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莫万贵
近年来，随着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大幅提升。总量性矛盾已得到明显缓解，结构性改善也在持续推进。从融资规模看，近5年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年均增长9.2%，持续保持对实体经济的强劲支持；从融资成本看，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自2020年以来累计下降约1.5个百分点，目前已处于历史低位；从融资结构看，截至2025年末，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余额达到108.8万亿元，普惠小微贷款、绿色贷款、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在“十四五”期间的年均增速均超过20%。
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适配性是否已达到理想状态？如将观察视角切换到微观层面，就会发现在一些领域金融服务跟不上形势变化，仍不同程度地存在融资难问题。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正在经历深刻重塑，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大国之间的科技与产业竞争日趋白热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压力持续加大。国内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关键期，实体经济的金融需求发生深刻变化。传统产业的数智化、绿色化转型需要中长期、多元化的资金支持；科技企业的全生命周期发展需要股权、债权、保险等多层次、接力式的金融服务；企业“走出去”从贸易主导转向产业链全球布局，需要匹配跨境金融服务能力，而现有金融供给在多个维度上呈现结构性不适配，仍难以充分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融资需求。
比如，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绿色发展领域的金融供给相对不足。纺织服装、通用设备制造、基础化工等传统产业在我国制造业中的占比超过80%，虽然不少企业技术装备相对陈旧、产品同质化竞争激烈，但它们是整个产业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基底”。目前，投资过度集中于具有更高成长预期和资本回报率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而对需要大量中长期资金支持的传统制造企业技术改造、数智化升级、绿色低碳转型重视不够。一些银行信贷偏好短期流动资金贷款，对技术改造、设备更新等长期项目的支持力度不足。对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发展的金融支持体制机制也不完善，针对传统产业低碳改造的专属金融工具、信息披露标准和风险缓释机制相对缺乏。
比如，普惠金融的不平衡与不充分问题依然存在。金融资源在企业和区域分布不平衡，中小微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融资可得性仍明显低于大型企业，中西部地区、粮食主产区、能源基地、生态屏障等战略腹地的金融资源供给相对不足，城乡金融服务差距明显。金融服务不充分，大量中小企业虽然能够获得一定程度的融资，但以短期、小额、抵押类贷款为主，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占比偏低。相关研究表明，许多中小企业目前得到的金融支持仍然停留在“保生存”层面，而真正实现向“促发展”转变，需要金融体系提供更加多元、灵活、可持续的资金支持。目前部分金融机构在风险识别、授信模式、考核激励等方面尚未能完全适应这一需求。在农村金融领域，农业保险、担保、风险补偿等机制仍不完善，金融服务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比如，科技金融供求存在结构性错位问题。科技创新活动具有高风险、轻资产、长周期的特征，天然需要追求长期回报的耐心资本支持。但我国的融资体系长期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信贷占据主导地位，对科技企业的金融支持存在内在局限。为增加创投资本供给，地方政府设立创投引导基金，在私募股权（PE）、风险投资（VC）募资中的占比已接近一半，但受制于短期考核压力和刚性风险约束，这些资金在实际运作中存在“重后端、轻前端，重成熟、轻初创”倾向。结果是，处于概念验证、研发攻关、市场探索阶段的早期科创企业面临严重的资金短缺，而中后端项目则资金过度拥挤，甚至出现估值泡沫和“明股实债”现象。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一些金融机构缺乏既懂技术又懂金融的专业团队，难以对科创企业的技术优势、市场前景和创新价值进行准确评估。在信息不对称的约束下，银行倾向于回归传统的抵押授信逻辑，这与科技企业轻资产的特性形成根本矛盾。
比如，跨境金融服务难以匹配企业“走出去”的新需求。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在海外设立生产基地、研发中心和营销网络，其金融需求正发生根本性变化，对本土金融机构资源调配、产品创新、风险管理以及一站式综合服务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金融机构在跨境融资、全球资金管理、海外金融合规上的服务能力仍有较大差距，人民币在跨境支付、投融资、计价、储备等国际货币功能上的作用发挥尚不充分，金融规则对接与跨境数据流动等制度安排相对滞后。企业在海外投资建厂，如果主要依赖美元融资，将面临巨大的汇率风险和对冲成本，而寻求人民币融资又面临离岸人民币市场深度不足、产品供给有限等约束。与此同时，国内金融机构的风控模型往往难以识别和评估海外资产，技术专利、海外客户关系、本地化运营能力等“软信息”无法被有效纳入授信决策框架。此外，金融衍生品创新滞后、使用门槛偏高，也导致不少中小企业对汇率和大宗商品价格风险“不会管、没法管”。
2026年4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一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当季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一季度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8.6万亿元，信贷投放节奏更趋均衡，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这些实体经济发展遇到的卡点堵点问题，表明当前我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精准适配不足，其中有着深层原因。
一是金融机构的定位差异化不足与同质化竞争问题突出。主要表现为大型银行、中小银行、政策性银行的差异化定位不够清晰，业务边界存在重叠，导致一定程度的同质化竞争。大型银行下沉服务时往往“掐尖”，优先获取优质客户，客观上挤压了中小银行的生存空间；而中小银行为了生存，又不得不与大型银行在相同客户群体上竞争，真正需要差异化服务的初创企业、小微企业、传统产业转型主体，反而处于被忽视的“夹心层”。此外，普惠信贷尽职免责制度在操作层面存在正负面清单界定模糊、标准不细、执行尺度不一等问题，以及部分基层信贷人员“不敢贷、不愿贷”现象，内部激励机制不完善等因素也放大了这一问题。
二是资本市场深度不足与耐心资本供给机制不健全。长期以来，我国金融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资本市场的股权融资功能相对薄弱。尽管这一格局在改变，但发生根本性扭转仍需时间。从存量角度看，耐心资本的退出再配置机制不畅，首次公开募股（IPO）仍是创投资本退出的主要渠道，而并购重组、股权转让、基金份额转让等多元退出渠道发展不足，意味着资本周转效率受限，进而影响其持续投入的意愿。从增量角度看，保险资金、养老金、产业资本等长期资金进入股权市场的制度保障和配套激励存在短板。长周期考核要求、差异化风险评估等关键制度安排尚不健全，导致“长钱”难以真正“长投”。耐心资本的供给不足，与科技创新的长期资金需求之间形成期限错配。
三是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承压。当前，一些金融机构面临着较大市场压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等领域的存量风险有待化解，普惠金融领域“扩面降价”与不良风险上升之间的平衡难度大，绿色金融领域社会效益向商业收益转化的路径不够顺畅。银行业“内卷式”竞争导致净息差持续收窄，长期看会削弱银行依靠利润补充资本的能力。这也说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可持续性，取决于能否在政策目标与商业逻辑之间找到平衡点，在发展绩效与自身稳健性之间找到平衡点。
四是信用信息基础设施联通性存在短板。金融资源有效配置的前提是充分信息。信息越充分，风险定价越精准，金融服务覆盖面越广。而目前跨部门信息共享仍存在“淤堵”现象，“数据孤岛”导致金融机构过度依赖传统抵押担保物，而动产融资又受制于估值难、管理难、变现难等问题，难以有效开展。在信息不充分条件下，部分大型金融机构尝试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对企业画像，其有效性和可靠性仍待检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客观上拉大了大型银行与中小银行之间的技术鸿沟。
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立业之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如何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关键在于改善金融供给与实体经济需求之间的适配性。这就需要深刻把握经济金融发展规律，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目标导向，持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健全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引导各类金融机构找准定位、专注主业、错位竞争，着力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精准性。
推动金融机构错位发展。持续优化金融机构体系，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差异化发展，大型机构进一步当好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政策性机构进一步聚焦国家战略，中小金融机构立足本地特色化发展。优化金融资源布局结构，破除对所有制、规模、行业的偏好，引导金融资源向传统制造业、县域农村及中西部等薄弱领域倾斜。构建多元适配的金融产品体系，更好满足民生领域金融需求，丰富养老金融产品，拓展小微企业、民营企业以及“三农”覆盖面。提升信用融资服务能力，摆脱抵质押信贷依赖，构建以经营信用、现金流、成长潜力为核心的授信评价体系，健全信用增进与政府性融资担保协同机制，提升中小微、科创企业融资可得性。
健全金融市场体系。提升股权和债券融资的比重。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全债券发行、交易和管理制度，提高市场化定价能力，为各类主体提供稳定的中长期直接融资渠道。加大风险资本与长期资金供给。推动创投、政府引导基金建立长效考核机制，弱化短期收益约束，实现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引导金融机构扩大中长期信贷投放，破解“短资长用”问题。提升存量耐心资本效率、拓宽增量来源。打通“募投管退”循环，发展份额转让、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基金（S基金）、并购重组等多元退出渠道，有序引导养老金、保险资金等长期资金匹配优质项目。
增强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能力。统筹兼顾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和保持金融机构自身健康发展的关系，引导金融机构加快构建商业可持续的经营模式，持续整治金融业“内卷式”竞争，合理稳定商业银行净息差水平，拓宽中小金融机构资本补充渠道，强化资本约束与风险防控，提高信贷增长可持续性。健全金融机构防范化解风险的长效机制，探索破产清算等市场化退出方式，依法有序释放金融机构风险，加大拨备计提和不良资产处置，平衡金融支持力度、风险防控水平与机构可持续发展，推动金融与实体经济共生共荣、行稳致远。
提升跨境金融服务能力。稳步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丰富离岸人民币产品供给。优化跨境金融服务，支持中资金融机构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开发更加多样化的汇率避险、大宗商品价格风险管理工具，降低中小企业使用金融衍生品的门槛和成本。加快推进跨境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推进跨境支付清算系统建设，优化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建立完善与东道国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
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配套保障。加强信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赋能，加快跨部门数据互联互通。持续做强基础征信服务，拓展中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覆盖范围，发挥市场化征信机构优势，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构建动态企业评估模型，健全科创、绿色、知识产权等领域专业化定价机制。健全激励约束机制，优化动产融资制度，完善政府性融资担保、财政贴息、风险补偿等配套机制，破解金融机构“不敢贷、不愿贷”难题。强化金融、财政、产业政策协同，立足项目公益属性合理搭建收益平衡、风险共担机制，提升社会效益突出项目的市场化可持续融资能力。
作者：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