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都离不开文明的交流互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战略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作出具体部署。那么，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具有怎样的时代意义？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关键路径在哪里？怎样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如何加强多层次文明对话，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围绕这些问题，本刊邀请3位专家学者展开研究和讨论，供读者参考。
访谈嘉宾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副院长 管永前
武汉大学当代思想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李 松
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副院长 孙敬鑫
主 持 人
本刊记者 张少义
记者：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蕴含丰富的思想和文化资源。站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节点，“十五五”规划纲要作出“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重要部署，如何理解其重大意义？
管永前：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既是顺应时代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也是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人类进步的责任担当。中华文明向世界贡献了深刻的思想体系、丰富的科技文化艺术成果、独特的制度创造，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进程。中华文明蕴含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等，对解决当前人类面临的地区冲突、生态失衡、贫富分化等共同困境，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在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将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然而，“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尚未根本改变，宣扬文化竞争并挑起文明冲突、意识形态对抗的倾向有增无减。尤其是中国快速发展引起个别国家强烈不安，他们凭借信息优势和舆论霸权丑化我国形象，歪曲抹黑的舆论攻势不断加剧。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能够有效消除西方话语体系中固有的刻板印象和各种错误认知，赢得国际舆论斗争的话语权、主动权，维护我国国家形象和国家利益。
李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断加强国际传播顶层设计，着力把我国的制度优势、发展优势、文化优势等更好地转化为国际传播优势。从“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到“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再到“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意味着要从文化内容层面的传播进一步走向话语解释、叙事体系以及实际效果的建构，日益产生现实、深入、持久的效应。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国际传播格局正处于深刻调整之中，谁能掌握国际传播的“麦克风”，谁就能掌握话语权，谁就能引导舆论、塑造价值、增强阐释力。一方面，中国面临“西方中心主义”话语霸权的挑战，要打破西方既有叙事体系，引导国际社会准确理解中国经验、中国道路，避免被误读、遮蔽与曲解，需要增强面向国际社会的解释能力与引导能力，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另一方面，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并非闭门造车，需要在平等、开放、包容的国际对话中加以深化，中国式现代化叙事需要挖掘和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智慧与哲学底蕴，从而促进国际社会的理解与认同。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有助于准确表达中国立场、生动呈现中国理念、鲜明揭示中国道路，以中国话语推动全球议题创设，让中国观点成为国际共识，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
孙敬鑫：国际传播能力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我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最深厚的源泉。“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并把“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作为重要目标。当前，中国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相比其他交流方式，文化具有润物无声的优势。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以文载道、以文传声，需要用文明的力量形塑世界对中国的正确认知，向世界传递中国精神、彰显中国价值。加强多层次文明对话，有助于国际社会更好了解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更深入理解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也有助于引导国内民众更加理性平和地看待外部世界，在交流互鉴中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形成开放包容的文化格局和文化气象。同时，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对于我们在新征程上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也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成功创造，让中华文明再次站到人类文明进步潮流的最前沿。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丰富与发展中，推动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更好地交流交融、美美与共，有利于以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力量促进全球治理和全球发展，推动人类社会更加坚实地迈向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发展新境界，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记者：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人类文明进程行至十字路口，不同文明如何相处、人类文明向何处去成为重大问题。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管永前：的确，人类文明正站在新的十字路口。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逆转，对话而非对抗、包容而非排他的理念日益成为国际共识。另一方面，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冲突此起彼伏，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上升，人类社会面临多重挑战。在此背景下，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机遇与挑战并存。从机遇看，中华文明的价值日益彰显。全球文明倡议赢得广泛认同，2024年第78届联合国大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中国等国家发起的决议，将每年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为中华文明增添了当代魅力。中国不走国强必霸的老路，独立自主地实现发展和进步，为发展中国家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借鉴。中华文明蕴含的和合理念、天下情怀等，与当今世界对和平发展的普遍期盼高度契合，日益展现出跨越时空的吸引力。“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使“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观受到质疑，多元文明获得更广阔的展示空间。越来越多国家关注和研究中国的发展经验，中华文明的当代价值获得与日俱增的认可。从面临的挑战看，西方一些势力刻意歪曲中国的发展道路和价值理念，试图以意识形态划线、制造文明隔阂，干扰国际社会对中华文明的认知。国际社会对中华文明的了解还不够深入，中华文明的深层价值和精神标识尚未被世界充分理解。精准有效的传播能力仍有待提升，在话语转化、渠道建设、受众触达等方面仍存在短板。如何根据不同国家人们的文化心理与接受习惯，实现分众化、精准化表达，构建融通中外的中国叙事体系，仍是一个亟待破解的课题。奋进“十五五”，应抓住战略机遇，在提炼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创新传播方式、深耕区域国别研究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中华文明更好地走向世界。
李松：当前，以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重塑媒介生态，社交媒体、短视频、网络游戏等新兴平台为中华文明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渠道和载体。大数据平台与算法日益成为舆论生产与接受的“主角”，高度互动的社交媒体广泛涌现，越来越多的用户直接参与议题的设置和意义生产，网络媒介上的各种观点更容易对立化、情绪化。面对诸如地区冲突、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受破坏等全球发展与治理危机，既有叙事体系的解释力下降，世界需要更有影响力的话语来消除对立，打破文明隔阂，塑造价值认同。这就需要充分挖掘和展示中华文明精神标识中蕴含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增进国际社会理解、促进不同文明对话，引领世界各国携手应对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文明器物层面的文物、典籍，符号层面的形象、观念，思想层面的价值观等，可以将“和而不同”、“兼容并蓄”、“和谐共生”等理念清晰地呈现给世界，让更多国家了解中华文明的价值理念，破解跨文化认知障碍，激发跨越国界的情感共鸣，感受中华文明的深厚历史底蕴和独特文化魅力。借助人工智能翻译、多模态生成和沉浸式体验，中华文明的审美追求、价值观念等能够深度融入文化数据资源体系，通过数智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在未来数字文明中延伸与共生。
孙敬鑫：近年来，中华文化的海外认可程度显著提升。越来越多的海外年轻人期待深度体验中华文化，“Becoming Chinese”（成为中国人）、“Chinamaxxing”（极致中国化）等新词汇在欧美社交媒体上大量涌现。“非洲晴雨表”2025年的民调结果显示，中国已成为非洲大陆上最受欢迎的国家。美国晨间咨询公司2025年5月发布的全球民调数据显示，中国的全球净好感度（正面评价比例减去负面评价比例）实现大幅上涨。美国尼拉数据公司发布的《2025年民主感知指数》显示，在全球100个接受调查的国家及地区中，高达79%的受访者对中国的看法更为正面，而对美国持积极看法的国家及地区占比则降至45%。英国品牌金融公司发布的《2026年全球软实力指数》报告显示，中国以评分73.5分（满分100分）在全球软实力指数中位居全球第二，国际声誉排名大幅上升。此外，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快速发展，也大大提升了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效能。比如，《哪吒之魔童闹海》这部现象级动画的背后，藏着两个“看不见的主角”——图形处理器（GPU）与人工智能（AI）。这种技术突破，本质上是算力革命与创作逻辑的双重颠覆。英国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所2026年1月发布的《新闻、媒体及技术趋势预测报告》显示，79%的受访传媒高管表示增加视频投入至关重要，71%的媒体计划扩大对音频/播客的投资。这就提示我们，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深刻影响，需要更好把握国际传播领域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的趋势，在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上下功夫，在乐于接受和易于理解上下功夫，让更多国外受众听得懂、听得进、听得明白，不断提升中华文明对外传播效果。
记者：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权。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是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题中应有之义，是连接中国与世界、增进国际理解与互信的重要桥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朝着这一目标前进，需要建构怎样的实践路径？
管永前：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找准路径是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让世界能够直观地感知和把握中华文明的核心特质，需要深入挖掘和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蕴含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打造具有象征性、代表性的中华文化符号，向世界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蕴含中国精神、体现中国理念的优秀文化。同时，应着眼中国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广泛宣传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等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念。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不能仅靠技巧性的叙事，更需要深层次的知识体系构建。也就是说，既需要形成一套准确表达中华文明精髓、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使中国理念真正成为全球知识界可理解、可借鉴、可发展的思想资源，也需要构建一种能够贯通古与今，解释中国式现代化何以植根于中华文明、何以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完整叙事逻辑，使国际受众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进而“知其所必然”。
李松：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首先需要准确理解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关系，从思想话语的基础解释出发，建立完整、自洽、合乎逻辑的、可塑的文明叙事体系。前者作为话语工具提供表达的资源，也就是用于表达中国经验、概念与立场的一整套语言系统与概念体系。后者作为意义结构，意味着思想解释的框架，包括具有时间逻辑、因果关系与价值指向的意义结构。明确二者关系之后，应该从最基础的层面入手，主抓概念阐释的能力，从语言和思想层面的转译走向原创性范畴的建构。中国叙事不能依赖西方既有的概念框架，失去思想自主性的后果是话语权依附于他者标准。同时，要将封闭的内循环叙事转换为包容差异、美美与共的共享叙事，破除跨文化沟通的障碍。因而，需要走向多元对话，从以国家为主的单一叙事走向多主体协同，形成包括政府、学者、媒体、民众等在内的多元叙事主体。可以说，将中华文明经验提升为解释人类共同问题的基础性叙事框架，是中华文明传播的重要思路。
孙敬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话语和叙事体系，是提升中国全球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当前，我们在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建设上需要重点解决以下三类问题。一是“听不到”的问题，在一些全球南方国家，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在当地的“音量”还不够大。二是“听不懂”的问题，主要是中译外的能力还不够强，特别是从中文翻译成世界各地本土语言方面还缺乏大量的高水平人才。三是“记不住”的问题，缺乏鲜明的概念和中国话语标识，缺乏能够引起世界共鸣的叙事技巧。在对外传播中用好文化文明的力量，需要深入实施中华文明全球传播工程，推动中华文化的整体传播，展示好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比如，从独特性出发，提炼能与全球共享的“元叙事”，阐述从“天下一家”的中华文明历史传统到当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一贯追求。在创新性方面，阐明中华文明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特别是讲清楚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性贡献。在统一性方面，阐明“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大一统思想，展示中国维护和珍惜国家统一的根基所在。在包容性方面，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在和平性方面，挖掘中华民族和平、和睦、和谐理念，讲清楚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总之，需要关注人类社会的共同诉求，从中国的历史、现实中挖掘话语资源，从文明逻辑、发展逻辑、大国责任出发进行创新，系统构建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且融通中外的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
记者：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十五五”规划纲要作出部署，“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从“能力”到“效力”，体现了怎样的变化？如何做到国际传播体系“更有效力”？
管永前：“能力”与“效力”，表述仅仅一字之差，却意味着从主体意义生产到传播效应的转化与提升。传播“效力”指向的是结果、影响和效能，其体系化建设的核心逻辑是什么方式效率最高、效果最好、效用最强、效应最广。这是一种以接受需求为终端的思维变革，以传播活动的实际效果和价值实现倒逼传播理念、思路、手段的革新。第一，从“做了什么”到“改变了什么”的转变。“能力”侧重的是传播主体的资源投入、渠道建设、内容产出等“供给侧”指标，而“效力”侧重的是传播的实际效果，受众是否接受、是否理解、是否认同，是否愿意进一步传播。这一转变表明，国际传播工作的评价标准正在从“投入导向”转向“结果导向”。第二，从“广泛覆盖”到“深度影响”的转变。以往，国际传播工作的重点是扩大覆盖面，让中国声音“听得到”。当前的任务是解决“听得进”、“信得过”的问题，即如何让中国故事真正进入海外受众的认知框架和情感世界，产生持久的影响力。第三，从“粗放投放”到“精准施策”的转变。“效力”导向要求根据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的特点，采取差异化的传播策略，也就是“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全球化、区域化、分众化表达。粗放式的“一把抓”难以奏效，必须深耕区域国别研究，实现从“广撒网”到“精耕作”的转型。
孙敬鑫：从“国际传播能力”到“国际传播效能”，再到“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的递进，揭示了国际传播工作要求的持续提升和目标的进一步精确。“效力”是从国际传播的全链条、全体系进行综合评价，既包括对主体能力的要求，也包括对客体效果的追求，还包括对全过程各方面各环节协同联动、共同发力的要求。判断国际传播体系是否有效的标准，至少可以从两个维度去考察。一是是否有效服务了国家的对外工作大局。国际传播的效果，首先要放在对外工作大局下去检验。二是是否有效增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和理解。国际传播工作本质上是做人的工作，其目的是扩大知华、友华的“朋友圈”。当然，对国际传播的评估离不开学理研究的专业支撑，需要学界与实际工作部门联动，构建出一套科学、立体的效果评估体系和标准，既能对单个国际传播行动进行量化评价，也能对总体国际传播进展进行阶段性评估，及时发现问题和短板，提出优化和调整建议。
李松：聚焦“效力”导向，需要建立以质量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关注深层次指标。一是认知维度，受众是否真正理解了中国故事的核心信息？这需要超越简单的“曝光量”指标，通过受众调查、内容分析等方式，研究海外民众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的认知程度。二是情感维度，受众对中国的态度是否发生了积极转变？这包括对中国的整体好感度、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认可度、对中国文化价值的欣赏度等。可以通过民意调查、社交媒体情感分析等方法推进，建立以区域为单位的传播效能监测网络，从追求量化目标转向追求认知度、美誉度和认同度的效能目标。三是行为维度，受众是否愿意采取行动？最高层次的传播效果是激发受众的主动行为。比如，主动搜索中国的信息，前往中国旅游或学习，购买中国产品，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与中国相关的内容，在国际场合为中国发声，等等。这种“二次传播”和“主动传播”是传播效力的重要体现。四是关系维度，是否构建了可持续的连接？有效的国际传播不仅要影响一时一地的受众，更要建立长期的信任关系和交流渠道。这包括学术合作网络的建立、青年交流项目的开展、海外知华友华力量的培养等。这些关系的积累，是传播效力可持续性的保障。培育全球化、市场化、专业化的国际传播主体，意味着国际传播效力的提升不仅需要主流媒体发力，也需要企业、社会组织、民间力量等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形成“大传播”格局。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推动更多富有历史文化底蕴、反映当代中国生活、具备国际文化视野的作品走出国门。”“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举办全球文明对话大会”，“加强区域国别研究”，“推动优质网络文学、网络游戏、影视动漫、精品展览等出海”，等等。落实这些要求和举措，应当从哪些方面着力？
管永前：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文明对话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向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致贺信时指出：“多样文明是世界的本色。历史昭示我们，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都离不开文明的交流互鉴。”举办全球文明对话大会，落实全球文明倡议的“四个共同倡导”，强调文明平等的对话立场，为世界各国开展文明对话提供了实践范式。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让文明对话不仅是思想的碰撞，更是情感的交流。发挥“全球南方”的主导作用，让更多发展中国家讲述自己的文明故事，共同塑造更加平等、包容的全球文明话语体系。文明对话系列活动的有效举措需要坚持下去和推广开来，并注重成果的可持续性，形成常态化的机制，建立后续跟踪机制，让全球文明对话大会达成的共识转化为具体的合作项目。区域国别研究通过对世界不同国家和区域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综合把握，形成关于对象国家和区域立体、全面、深入的认识，从而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和全球治理。开展全面深入的区域国别研究，可以从以下维度着力：建立覆盖主要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国别研究网络，不仅要研究对象国的历史文化，更要深度解码其思维方式、价值体系、媒介习惯和现实关切。推进“一国一策”、“一域一策”的精准传播，基于对不同国家的深入研究，制定差异化的传播策略。建立以区域为单位的传播效能监测网络，针对不同区域建立常态化的受众调查机制，及时了解传播效果、发现问题、调整策略，形成“研究—实践—评估—反馈”的闭环，提升国际传播精准性和有效性。培养复合型的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加强相关学科建设，打通区域国别研究与新闻传播、国际关系、外语等学科的壁垒，培养“懂国家、懂世界、懂传播”的专业队伍。
孙敬鑫：近年来，网络文学、网络游戏、影视动漫持续发力，海外影响力持续扩大，成为文化出海“新三样”。“新三样”的新主要表现为形式的新，但其底色还是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在用户需求越来越多样、越来越易变的当下，能否及时做好内容供给，决定了文化出海是否可持续。文化“新三样”不能只求新求异，不能只博眼球、要流量，更需要让海外受众在日常生活中通过文学、游戏、影视渠道等，潜移默化地感受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和思想内核。持续加强对海外受众的精细调研，不断贴近海外用户内容偏好，提高供给与需求的匹配度，让文化“新三样”更好地融入当地特色，找准情感共鸣，取得文化“破圈”、“出海”的通行证。搭建更具韧性的海外传播平台，整合渠道挖掘优质IP，推动优质内容跨界转化，推动文化“新三样”从“内容输出”向“生态共建”升级。
李松：网络游戏作为近年来亮眼的文化输出，最突出的特点是沉浸式文化叙事与审美体验。玩家并非借助文字与图像从外在角度理解中国，而是通过自我精神活动参与游戏规则，进而深度体验中国的艺术、历史、文化与思想，形成个体感官与思维的全身心深度沉浸。推动网络游戏的文化传播，需要在文化符号的视觉建构与叙事逻辑的融入上下功夫。一方面，增强有标识性的中国文化与艺术元素；另一方面，引导海外玩家在故事机制与美学叙事中理解中国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与世界观。网络游戏可以再现文学、音乐、绘画、建筑、园林、饮食、服饰等方面的中国风元素，并从价值层面嵌入中华文明的思维逻辑与文化精髓。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关键，不仅在于增加内容的供给，还在于通过技术提升文化感知与价值认知的建构能力，使中国文化成为可体验、可参与的艺术化存在。因此，中国网络游戏的国际传播需要提升全球叙事能力，将中华文明关于人与自然、社会、自我关系的思想智慧融入全球用户共享的数字经验中，从而在跨文化与跨媒介传播中产生强大的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