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政绩观的思考，与百年奋斗历程相伴始终。回望历史，一条主线清晰可见：正确政绩观在实践中被不断深化，始终与党的中心任务同向而行。“十五五”开局之际，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指向鲜明、影响深远。
从“为谁干”到“干什么”再到“怎么干”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政绩观的价值原点随党的诞生而确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立党为公的根本属性，从源头上决定了共产党人的政绩必须立足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体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延安时期，这一价值立场进一步明确为行动准则。1944年，毛泽东同志发表《为人民服务》，强调“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正是因为在这一时期解决了“为谁干”的根本问题，党才能在随后的全面执政中始终保持对脱离群众危险的警觉，这是政绩观的“压舱石”。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政绩观在艰苦创业中得到锤炼。“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独立完整工业体系的初步建立，靠的是一大批干部和科技人员埋头苦干、甘坐冷板凳、不计个人得失。这种“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作风，体现的是最朴素也最深刻的政绩观：不图虚名，算长远账，为国家和人民打下家底。在探索过程中，我们党也积累了尊重客观规律、坚持实事求是的宝贵经验。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发展成为检验政绩的核心标准。我们党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什么算政绩”被重新定义。邓小平“发展才是硬道理”等重要论断，将发展实效确立为新的衡量标准。理念转变之所以能落地为干部行为，关键靠制度。改革开放初期逐步建立的以“德、能、勤、绩”为框架的干部考核体系，把发展实绩作为选拔任用的核心依据。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我们党持续校准政绩标准，逐步将政绩内涵从侧重经济增长拓展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政绩观实现了系统性深化。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发展逻辑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标志着正确政绩观从理念引领进入制度建构的新阶段：“不简单以GDP论英雄”，是“破”，破除旧标准；“既要做显功，也要做潜功”，是“评”，重构评价维度；“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是“立”，确立新的时间观和责任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则是“验”，明确最终检验标准。
从“为谁干”到“干什么”再到“怎么干”，层层递进又彼此贯通。“为谁干”是价值之锚，“干什么”随阶段而调整，“怎么干”则是将价值立场和发展目标转化为制度安排的关键环节。百年实践表明，政绩观的每一次深化，既离不开思想认识的提升，更离不开制度机制的跟进。
政绩观偏差背后的深层张力
开局之年当有开局之势，起步之时当有关键之为。然而，现实中，有的干部热衷造声势、博眼球，不愿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有的片面追求“政绩亮点”，忽视甚至损害群众切身利益。这些偏差背后，体现出三组深层张力。
一是长期目标与任期激励的张力。科技创新、制度建设、生态治理等“潜绩”，见效周期往往跨越数届任期。如果前任投入多年心血，继任者转向见效更快的项目，治理成果就会大打折扣。
二是中央部署与基层执行的传导张力。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重点在一个“全”字。但在执行层面，容易出现选择性落实。比如，对经济增长等容易量化的指标“高度重视”，对安全生产等不易量化的要求“马马虎虎”，折射的正是“理念全面、操作偏科”的落差。
三是“显绩”与“潜绩”的评价张力。一座新地标、一条高速路，成效一目了然；化解历史遗留信访案件、补齐基层公共卫生短板，成效需要时间的检验。评价天平的倾斜，客观上引导着干部行为的选择。
哪里出现了偏差，就要在哪里树起标尺。此次学习教育十六字总要求本身就是一个判断框架：“立党为公”是立场检验，“为民造福”是价值检验，“科学决策”是过程检验，“真抓实干”是结果检验。以此审视具体工作，可以厘清很多模糊地带。推动考核导向与高质量发展目标同向而行，方能更好树立与践行正确政绩观。
在真学真查真改中践行正确政绩观
正确政绩观要在“学查改”中动真格、见真章，可从以下四个党员干部普遍关心、制度层面亟须突破的关键问题着手。
让“潜绩”进入考核视野。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之所以缺少吸引力，根源在于考核体系对这类工作的识别评价不够。破解之道在于探索跨任期的考核机制，对长周期工作不能只看当期成效，更要看持续贡献。同时建立“潜绩”档案，让基础性投入被记录、被认可。
破除“不出事就是政绩”的消极心态。如果说“潜绩”进入考核解决的是制度激励问题，那么破除“不出事”心态解决的则是担当问题。正确政绩观不仅意味着不蛮干，也意味着不能不干。对此，不仅需要正向激励让干事者有奔头，也需要反向约束，健全“能上能下”机制，让不作为、慢作为者付出应有代价。
让群众评价真正管用。在一些地方，民意测评流于形式，满意度调查走过场。此次学习教育强调“开门教育”，关键是群众评价如何以制度化形式影响干部考核。要想方设法让“群众可感可及”真正成为政绩标尺，解决好“谁来评、评什么、怎么用”等问题。
确保建章立制动真格。制度建设的关键，不在于纸面上写了什么，而在于实际运行中激励了什么、约束了什么。现实中，部分量化指标对干部行为的引导惯性仍然较强。为此，不能只清理文件上明显不合理的规定，还要检视实际运行中变形走样的考核惯例。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