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清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现实威胁
青 原
80年前的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中国法官梅汝璈、检察官向哲濬等人经过艰苦较量，用铁证坐实了日本战犯的罪行，将其钉上历史耻辱柱。8年之后的1954年，面对美国通过《美日安保条约》将日本打造成“反共东方前哨阵地”与“远东兵工厂”的现实，梅汝璈即写作《日本重新军国主义化的新阶段》一文，明确警示：日本重新军国主义化是对亚洲和平和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80年后的今天，日本更是沿着梅汝璈担忧的这一方向狂奔。自2025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以来，日本国家战略加速向军事化方向转型，其动作之频、性质之重、走向之危险，远超战后任何一个时期，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从危险苗头变成现实威胁。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其蔓延成势。
一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并非完全有别于传统军国主义的新事物，而是传统军国主义在当代政治社会条件下的适应性变体。其以军事崇拜为核心、以对外扩张为指向的精神内核在当代日本不仅延续未变，反而以更具隐蔽性、迷惑性的方式卷土重来，其潜在危害较传统军国主义更甚。
二战胜利后，国际社会以《联合国宪章》、东京审判和和平宪法为基础，对日本进行非军事化改造，根本目的就是从制度上和精神上彻底铲除军国主义。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和国内和平思潮的约束，日本军国主义的声音尚不敢公然出场。从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日本政界要人公开参拜靖国神社、文部省审定的历史教科书一再淡化和歪曲侵略罪行，历史修正主义逐步由暗转明、由边缘走向主流。进入新世纪，否认南京大屠杀、美化殖民统治、为战犯翻案的言论在日本政界和舆论场愈发肆无忌惮，被战后体制压制的军国主义历史观，重新获得登堂入室的空间。历史观持续松动，对军事的公开崇拜与对外扩张的躁动便随之抬头、逐步显现。在人事安排与制度上，自卫队社会地位空前提升，退役高级将领纷纷出任首相安保辅佐官、靖国神社宫司、军工企业高级顾问等要职，使“军人思维”向政治、宗教、经济各领域深度渗透。在产业政策上，防卫产业被列为国家战略产业，武器出口由战后长期禁区变为政府着力推动的方向，防卫预算连续14年增长，国家资源向军事领域倾斜的取向愈发公开化。在政治仪式上，靖国神社既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也是当代右翼势力向民众灌输“皇国史观”的政治装置，在执政集团的精心运作下，从国会议员到内阁阁僚再到首相本人，参拜行为已由所谓个人信仰嬗变为政治必修课。在制度符号上，日本政府近期计划恢复“大将”、“大佐”等旧帝国时期的军衔称谓，旨在重新接续被战后体制切断的“皇军”精神残余，以仪式化方式为军事崇拜重新确立合法性。可以说，日本右翼当政势力对军事扩张的推崇已深入骨髓，甚至催生出自卫队现役官员携刀强闯中国驻日使馆这样的极端事件。
1945年7月26日，中国、英国、美国在德国柏林西南的波茨坦发表《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图为收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波茨坦公告》（中文抄本，第1页）。 新华社发（图片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提供）
当前，“新型军国主义”已经渗入日本军事、外交和文化等层面，深刻改变着日本政治与社会的发展走向。其新特征，在统治架构、扩张路径、话语体系等层面尤为突出。
统治架构更加集团化、程序化。传统军国主义是“天皇—军部—财阀”三位一体的统治架构，军部以统帅权独立和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为依托，与财阀形成捆绑，直接挟制内阁、操纵国策。“新型军国主义”则将统治架构演变为“右翼政治家—安保官僚—军工资本”的组合。其中，右翼政治家集团主导政治决策中枢，安保官僚把持政策制定实施的专业渠道，军工资本则提供产业动力与利益绑定。三者相互勾连，形成政策与利益闭环，并通过议会立法、内阁决议、安保文件等所谓“合法化”、“民主化”路径推进扩军修宪议程。军国主义的统治意志由此完成了从依托军事强权向合法程序运行的根本转向。
扩张路径呈现依附化、迂回化。传统军国主义凭借单边武力对外征服，以“大东亚共荣”等旗号公开侵略邻国，呈现为强权对外、自主扩张的路径。受制于战后体制，“新型军国主义”无力重走单边扩张的老路，转而选择了一条依附式扩张路径，即依托美日同盟体系，在美国战略保护伞之下逐步推进重新武装、对外干预和地区扩张。这一路径表面上是“美主日从”，实质上日本以同盟为杠杆，反向拉拢裹挟美国为其地区野心撑腰，是依附强国打压邻国逻辑的同盟化版本。依附式扩张既规避了战后秩序的直接约束，又让日本的军事冒险有了大国同盟可供倚仗，其危险程度不容低估。
话语体系更具迷惑性、欺骗性。传统军国主义打出的是“八纮一宇（意为征服八方、归于一统）”、“大东亚共荣”等扩张旗号，侵略本质昭然若揭。“新型军国主义”则改用“民主自由”、“规则秩序”、“国家正常化”等当代话语进行包装，以“发展反击能力”掩饰进攻意图，以“行使集体自卫权”美化海外用兵，使日本的军事战略在合法合规的外衣之下，从“专守防卫”转向“主动进攻”。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右翼势力惯于以所谓“存亡危机”叙事为军事突破制造借口。历史上从“满蒙危机”到“国家存亡”，无不沿用“先制造危机、再以危机推动扩张”的叙事模板，这一手法在今天“实现自身安全保障”、“维护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等话语包装下再度复活。
二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日益显现绝非偶然，而是历史、政治、社会、国际等多重因素长期交织、共振的结果，不断蓄积的危险势能正在当下集中释放。
历史清算不彻底，是军国主义遗毒延续至今并以“新型军国主义”形态复归的深层祸根。冷战爆发中断了本应彻底推进的对日战争罪责清算进程。东京审判历时两年半，在盟军总部收押的百余名甲级战犯嫌疑人中，最终被起诉的仅28人，只有7人被处绞刑，被判无期徒刑者至1958年均陆续获释，而战争最高责任者却未被追究。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将对日政策从压制急转为扶植，从清算日本军国主义转为利用其军事潜力，大批战犯得以重返政坛、军界和商界。历史清算未竟，使军国主义的思想流毒、制度残余与势力网络得以保存并潜伏于日本政治社会之中。一旦国内外条件出现有利其复归的变化，这一长期被压制的力量便被迅速激活、加速集结。
保守政治的代际传承，是“新型军国主义”得以转化为现实政治力量的关键因素。从岸信介到中曾根康弘，从安倍晋三到高市早苗，日本战后保守政治始终贯穿着“摆脱战后体制”的政治执念，其家族谱系与政治师承大多可上溯至战前统治集团。其中，安倍晋三作为战后日本最具影响力的右翼政客之一，其右倾化政治遗产经由师徒传承延续至今。高市的极右思想正是在长期追随安倍的过程中形成并固化。作为保守派议员，她常年参拜靖国神社，在历史认识、修宪进程、涉台立场、安保政策等议题上与安倍一脉相承，且较以往保守政客更为激进。2025年10月，长期以“安倍继承者”自居的高市上台，标志着这一传承链条进入更加极端的新阶段。2026年2月，自民党在众议院单独占据三分之二以上议席，这是日本战后首次出现单一政党独掌众议院绝对多数席位的局面，右翼势力对日本政治的掌控达到空前程度。代际传承所累积的政治势能由此充分释放，日本政治结构的右倾化、极端化显著加深。
经济长期低迷与社会深层困境的累积，是“新型军国主义”滋生蔓延的社会土壤。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陷入“失去的三十年”，产业空心化、少子老龄化加剧，政府债务高企，社会信心严重受挫。面对经济社会发展困境，日本右翼势力没有选择深化区域合作、共谋和平发展，反而执意将内部矛盾外部化，以军事扩张谋求存在感。他们因循“国强必霸”逻辑，视中国的发展为“威胁”，渲染“中国威胁论”、煽动狭隘民族主义，为扩军备战造势。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进一步将发展军工、出口武器作为新的增长点，防卫产业快速扩张，反过来推动军事预算与扩张政策持续加码，这与战前军国主义“以战养战”的产业军事化路径如出一辙。经济社会困境本身并不必然通向军国主义，真正使其滋长的，是日本右翼政客以军国主义思维处理经济社会发展难题，这也是“新型军国主义”得以生长的深层土壤。
美国长期对日扶植纵容，是“新型军国主义”加速抬头的外部条件。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为维系亚太战略布局，长期推动日本承担更多军事角色，逐步默许其解禁集体自卫权、发展反击能力，推动驻日美军同自卫队联合作战体系建设并支持日本“安保三文件”修订，使日本军事化进程加速推进。日本在这一过程中处心积虑地利用美国的战略需要，主动搭便车，把外部安全合作的“每一处缝隙”都转化为自身军事突破的契机，从在西南方向密集部署远程进攻性武器，到探讨修改“无核三原则”乃至谋求“核共享”，一路把美日同盟从战后初期的防御性安排拉向自身军事扩张的轨道，“新型军国主义”议程在这一过程中得以一步步坐实。
三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坐大成势，危害绝不限于一国一域。从中日关系到亚洲和平，从国际秩序到日本自身，都将受到深远而严重的冲击，给中日关系长远走向、亚洲和平大局、战后国际秩序稳定以及日本人民带来严重危险。
就中日关系而言，危害最为直接。中国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者，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0亿美元。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从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战略高度出发，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际作出放弃战争赔偿要求的重大政治决定。中国人民以宽广的胸怀同日本人民一道推动两国关系走上正常化，半个多世纪以来在经贸、人文、地方往来等领域形成广泛而紧密的相互联系。然而，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势力却将中国列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在涉台、涉海、历史等事关中日关系重大问题上反复挑衅。这不仅辜负了中国长期以来的政治善意，也极大冲击了两国数十年积累的友好往来与务实合作，更使中日关系赖以维系的民间互信陷入严重倒退。
就亚洲和平而言，危害涉及面更广。二战结束以来，亚洲国家通过几十年的持续努力，实现了从战后重建到经济腾飞的历史性跨越，亚洲已成为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增长引擎之一。这一格局，既建立在亚洲各国经济合作不断深化的基础之上，也建立在相关国家通过艰难协调形成的政治互信之上。日本作为亚洲发展环境的直接受益者，本应承担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国际义务。然而，“新型军国主义”势力肆意扩军备战、对外挑衅及挑动域外大国搞阵营对抗，正在动摇东亚维系数十年的战略平衡，加剧地区军备竞赛风险，刺激地区安全困境螺旋上升。近代以来，日本曾长期扮演东亚动荡策源地的角色，给亚洲各国带来深重灾难。今天，如不及时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势头，这一历史有可能重演。这是亚洲国家从历史教训中得出的严肃判断，也是当前必须正视的现实风险。
就战后国际秩序而言，危害直击根基。二战结束之时，国际社会通过《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对日本作出“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作战之产业”等明确制度安排，这一安排既是日本作为战败国应承担的国际义务，也是战后国际秩序在亚太地区的法理基础。然而，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势力以“国家正常化”为名，系统性突破上述制度安排。对内，日本加速推进修宪议程。和平宪法虽是日本国内法，却是战后国际制度安排在国内法层面的落实，其第九条所规定的“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不保持海陆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等条款，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持续推动的“再军事化”进程，实质是在国内法层面拆解战后国际秩序对日本的根本约束，动摇亚太和平的制度根基。对外，日本将台湾问题强行纳入“存亡危机事态”框架，以国内法架空国际法义务，严重破坏一个中国原则，公然干涉中国内政，违背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台湾是日本通过甲午战争从中国割占的土地，也是战后通过国际法律安排明确归还中国的领土，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其历史与法理事实不容置疑。因此，日本种种行径是对二战胜利成果的颠覆性挑战，是对战后国际秩序根基的全面冲击。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持续抬头，不断试图修改和平宪法、扩充军事力量，推动日本成为能够对外行使武力甚至发动战争的军事大国。5月3日是日本宪法日。图为2026年5月3日，约5万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护宪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强烈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修改宪法、进行大规模军事扩张等危险政策。 新华社记者 贾浩成/摄
就日本自身而言，危害同样不容忽视。历史经验表明，军国主义带来的最终代价，首先会由日本人民承担。1945年的东京大轰炸和广岛长崎核爆，使大量日本平民付出生命，这一结果是日本长期推行军国主义路线的必然后果。战后日本经济社会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和平宪法体制下国家资源向民生与发展领域的倾斜。今天，“新型军国主义”势力推动防卫预算屡创新高，挤压民生与社会保障开支，并以“强化防卫力量”为名为战争冒险开辟空间。这一路径表面上是为日本谋取所谓“大国地位”，实质上是把日本再次拖入军事冒险的危险轨道。前车之鉴历历在目，今日的日本唯有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方能守护好来之不易的安定生活。如若执意重蹈覆辙，不仅无法自保，反而会把国家再度推向深渊，而盲目冒险的所有苦果，最终依然要由日本人民来承担。
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危险势头，既是中国维护国家主权与发展利益的需要，也符合亚洲各国守护地区和平的共同利益，更是国际社会捍卫战后国际秩序与持久和平的共同关切。亚洲各国和国际社会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80年前，中国人民在东京审判上同世界爱好和平的力量一道，对日本军国主义作出了正义裁决。80年后，只要国际社会保持清醒认识、坚定立场，任何使军国主义改头换面、重新登场的图谋都将被历史正义所阻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