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文牍主义和繁琐哲学
闻 华
什么是文牍主义？什么是繁琐哲学？简言之，文牍主义是指过度依赖文书流程而忽视实际效能的官僚作风，繁琐哲学是指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的思维倾向和工作方式。两者如影随形、一体共生，文牍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繁琐哲学，繁琐哲学又常以文牍主义为载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决反对文牍主义和繁琐哲学”。作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典型表现，文牍主义和繁琐哲学同共产党人党性原则和作风要求背道而驰，与正确政绩观格格不入，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反对。
文牍主义和繁琐哲学是一种古老顽疾。《隋书》中就有“老吏抱案死”的典故。明初，刑部主事茹太素呈上一篇长达17000字的奏疏，到16000余字尚未触及正题，朱元璋盛怒之下予以杖责，嗣后又颁布《建言格式》、《案牍减繁式》，直指公文繁冗、行政效率低下之弊。往事越千年，文牍主义和繁琐哲学并未销声匿迹，而是改头换面，有了新的表现形式。有的地方文山会海虽屡经整治，仍陷入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的怪圈不能自拔；有的部门表格设计复杂且标准不一，重复填报之下产生大量“表哥”、“表姐”；有的机构借“规范管理”之名，层层办文、步步报审、处处留痕，将工作异化为机械繁琐的事务性循环；有的领导干部不顾工作刚刚部署、项目尚在襁褓，便要求呈报连篇累牍的总结报告；有的领导干部抓工作看似热火朝天，实则并未向前推进半步，被人戏称为“跑步机现象”。凡此种种，大体皆属“化简为繁”、舍本逐末，让很多干部不堪重负、身心俱疲。
没有人喜欢无实质意义的繁文缛节，但为何文牍主义、繁琐哲学屡禁不绝、难以根治？究其缘由，既是历史沉疴的惯性使然，也是体制机制不够完善、考核方式不够科学、权责划分不够合理、干部能力不够适配等多重现实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折射出数字时代政府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变革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更反映出一些党员、干部政绩观层面存在的偏差。倘若深入解剖，不难发现其动力驱使植根于“规避责任—展示勤政”的双重算计。一些干部深知，创新与实干往往伴随不可预知的风险，相比之下，在形式和程序上做文章，显然是更安全的“护身符”。正是受到这种心态的支配，又叠加对问责泛化的隐忧，就衍生出了五花八门的“避责式作为”。一些干部还深知，上级注意力是一种稀缺资源，当自身能力平平又急于让工作被看见、被认可，那么用形式的精巧、虚假的繁忙来掩盖实绩的苍白、真实的平庸，以“表演式勤政”、“作秀式忙碌”来装点门面、媚上邀功，不啻为展现自身“履职尽责”的低成本捷径。这类避实就虚的“官场术”背后，实质是党性立场失守、宗旨意识淡化，把个人得失凌驾于党和人民事业之上，说到底还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精致利己主义在作祟。
文牍主义和繁琐哲学看似疥癣之疾，实为心腹大患，特别是与“消极躺平”等显而易见的问题相比，呈现“政治正确”的观感，裹上程序、规范的外衣，制造严谨、敬业的假象，迷惑性和危害性更大。首先，严重空耗公共资源，使干部困于文山会海与数字牢笼，疏离火热社会实践，脱离群众真实感受，动摇党的执政根基。其次，迷信“程序即正义”，用对具体琐碎程序的机械执行来代替实质要害问题的解决，掩盖了真实矛盾、阻滞了急务要务、积累了潜在风险。更深层的危害在于，无形中助长了墨守成规、扼杀创新创造的扭曲价值导向，把干部的聪明才智导向毫无意义的内卷和浪费，使其关注避责“甩锅”远甚于攻坚克难、追求不出错远甚于干得好，把求稳怕乱当作天经地义，视创造性开展工作为畏途，长此以往将使干部队伍陷入暮气沉沉，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出现退化，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
万物之始，大道至简，衍化至繁。放眼历史长河，“简”与“繁”的博弈较量之中往往蕴藏着大国兴衰的密码。从历史演进的逻辑看，文牍主义与繁琐哲学的盛行绝非简单的行政陋习，而是常与治理能力的衰退互为表里，成为系统僵化、组织“熵增”的典型症候。当一个国家的运行深陷文牍主义和繁琐哲学的泥淖，就会逐渐丧失生机活力，应对危机的敏锐度就会钝化，长此以往就会弊病丛生、积重难返。历史上的拜占庭帝国，其治理困境和衰落过程同错综复杂的官僚体系和令人窒息的繁文缛节密切相关，“拜占庭式”一词在西方语义中至今仍有“繁琐复杂、效率低下”的涵义。从一定意义上讲，反对文牍主义和繁琐哲学，已远远超出作风建设的范畴，是一场关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深刻变革。
习近平总书记曾振聋发聩地指出，“我们要居安思危，时刻警惕我们这个百年大党会不会变得老态龙钟、疾病缠身”。对一个组织来说，最容易让人丧失警觉的老态病态，往往就潜伏在最司空见惯的繁琐僵化之中。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越是长期执政，越要以自我革命精神纠治文牍主义和繁琐哲学。要以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引导党员、干部树牢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理念，自觉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居敬行简、去繁从简，杜绝形形色色的瞎折腾、穷讲究、乱作为。要完善考核评价体系，推动考核重心从“纸上”落到“地上”，坚决破除“材料出政绩”、“痕迹即成绩”等现象。要健全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机制，不仅廉洁上有问题的干部要下，那些热衷形式、碌碌无为、钻营取巧的庸官俗吏也要下得来、让得开，畅通实干者的上升渠道。要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让干部从无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涵养“踱方步”的眼界和格局，把更多心思和精力用于抓落实促发展。要旗帜鲜明为敢担当的干部担当，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环境。
毛泽东同志曾断言，“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长征中，还有无数“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容不得半点“虚功”、丝毫“繁琐”束缚干事创业手脚。让我们以正确政绩观为指引，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删繁就简、返璞归真，同一切形式的文牍主义和繁琐哲学作不知疲倦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