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
杜飞轮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找准政策发力点，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这一重要论述提出了经济循环的优化方向和评价标准，把提升质量和效率摆在突出位置，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循环、如何优化经济循环等重大问题，丰富了对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规律性认识，为更好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战略指引。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需要提高经济循环的质量和效率，这是由经济发展阶段演进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从低向高跃迁，经济的增长动力、产业结构、供需关系和生态约束都会出现重大变化，提高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也愈加突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要素投入的边际收益高，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劳动、资源等要素的增量投入，经济结构相对简单，产业间关联度不高，短缺经济特征较为明显，社会对环境和资源成本有较高容忍度。此时，即便存在物流成本高、市场分割、供需错配等问题，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覆盖或稀释循环低效带来的负面影响。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传统要素投入带来的边际收益趋于递减，迫使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转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经济结构更趋复杂，产业间关联度明显升高，有效需求和供需适配问题凸显，社会对环境和资源成本的容忍度趋于下降，主要依靠资源要素投入、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此时，若不能在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转型和体制机制改革上实现新突破，任由经济循环的质量和效率在低水平徘徊，必然加剧经济结构性矛盾，诱发经济长期停滞甚至倒退的风险。
历史上一些经济体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由于没有及时提升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而陷入停滞和倒退，教训十分深刻。比如，非洲少数资源丰富的经济体长期依赖资源要素驱动，虽曾短暂实现经济起飞，但未能形成可持续的发展能力，经济循环低效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后劲乏力，至今仍困在低收入国家行列。拉美部分国家错失工业化关键窗口期，未能利用要素成本优势建立起具有竞争力的工业体系，叠加贸易保护、债务违约和恶性通胀，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在“停滞—危机—改革—再危机”的恶性循环中螺旋式下降，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个别发达经济体以债务扩张替代效率提升，或以公共支出驱动消费循环，掩盖了生产端长期积弱的问题，加上金融脱离实体经济、制造业空心化加剧、高福利陷阱问题突出，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无法持续提升，导致人均收入增长放缓甚至停滞，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由此可见，对任何经济体而言，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都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长期课题。
2026年4月13日至18日，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在海南举办。展会汇聚了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个品牌参展，前沿消费精品与服务集中亮相，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参观体验。图为4月17日，在展会免税与高端精品展区，人们在张雪机车前驻足拍照。 新华社记者 辛悦卫/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国民经济循环本质上是社会再生产中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的统一运动过程。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的高低，关键看四个环节的衔接是否高效，市场机制的运行是否有效。其中，生产环节应形成供给体系对需求变化的高度适应性与前瞻引领力，实体经济根基更加夯实，科技创新牵引作用更加凸显，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显著增强；分配环节应实现生产能力优势向有效需求的充分转化，确保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更好实现效率与公平相兼顾、相促进、相统一；流通环节应实现要素配置优化与供需精准高效衔接，全社会物流成本显著降低，战略通道更加安全可控，商品要素资源能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消费环节应实现消费与投资相协同，消费升级潜力得到充分释放，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内需的主动力作用持续彰显。总之，提高国民经济循环的质量和效率必须以经济循环畅通为基础，不断促进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的革故鼎新、高效转化、韧性提升，形成经济发展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更高水平上的螺旋式上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循环的质量和效率明显提高。一是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显著增强。2012—2025年，内需对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超过91%，成为主动力和稳定锚。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从2013年的39.7%提升至2025年的46.1%。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常年快于全部投资。二是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成效显著。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2012年的1.91%提升至2025年的2.8%，首次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重要进展。三是城乡区域循环更趋协调。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2012年的53.1%提高至2025年的67.89%，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9倍收窄至2.3倍。四是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持续提升。2025年机电产品出口占比首次超六成，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占我国进出口总额比重达51.9%。五是畅通循环的机制保障更加有力。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持续缩减，新场景大规模应用加速推进，重点领域安全全面加强。我国已具备持续提高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的独特优势。14亿多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超大规模市场，蕴含着巨大消费潜力。形成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支撑起产业链供应链强大韧性。人才资源总量、科技人力资源、研发人员总量均居全球首位，为推动经济循环向新向优奠定坚实基础。建成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公路网和世界领先的数字基础设施，为经济循环提供了超大网络底座。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能够凝聚起全国一盘棋的强大合力，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有效抵御各种风险挑战。
尽管近年来我国提升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成效显著，形成了提升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的良好基础和独特优势，但也要看到，要在更高起点上推进高质量发展，仍需在经济循环提质增效上补短板、强弱项。这方面的短板弱项突出表现为：供给体系的引领性适配性不足，高技术产业虽然发展迅速但占比较低，大量传统产业仍处于价值链中低端，无法满足部分消费升级需求；供强需弱矛盾突出特别是居民消费不振，目前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1.3万美元，但居民消费率仅40%左右，不仅远低于高收入经济体70%左右的水平，也低于56%左右的世界平均水平；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不高，要素资源向更高效领域流动依然存在卡点堵点，也难以按实际贡献参与分配；“内卷式”竞争和区域“小循环”仍不同程度存在，导致部分领域竞争失序，削弱市场机制功能。
更进一步看，上述短板弱项深刻反映了我国国民经济循环中存在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是各方面体制机制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不畅，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缺乏深度融合，部分领域的科技创新领先未及时转化为劳动生产率和产品竞争力的提升，科技创新对经济循环的牵引作用发挥不充分。收入分配面临显著的结构性矛盾制约，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生产要素按实际贡献参与分配的体制机制有待健全。统一大市场建设仍存在不少制度障碍，要素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土地、劳动、资本等要素配置仍存在行政干预、使用低效、身份歧视等问题，部分要素的配置空间尚未全面打开。社会保障体系在覆盖面、保障水平和均等化程度上仍有短板，医疗、养老、教育等领域的支出压力过大，导致居民储蓄意愿强烈，消费预期偏弱。此外，由于政绩观偏差、监管能力滞后、激励约束机制尚不完善，导致有的领域管理不到位，隐性壁垒未彻底破除；一些地方偏重短期、看重显绩、只盯一隅，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向纵深推进；一些领域信用激励惩戒作用发挥尚不充分，内外贸规则规制与标准认证衔接不够顺畅，增加了企业的交易成本。
我国正处于加快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关口，提升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是必须打赢的关键仗。上述短板弱项既反映了当前国民经济循环不畅的症结所在，也是未来提升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的潜力和方向所在。“十五五”时期，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加力提升国内循环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吸引力和国际循环的主导权，实现内外联动、供需互促、循环升级。
促进扩消费促投资优分配有机结合。消费是经济循环的终点和最直接的牵引力，投资是扩大再生产的来源并影响着循环规模，分配决定生产成果如何在居民、企业和政府间配置，直接影响消费能力和再生产动力。高质量高效率的经济循环，需要扩消费促投资优分配协调配合，既不能顾此失彼、单兵突进，更不能脱离实际、盲目冒进。应把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强化产业升级的人力资本投资，优先落地远程医疗、在线教育、智慧养老等数字基础设施，减轻居民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的后顾之忧，稳定支出预期。优化消费环境，清理汽车、住房等领域消费不合理限制性措施。深入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多渠道促进中低收入群体增收，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我国内畅外联、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网络，为提高国民经济循环的质量和效率提供了有力支撑。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全长约134.2公里。工程建成后，将为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南下入海的江海联运大通道。图为2025年12月17日拍摄的正在建设中的平陆运河青年枢纽。 新华社记者 张爱林/摄
加快形成更加完善有效的市场机制。市场机制的核心是以价格机制保证供给满足需求，在分工基础上实现生产要素、产品及服务在各主体之间的有序交换。高质量高效率的经济循环，需要完善有效的市场机制，促进市场规模扩大、结构更趋合理、运行更加高效、主体日益活跃、竞争井然有序。应紧紧围绕“五统一、一开放”要求，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完善全国统一大市场基础制度规则，规范政府行为，统一市场监管执法，完善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的制度体系。强化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健全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推动监管模式法治化、信用化、智慧化升级。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畅通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等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渠道，拓展数据、空天、频谱轨道、深海等要素配置空间，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合理高效。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持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有效打破行业和区域壁垒，积极促进创新要素有序流动和合理配置，充分发挥市场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
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产业创新是壮大实体经济、支撑生产和再生产的关键动力。高质量高效率的经济循环，需要以科技创新为产业创新提供引领和有效赋能，同时以产业创新为科技创新提供落地场景和利润反哺。针对当前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的多重压力，应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丰富应用场景优势，构建需求牵引型创新机制，通过重大工程示范、发展中试平台、首购首用等政策，推动人工智能的系统化规模化深度化应用，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针对制造业存在的能力短板，尤其是初级产品供给大幅波动、逆全球化“脱钩”冲击等多重因素叠加给产业安全带来的较大不确定性，应提高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运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传统产业，加快培育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以高质量、差异化、绿色低碳的供给精准匹配并引领不断升级的国内需求。
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差异化发展。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禀赋各异，但都有各自发展定位，在国民经济循环中承担着不同功能。高质量高效率的经济循环，需要各地差异化发展，立足自身禀赋更好发挥自身功能。应避免产业同质化竞争和重复建设，引导各地主动融入国家重大战略，找准自身在全国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中的位置，加强区域协作，实现优势互补，健全与之相匹配的财税、统计与考核等制度，坚决破除各种封闭小市场和自我小循环。引导资源型地区加快转型发展，着力培育接续替代产业，支持创新资源富集地区打造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高地，推动沿海地区提升开放水平，深化内陆和沿边地区开放，推动形成各展所长、梯次互补、良性互动的区域发展格局。引导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发展重心放在提升质量和效益上，正确处理好显绩和潜绩、长期和短期、全局和一隅、成本和收益的关系，避免盲目铺摊子、上项目，坚决遏制低水平重复建设和违规高耗能高排放项目上马，把有限的资源用到补强循环短板、培育特色优势产业上来。
以扩大开放强化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发展。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绝不意味着通过封闭的国内经济循环来保障经济安全和经济韧性。高质量高效率的经济循环，需要以强大国内经济循环作为稳固的基本盘，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形成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吸引力、在激烈国际竞争中的强大竞争力、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强大推动力。应加快制度型开放，对标国际高水平营商环境，强化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方面的开放，尤其是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市场、规则和标准的联通。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动新兴领域全球经济治理规则制定，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中提出更多中国倡议和中国方案。围绕构建开放创新生态、提高我国创新能力，加快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不断增强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作者：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