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全球经贸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国际经贸竞争格局、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全球经贸规则体系都在加速重塑。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作出“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推动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的重要部署。这是党中央立足世界经济格局深刻演变和国际经贸环境复杂变化，着眼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塑造我国国际竞争新优势作出的战略部署。深刻认识这一重大部署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对于我们在全球经贸格局深刻调整中坚定发展信心、增强战略定力、把握发展主动，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保持夯实发展根基的战略定力
当前，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不确定性显著上升。从政策层面看，主要经济体经贸政策进入高频调整期，关税工具、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手段被频繁使用，政策摇摆性和不可预期性明显增强。从结构层面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地缘政治因素对经济布局的干扰不断加深，效率优先的全球化逻辑正逐步让位于安全优先的区域化、集团化逻辑。从规则层面看，绿色转型、数字治理、劳工标准等新议题不断嵌入国际经贸体系，叠加并重塑传统贸易规则。面对这些深刻变化，必须以开放定力稳定全球预期，以超大规模市场增强开放引力，以内外循环联动夯实发展基础，在全球经贸格局重构中牢牢掌握战略主动。
以开放定力稳定全球预期。面对部分国家频繁调整贸易政策、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关税工具等行为，我国应以自身开放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对冲外部环境的剧烈波动。要持续释放扩大开放的明确信号，用好用足重大开放平台，高水平办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强化其国际采购、投资促进、人文交流、开放合作的功能，使之成为展示中国开放决心、共享中国发展机遇的重要窗口。深化与各国工商界的常态化沟通机制，主动回应外资企业关切，在人员往来、跨境商务活动、标准认证互认等方面提供便利化安排，以务实举措增强跨国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增强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使我国成为动荡国际环境中可预期的合作伙伴，为全球经贸体系注入更多确定性。
以超大规模市场增强开放引力。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的独特优势，将市场规模优势转化为吸引全球资源要素的竞争优势，使中国市场成为全球企业竞相布局的“增长源”。要推动消费升级与供给优化协同发力，顺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培育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等新增长点，通过需求侧升级牵引供给侧提质，增强对全球高端产品、先进技术、优质服务的吸纳能力。持续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发挥进口对产业升级与消费升级的协同效应，扩大关键技术设备、能源资源、优质消费品进口，优化进口结构。稳步扩大电信、医疗、教育、文旅等服务领域开放，为全球贸易伙伴提供稳定而广阔的市场空间。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保障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让各国企业在中国市场实现互利共赢。
以内外循环联动夯实发展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内循环越顺畅，越能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越有利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越有利于形成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新优势”。要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以开放促进产业基础再造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绿色低碳等领域，支持外资研发中心与国内创新体系深度融合。通过“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推动重点产业链在开放合作中提升自主可控能力。构建多元平衡的国际贸易网络，在巩固传统市场的同时，深耕《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成员国、“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等新兴市场，推动形成多元化供应链布局，降低对单一市场的过度依赖。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促进内外贸产品同线同标同质，支持企业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堵点卡点，切实增强经济发展的韧性与活力。
二、深化制度型开放，增强规则塑造的战略能力
在全球经贸竞争加快由成本竞争、规模竞争转向规则竞争、标准竞争的新阶段，制度型开放已经成为我国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关键变量。当前，国际经贸格局重塑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多边规则权威有所削弱，区域规则、单边措施、绿色标准、数字规则交织叠加，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不再表现为传统的关税冲突，而是体现为规则设定权、标准主导权和制度解释权之争。比如，美国对外经贸政策保护主义倾向不减，欧盟正式实施碳边境调节机制。面对这种变化，我国不能仅靠市场规模和产业优势被动应对，必须把深化制度型开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增强在全球经贸规则体系中的战略能力。
以高水平开放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制度型开放的关键在于围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重点领域，推动国内制度安排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实现更高水平衔接。要深入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把自贸试验区和自贸港打造成规则对接、制度创新和压力测试的重要平台。围绕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环境标准等重点领域，积极开展先行先试，推动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强开放，不断提升我国制度开放的系统性、协同性和有效性，使制度型开放真正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支撑。
聚焦前沿领域主动增强规则塑造能力。当前，全球经贸规则重构的前沿正在从传统货物贸易加快向数字贸易、数据跨境流动、绿色低碳标准、供应链安全等领域延伸。谁能够在这些关键领域率先提出规则主张、提供制度方案，谁就更有可能在未来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要围绕数字贸易便利化、数据跨境流动、绿色认证等重点方向，加强前瞻性研究和制度储备，探索形成既符合国际发展趋势、又契合我国发展阶段和安全要求的制度安排。特别是在效率与安全、开放与监管、发展与规范之间，加快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平衡方案，不断提高我国在新领域、新赛道中的规则供给能力和议题设置能力。
在规则博弈中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制度型开放不是单方面适应外部规则，更不是在规则竞争中被动让步，而是要在坚持多边主义原则基础上积极塑造有利于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经贸环境。针对个别国家滥用“301调查”等单边工具、以国内法干预国际经贸秩序的做法，我国必须坚持原则立场，推动争议回归多边框架，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分歧。同时，针对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等规则外溢影响，也要增强规则适应和制度回应能力，加快完善绿色标准体系、碳核算体系和贸易合规体系，努力把外部压力转化为提升规则塑造能力和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契机。
三、推进贸易结构升级，提升国际竞争的战略韧性
面对全球经贸竞争加快由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由成本优势竞争转向综合竞争优势竞争的新趋势，必须把推进贸易结构升级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立足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市场规模巨大、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统筹推进服务贸易提质增效、数字贸易创新发展、绿色贸易加快培育，在优化结构中增强抗风险能力，在提升质量中塑造新优势，切实筑牢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根基。
做强服务贸易，推动贸易由“商品主导”向“服务增值”跃升。顺应制造业服务化发展趋势，大力发展研发设计、数字内容、金融、咨询、供应链管理等高附加值服务出口，推动“产品+服务”深度融合，带动货物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贸易附加值和综合竞争力。依托数字技术加快发展跨境交付、远程服务、平台化服务等新模式，推动服务出口向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领域拓展，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服务”品牌。支持制造企业由单一产品输出向系统集成、整体解决方案和全生命周期服务延伸，提高服务环节在出口中的比重，增强价值创造能力。通过提升服务贸易专业化、数字化、品牌化水平，不断增强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深度和综合竞争力。
加快发展数字贸易，培育贸易增长新动能。数字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正在成为拉动贸易增长的重要增量。加快发展数字贸易，有利于拓展外贸增长新空间。我国应依托数字技术和平台经济优势，顺应数字贸易对算力、网络和平台的更高要求，统筹推进数据中心、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升跨境数字交付能力和数字交易承载能力。着力健全数据跨境流动治理体系，统筹用好数据出境安全评估、标准合同等制度工具，加快构建与数字贸易发展相适应的数据跨境流动制度体系，为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数据要素保障。加快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服务品牌和平台企业，促进数字技术研发、应用和贸易一体化发展，推动数字技术与制造业、服务业深度融合。同时，发展壮大跨境电商、海外仓、数字订购等新业态新模式，提升中小企业借助平台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加强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对接，主动参与数字贸易规则和标准制定，增强我国在全球数字贸易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积极拓展绿色贸易，构建可持续竞争新优势。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深入推进，气候治理、碳定价、环境标准和绿色产业政策正在对全球经贸格局重塑产生深刻影响。我国应顺应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趋势，推动绿色产品和绿色服务出口，围绕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重点领域持续提升绿色低碳相关产品国际竞争力，积极发展可持续燃料贸易，增强绿色产品、技术和服务的综合输出能力。完善绿色标准体系和认证机制，健全碳足迹核算、绿色认证、环境信息披露等制度安排，推动相关标准与国际规则更好衔接，完善全流程可追溯数据体系，提高企业应对碳边境调节机制等外部绿色规则的能力。同时，引导企业把应对绿色壁垒与推进技术升级、产品升级结合起来，在绿色转型中培育新的贸易增长点。
四、构建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网络，拓展全球战略布局
构建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网络，拓展全球战略布局，既是应对全球经贸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需要，也是增强我国开放发展韧性、掌握战略主动的重要举措。当前，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碎片化趋势上升，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各类非关税壁垒增多，大国竞争持续向经贸领域传导，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组更加突出安全优先，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强。只有积极拓展多元稳定的国际合作空间，推动形成覆盖更广、联系更紧、韧性更强的全球合作网络，才能有效分散外部冲击，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拓展我国开放发展的战略纵深。
深化区域经贸合作，稳固周边发展基础。积极同周边国家保持密切经贸联系，有利于降低跨境物流和制度性交易成本、稳定关键中间品供给，有助于在外部冲击增多背景下增强我国开放韧性。要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为依托，持续推进区域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更好释放关税减让、通关便利、规则衔接等制度效应，降低区域内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资源要素跨境配置效率。立足区域比较优势和产业互补关系，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协同，推动形成分工合理、衔接有序、联系紧密的区域产业合作体系。通过不断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夯实我国参与全球分工、拓展国际市场、增强开放韧性的区域基础。
拓展同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空间，构建多元市场体系。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正在深刻改变国际经贸格局演变方向。随着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持续上升，全球市场从传统发达经济体主导向更加多元化、分散化的格局演进。要依托共建“一带一路”等合作平台，持续深化同全球南方国家在贸易投资、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推动经贸联系由商品交换为主向产业协同和规则对接升级。立足各国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和发展阶段差异，推动形成更具比较优势的合作模式，提升合作的稳定性、层次性和持续性。加快构建更加均衡、多元、富有韧性的国际市场布局，为我国在复杂外部环境中稳外贸、稳外资提供坚实支撑。
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提升全球治理参与能力。当前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碎片化趋势上升，单边措施和歧视性政策频出，地缘政治因素持续冲击全球贸易秩序，但多边贸易体制仍然是维护国际经贸秩序稳定的重要制度基础。对我国而言，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不仅是维护自身发展权益的现实需要，也是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方向发展的应尽之责。要旗帜鲜明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推动经贸争端回归多边规则框架，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分歧，增强国际经贸规则的稳定性。统筹推进区域合作、南南合作与多边合作，在积极参与规则磋商、议题设置和机制建设过程中，不断提升全球治理参与能力和制度性话语权，从而在复杂的国际博弈中拓展战略空间、赢得发展主动。
（作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教授）
责任编辑：孙 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