场的连接互动。鼓励企业对产业链进行全球布局、本地化合作、技术授权，妥善化解贸易限制，有效利用各国生产要素、服务当地市场、规避贸易壁垒，进一步带动我国相关产品和服务的出口，形成内外联动的良性循环。
对准市场需求，多措并举优化供给结构。根据不同行业的发展规律和市场需求，分类施策进行产能调节。对于存在“内卷式”竞争的传统行业，调控新增产能，鼓励企业自愿减产。对于新兴行业，引导企业根据市场需求从“卷价格”转向“优价值”，促进高质量产品和服务在竞争中胜出，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优胜劣汰。强化技术创新激励机制，鼓励企业依托超大规模市场推进技术迭代升级。加大在税收优惠、财政补贴、金融支持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升企业开展技术研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促进企业充分利用超大规模市场所提供的规模经济效应和丰富应用场景等优势加快推进技术创新。推动企业间合作与市场整合，鼓励优势企业依法依规地进行兼并收购与资产重组，实现产能的优胜劣汰。
强化市场监管和地方政府行为规范。在市场监管方面，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创新监管手段，强化监管和质量标准；实施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加强重点行业和领域监管执法，分领域开展集中整治行动，严厉打击恶意比价、虚假宣传、互黑互踩等市场乱象，营造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与公平竞争的各类规定和做法，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在地方政府行为方面，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优化完善政府政绩考核体系，整顿“内卷式”招商，打通区域“小循环”，畅通释放内需潜力的“大循环”，为企业营造更加稳定、透明和可预期的发展环境。
（作者：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治经济学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严海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