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统筹推进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这些重要论述和部署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全球科技竞争日趋聚焦基础前沿领域，原创性、颠覆性创新成为重塑全球竞争格局的核心变量，发达国家纷纷强化基础研究战略布局。因此，我国加强基础研究刻不容缓，必须以战略性布局锚定国家需求、以前瞻性布局抢占未来先机、以体系化布局凝聚创新合力，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扎实筑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一
纵观科技发展史，几乎所有重大科技变革都来源于基础研究的突破，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发展和布局，决定一个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和长远建设目标。战略性明方向、定目标；前瞻性谋长远、占先机；体系化强协同、提效能。三者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基础研究布局的完整体系。新时代我们党提出强化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不是简单的科研方向调整和资源配置优化，而是立足我国发展阶段、全球竞争格局和科技发展规律作出的全局性、长远性重大部署，是遵循基础研究规律、立足国家发展需求、面向未来科技竞争挑战的必然选择。
战略性布局强调主攻方向和重大政策。基础研究的战略性布局，本质上是立足国家发展全局、面向民族复兴伟业，对事关国家安全、经济转型、科技自立自强的重大科学领域进行顶层谋划与定向部署，核心是明确主攻方向、完善政策支撑、凝聚战略共识，确保基础研究始终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高质量发展筑牢底层科学根基。从战略定位来看，基础研究是国家科技竞争的核心基石，战略性布局必须跳出单纯学术研究的局限，紧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总体目标，聚焦国家最紧迫、最关键、最核心的领域精准发力。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决定了我国基础研究不能泛化铺开、平均用力，必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布局保障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国防安全等重大战略领域的基础科学问题，明确长期稳定的主攻方向，把有限科研资源用在刀刃上。从政策引领层面来讲，强化基础研究战略性布局，离不开系统性、连续性、稳定性的顶层政策保障。基础研究单纯依靠市场自发调节难以实现有效供给，必须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作用，进而优化重大基础研究项目组织模式，破除地方科研管理中的功利化、短视化政绩导向，引导各类创新主体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实现国家战略需求牵引下的系统性科学突破，为前瞻性、体系化布局筑牢战略根基。
前瞻性布局强调科学预判、提前规划。前瞻性布局强调的是对科技发展大势的洞察与研判，对可能引发范式变革的前沿领域超前部署，其核心在于“看得准、布得早、撑得住”。基础研究具有长周期、慢产出、强引领的突出特点，重大原创成果往往需要十年乃至数十年的持续深耕。前瞻性布局就是跳出短期功利思维，立足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演进规律，精准研判全球科技前沿发展趋势，面向未来提前布局一批前沿交叉、颠覆性、非共识的研究方向，对全球基础研究进展、学科交叉热点、技术突破概率进行系统监测和分析，聚焦可能引发科技变革的方向，超前部署前沿领域，重点在未来产业领域率先布局。同时，建立长周期稳定支持机制，鼓励大胆探索，允许一定比例的失败，鼓励企业、社会资本参与前沿领域投资，构建多元投入格局。鼓励科学家勇闯科学“无人区”，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在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中抢占理论制高点、掌握未来发展主动权。
体系化布局强调整合集成、协同合作。现代基础研究早已超越单一学科、单一机构、单一团队的个体探索模式，呈现大科学、大平台、大协同、大交叉的鲜明时代特征。体系化布局就是坚持系统观念，打破条块分割、学科壁垒、主体割裂、资源分散的突出问题，统筹创新主体、创新资源、创新人才、体制机制、国际合作等各类要素，构建政府引导、多元参与、协同高效、开放共赢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实现从单点突破向系统跃升、从分散布局向整体发力的根本性转变。体系化布局要求从点状突破走向系统提升，通过顶层设计，围绕国家战略需求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将分散的研究力量整合为协同攻关的整体；推动企业、科研院所、国家实验室形成高互动的联合攻关体，形成从科学发现到技术突破再到产业应用的完整链条；创新长效保障制度，促进创新要素高效配置，建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面向全国的开放共享机制，让更多科研人员有机会使用大科学装置；建立学科领域的标准数据库，为体系化研究提供数据支撑；鼓励科学家在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之间灵活流动，推广双聘制、兼职制、项目聘用制等机动用人方式。
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重要位置，持续强化基础研究顶层设计和系统部署，我国基础研究投入规模稳步扩大，研究水平持续提升，重大原创成果加速涌现，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不断增强，基础研究支撑科技自立自强的作用日益凸显。同时，必须清醒看到，对照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对标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态势，对比我国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我国基础研究发展仍存在诸多突出短板和弱项，制约着原始创新能力的提升，深刻影响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的实施。
投入结构失衡、制约战略布局长远发展。长期以来，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总经费比重偏低，且资金投向存在“重应用、轻基础，重短期、轻长期”倾向，财政投入持续性、稳定性、精准性不足。一是基础研究投入总量仍有差距。近年来，尽管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持续增长，但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仍处于较低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明显差距，难以满足高水平基础研究持续发展的资金需求。二是投入结构不够合理。政府投入仍是基础研究投入主体，企业、社会资本参与基础研究的动力不足、渠道不畅，多元投入格局尚未完全形成；中央与地方投入结构失衡，地方财政对基础研究的重视程度和投入力度普遍不足。三是资源配置精准性有待提升。科研资源配置仍存在“重竞争、轻稳定”的倾向，竞争性项目过多、长周期稳定支持不足，资源配置向短期产出、显性成果倾斜，对原创性、长周期、高风险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不够；科研基础设施、大科学装置等重大资源共享机制不完善，重复建设与闲置浪费并存，资源利用效率不高。这些投入短板直接导致基础研究难以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进行长期稳定布局，重大原创性方向缺乏持续资金托底，战略储备型基础研究布局碎片化、零散化，难以形成支撑国家长远安全与发展的战略纵深。
对科技发展趋势研判不足、削弱前瞻布局敏锐度。部分科研管理和规划工作存在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底层逻辑研判不够深入，缺乏面向未来科学性、预判性、决策性的长远化前瞻规划。由此造成基础研究布局存在滞后性，容易陷入“跟跑式创新”的路径依赖。一是科技前沿趋势研判机制尚不健全。缺乏常态化、专业化、系统化的全球科技前沿跟踪研判体系，对交叉学科、颠覆性技术、非共识研究方向的识别能力不强，对未来10—20年可能引发科技变革和产业重塑的前沿方向谋划不够超前，部分领域仍处于被动跟跑、模仿追随状态。二是前沿交叉领域布局相对滞后。传统学科壁垒尚未有效打破，学科交叉融合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在量子信息、脑科学、合成生物学、可控核聚变等前沿交叉领域，跨学科、跨领域协同攻关不足，难以催生具有颠覆性、引领性的重大原创成果。
体制机制僵化、阻滞整体布局效能。当前，基础研究领域条块分割、部门壁垒、学科壁垒问题依然突出，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科研力量各自为战，跨部门、跨区域、跨学科协同创新机制不够顺畅。一是创新主体对基础研究不够重视。高校作为基础研究主力军，存在重应用轻基础、重规模轻质量，基础学科建设薄弱；科研院所的基础研究核心作用发挥不充分，重大战略任务攻关能力有待增强；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意愿和能力普遍偏弱，基础研究投入占比偏低；国家实验室等新型科研平台的体系化引领作用尚未完全显现，跨主体、跨领域协同攻关效能不足。二是协同创新机制尚不健全。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之间缺乏常态化协同合作平台和利益共享机制，科研资源、实验平台、人才队伍等创新要素共享程度不高，存在条块分割、各自为战的现象，难以形成协同攻关的整体合力。三是创新链条存在堵点断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成果转化之间衔接不够顺畅，成果转化服务体系不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机制不健全，大量基础研究成果停留在实验室阶段，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这些体制机制短板使得战略性布局难以统筹全局、前瞻布局难以精准落地、各类创新主体难以同向发力，整体呈现“单点强、体系弱”的格局，无法形成集中力量攻关重大基础科学难题的系统合力。
人才激励与评价偏差，影响布局内生动力。当前，我国高水平创新人才仍然不足，特别是科技领军人才紧缺。人才层面的短板直接影响基础研究布局的人才梯队建设，从根本上制约基础研究长远布局的可持续性。一是人才培养短视化、功利化倾向严重。现行科研评价体系中，重论文数量、重短期成果、重显性指标的错误倾向依然存在，对基础研究人才的长期培育、容错试错机制不足，鼓励潜心基础研究、深耕基础领域的科研环境有待优化。二是人才队伍青黄不接。青年基础研究人才成长通道不畅、保障力度不足，顶尖战略科学家储备存在结构性缺口。三是对科研人员“自由探索”支持力度不够。在科技创新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科技工作者想象力、创造力，自由支配科研方向、科研时间，才能创业绩、出成果。部分科研管理者存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倾向，思维固化僵化老化，对长周期、高风险、非共识的探索性研究包容度不够，稳定支持机制不健全。科研人员“甘坐冷板凳、勇闯无人区”的内生动力不足，等等。因此，造成我国战略性方向缺少领军人才领航，前瞻性领域缺少青年人才储备，体系化布局缺少专业性、适配性人才支撑。
三
做好基础研究的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既要坚持不懈、久久为功，又要把握重点、善作善成。“十五五”规划纲要立足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对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作出系统部署，需要我们从顶层设计、机制创新、范式变革、投入机制、人才发展、开放合作等多个维度协同发力。
强化顶层设计，构建目标牵引的战略布局。加强战略性布局，首要任务是明确新时代基础研究的使命定位和发展目标，围绕国家战略需求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坚持“四个面向”，统筹遵循科学发展规律提出的前沿问题和重大应用研究中抽象出的理论问题，凝练基础研究关键科学问题。围绕集成电路、量子信息、生命健康、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编制基础研究专项规划，明确中长期主攻方向。完善重大任务牵引的组织实施机制，健全顶层目标牵引、重大任务带动、基础能力支撑的组织机制，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储备性的重大科技项目。发挥国家实验室、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研院所的建制化优势，组织优势力量开展长期攻关。建立动态调整的重大项目遴选机制，跟踪全球科技前沿和产业发展趋势，定期评估和调整重大研究方向，确保战略布局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
把握科技创新前沿，完善敏锐的前瞻布局机制。前瞻性布局要求具备敏锐的科技洞察力和战略判断力，在可能产生颠覆性突破的领域超前部署。因此，必须加强科技趋势研判能力建设，实现从经验判断走向智能化技术预测的方法创新。依托高水平智库和科研机构，建立常态化前沿跟踪和预测研判机制，建立常态化、制度化的前沿“扫描体系”。开发智能化的分析工具与平台，构建涵盖全球创新动态、即时更新的科技情报数据空间。面向未来抢占先机，在生命科学、空间科学等前沿领域，布局一批前瞻性、储备性研究项目。鼓励科学家开展风险高、周期长、价值大的原创探索；建立非共识项目支持机制，完善容错和退出机制，为“从0到1”的突破提供宽松环境。
推动研究范式变革，构建协同高效的体系化能力。发挥国家实验室引领作用，统筹全国重点实验室、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研院所和企业研发机构，形成定位清晰、分工明确、协同高效的实验室体系，推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开放共享。构建多方协同的创新联合体。推动企业、科研院所、国家实验室形成高效互动的联合攻关体。支持科技型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通过揭榜挂帅体系化攻克一批“卡脖子”技术。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围绕产业发展实际，改革学科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鼓励高校与科技企业共建产教融合基地。以前沿科技、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牵引，实现教育培养人才、人才支撑创新、创新驱动发展的良性循环。搭建数字化跨学科协作平台，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搭建跨学科协作平台，促进创新要素高效流动。
改革投入方式，构建多元稳定的经费保障机制。基础研究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需要建立竞争性支持和稳定支持相结合的投入机制。提高基础研究投入比重，推动科技支出向基础研究倾斜，加大对冷门学科、基础学科的长周期稳定支持，确保“十五五”时期基础研究经费占比稳步提升。拓展多元投入渠道，鼓励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完善企业基础研究支持政策。推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民营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模式，支持更多民营企业参与国家基础研究。吸引社会资本、金融资本通过慈善捐赠、设立基金会等方式支持基础研究。优化经费配置机制，完善竞争性支持和稳定支持相结合的投入机制，对不同类型研究实行差异化的支持方式。
激发创新活力，打造高水平科研队伍。加强基础研究，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人才。科研机构要加大青年人才支持力度，在更早阶段给予青年科研人员顶层支持，帮助青年科学家尽早形成稳定的研究方向和学术判断力，鼓励青年人才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挑大梁、当主角。构建有利于原始创新的人才评价体系，完善以原创能力为导向的评价机制，对基础研究人才实行分类评价、长周期评价。克服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倾向，让科研人员静下心来潜心研究。营造开放包容的创新生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鼓励探索、宽容失败。深化“放管服”改革，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技术路线决定权和经费使用自主权。
深化开放合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空间。基础研究具有全球性特征，开放合作是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应在更高起点上推进基础研究开放合作。积极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工程，在气候变化、生命健康、深空深海等全球性挑战领域，主动发起和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提升我国基础研究的国际影响力。建设世界一流的基础研究平台，推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学装置向全球科学家开放共享。吸引全球顶尖人才，优化外籍人才引进政策，用好外资研发中心认定、人才落户安居等政策，为全球科学家来华工作提供便利条件。
(作者：陕西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肖景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