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生态产业化构建的是基于生态价值的城乡共生体系，其核心是实现“生态资源-价值产品-城乡共享”的全链条贯通。要使其成为驱动城乡融合的强劲引擎，需要制度、科技、市场和治理四轮协同驱动，形成系统性推进合力。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要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生态产业化作为乡村生态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的核心路径，既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构建生态经济体系的关键抓手，更是驱动城乡深度融合发展的绿色引擎，具有重要时代价值与实践意义。
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抉择
城乡融合的本质是打破要素流动壁垒，实现城乡资源优势互补与价值共生。长期以来，生态型地区面临保护与发展的两难困境，乡村丰富的生态资源难以转化为经济优势，而城市则面临生态产品供给不足的短板。生态产业化通过市场化路径激活乡村生态资源价值，精准契合了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要求。
从政策导向来看，“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完善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因地制宜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这为生态产业化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当前，我国绿色低碳产业产值规模已达11万亿元，未来五年仍有巨大增长空间，乡村生态资源的产业化开发正是承接这一发展机遇的重要载体。通过生态产业化，既能让乡村凭借生态优势融入城市产业链、消费链，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又能为城市提供优质生态产品、休闲空间等稀缺资源，推动城乡功能互补升级。
从实践需求来看，生态产业化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的有效路径。“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要求“分层分类帮扶欠发达地区”，而欠发达地区多为生态优势突出的区域。通过发展生态种植、生态旅游、非遗文创等产业形态，能够吸纳农村劳动力就近就业，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让农民在生态保护中分享发展红利。
价值显化与要素对流是核心逻辑
生态产业化驱动城乡融合的核心逻辑，在于通过生态资源的价值显化打破城乡价值失衡格局，以要素对流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壁垒，形成以乡村生态价值为牵引的循环经济链条。与传统城乡发展路径多聚焦于产业转移或基础设施联通不同，生态产业化构建的是基于生态价值的城乡共生体系，其核心是实现“生态资源-价值产品-城乡共享”的全链条贯通。
价值显化是生态产业化驱动城乡融合的基本前提。乡村生态资源的公共产品属性使其价值长期处于隐性状态，而生态产业化的核心功能就是通过市场化路径将生态价值转化为可量化、可交易的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通过构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对生态物质产品、生态调节产品、生态文化产品进行科学定价与市场化开发，让乡村生态资源从“无偿使用”转变为“有偿增值”。价值显化能够形成城乡价值互补格局，乡村为城市提供稀缺的生态产品与生态服务，城市为乡村生态价值转化提供市场、资本与技术支撑，这种价值互补成为牵引城乡融合的核心动力。
要素对流是生态产业化驱动城乡融合的关键所在。价值显化的实现离不开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跨城乡流动，而生态产业化恰好为要素对流搭建起桥梁。从实践来看，要素对流呈现双向赋能的鲜明特征：一方面，城市要素向乡村下沉，城市的数字技术、绿色资本、管理经验等注入乡村生态产业，提升生态资源开发的标准化、智能化水平；另一方面，乡村要素向城市流动，乡村的生态农产品、特色文创产品等进入城市市场，丰富城市供给体系的同时，也让乡村要素价值得到充分释放。
启动生态产业化绿色引擎的实践路径
生态产业化要成为驱动城乡融合的强劲引擎，需要制度、科技、市场和治理四轮协同驱动，形成系统性推进合力。
制度创新是“方向盘”。生态产业化涉及自然资源产权、价值核算、市场交易等深层次制度问题，必须通过制度创新破除障碍。加快建立健全覆盖各类自然资源的生态产权制度，明确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为生态产品入市交易奠定法律基础。完善生态价值核算体系，制定全国统一的核算标准，并推动其进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形成保护者受益的激励机制。创新生态补偿与交易制度，在完善纵向生态补偿的同时，积极探索地区间、流域间的横向生态补偿，以及碳汇、水权等市场化交易模式。重庆市探索实施横向生态补偿办法，允许区县间进行森林覆盖率指标交易，就是一项创造性制度实践。
科技创新是“加速器”。现代科技能够极大提升生态产业的效率、附加值和可持续性。在生态监测领域，卫星遥感、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可实现对生态资源的实时监控和精准评估，为价值核算提供科学依据。在生产环节，智慧农业技术研发与应用既能提高产量，又能减少面源污染，实现生态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在加工流通领域，生物技术、冷链物流、区块链溯源等，能够延长生态产品保质期、提升品质并增强消费信任。
市场培育是“燃料箱”。生态产业化最终要接受市场检验，必须培育健康活跃的市场体系。一方面，要拓展生态产品市场，通过品牌建设、渠道创新和消费引导，让有机农产品、生态旅游、康养服务等获得市场认可和溢价。另一方面，要创新商业模式，发展都市农业、康养农业、休闲农业等新业态，满足城市居民多元化、个性化的生态需求。例如，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的全域乡村运营模式，引入专业运营团队整体开发乡村资源，实现生态价值最大化。
协同治理是“传动系统”。生态产业化涉及政府、企业、村集体、农户等多方主体，需要构建协同高效的治理格局。政府发挥规划引领、政策支持和监管服务作用，搭建好平台、制定好规则。企业应发挥市场主体作用，带动产业链发展。村集体和专业合作社应成为连接农户与市场的纽带，维护好农民利益。农户可以通过资产、劳动力入股等方式，参与生态产业，与村集体、运营企业结成利益共同体，分享生态产业化红利。
（作者王祥峰单位系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丛炳登单位系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