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着深厚的历史滋养与人文底蕴，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在中华历史长河中，许多先贤守其初心，始终不变，以自己的言行诠释了以民为本、忧国忧民的为官之道，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苏东坡便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苏东坡是北宋时期集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于一身的思想巨人、文化巨匠和政治精英。作为古代官吏的杰出代表，苏东坡忧国忧民、履职尽责，初心如磐、奋楫笃行，堪称为官从政者的楷模和典范。究其原因，与苏东坡政绩观的形成和践行关系重大。
良好家风是苏东坡政绩观形成的重要条件
“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是苏氏家风的核心内容。苏东坡的曾祖父苏杲好善乐施，在乡里以孝友著称。苏杲之子苏序，也就是苏东坡的爷爷继承了其父亲的品德。苏序有着“吾欲子孙读书，不愿富”的理念，成就了苏家子孙。他倾其财力，购置了大量书籍。苏东坡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他祖父购置的书汗牛充栋，所谓“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苏门连出多位享誉千年的大家，根源在于苏序重视教育。
《三字经》中“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是对苏东坡父亲苏洵早期学习状况的描述。受二哥苏涣和内兄程浚科举成名的激励，加之程夫人的劝学，特别是苏东坡出生后，苏洵幡然醒悟，决定走科举之路，为儿子作出表率；而操持家务、教育孩子的重任落在程夫人的肩上。程夫人不仅重视苏东坡兄弟俩的文化学习，更注重家风家学和个人品德的养成。她常常告诫他们要“立乎大志，不辱苏门，也不悔国家”，并要求他们读书不要效仿那些平庸之人，只想以读书博取功名。《宋史·苏轼传》记载了程夫人辅导童年苏东坡学习《后汉书·范滂传》的故事。范滂是东汉时期的大臣、名士，当时宦官弄权、奸佞当道，范滂被卷入党锢之祸，三十三岁就被处死。苏东坡读完《范滂传》后，无比感慨地对母亲说：“轼若为滂，夫人否乎？”程夫人欣慰地答道：“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程夫人以此来激励苏东坡“奋厉有当世志”。
程夫人宅心仁厚，她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仁爱之心，即便学问再多，官位再高，也不可能为江山社稷作贡献、为天下苍生谋福祉，且仁爱之心不应局限于人与人之间，对小动物和花草树木也要以仁爱之心相待。苏东坡少年时，书房前的翠竹上常有鸟儿筑巢。因母亲程氏严令家里的孩子和婢仆不得捕捉鸟雀，几年下来鸟雀的巢穴越筑越低，苏家院子自然而然成了百鸟天堂。后来，苏东坡在《记先夫人不残鸟雀》一文中记述了童年时期母亲对自己的教诲。
苏东坡十二岁时，爷爷苏序去世。在外游历的苏洵回到眉山守孝。他从程夫人手中接过教育儿子的接力棒。苏洵虽然发奋较晚，且屡试不中，但丝毫没有影响他的治学、修身与济世之心。他的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在苏东坡身上留下深深的烙印。苏东坡出仕后，能始终恪守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厚德载物、亲仁善邻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与其早年受到的家庭教育密不可分。
以民为本是苏东坡政绩观的重要基石
民本思想是中华文化的主流思想，民生情怀是古代圣贤的价值追求。苏东坡的民本思想一以贯之，这是他政绩观的重要基石。
早在进士考试中，苏东坡就提出了“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的政治主张。为母亲守孝期间，他在《上知府王龙图书》书信中提出：养兵和爱民是地方政府治理的两大关键，需要统筹兼顾，这是苏东坡地方治理方略中爱民安民思想的萌芽。同一时期，苏东坡还在《策别训兵二》中提出“民者，天下之本；而财者，民之所以生也”的为政理念。守孝结束，返回京师途中，即将出仕的苏东坡在游览西湖时联想到一路上民生凋敝，挥笔写下《许州西湖》一诗。这是苏东坡出仕前首次在文学作品中，表露同情百姓疾苦的民本情怀。
嘉祐六年，苏东坡任凤翔（今陕西省宝鸡市）签书判官，这是苏东坡为官的第一站。苏东坡积极践行以民为本的初心，经过调查走访，问计于民，苏东坡修改“衙前”之规，大大降低了百姓运送官府物资途中的风险。履职后不久，他就赢得了“苏贤良”的美誉。凤翔自然灾害频发，苏东坡来后两三个月不见雨雪，土地干涸，眼看庄稼就要枯死，他心急如焚，多次祈雨，还将官邸后花园的亭子起名为“喜雨亭”，并作《喜雨亭记》刻于亭上。一篇不足四百字的《喜雨亭记》，四次提到“民”，而比《喜雨亭记》更加短小的《祷雨蟠溪祝文》《凤翔太白山祈雨文》也分别四次提到“民”，可见百姓在其心中何等重要。
熙宁初年，年轻气盛、怀抱匡时济世之志的苏东坡纵笔写下《上神宗皇帝书》，斗胆告诫和劝谕神宗皇帝：君之为君，非由神权而得，乃得自黎民百姓的拥护。同时提出“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的三大治国理政的准则。接着，苏东坡提出了“人之寿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的重要论断。熙宁三年初，苏东坡刚刚“被贬”为开封府任推官，获悉神宗皇帝为了增加皇宫元宵节的氛围，拟限价收购浙江制作的四千余盏花灯时，立即上疏。他在《谏买浙灯状》中，劝谏神宗要“深计远虑，割爱为民”，充分反映了他的拳拳爱民之心。
“三年东方旱，逃户连欹栋。老农释未叹，泪入饥肠痛。”此诗为苏东坡第一次在密州任地方主官时所作，反映因连年灾害，土地荒废，百姓流离失所的惨况。而诗句“父老借问我，使君安在哉。今年好雨雪，会见麦千堆”，则反映了百姓对苏东坡的由衷爱戴。在即将离开密州时，他又写下“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的诗句。苏东坡在密州不同时期的上述三首诗，足以反映他心系民生、关爱百姓的民本思想。
关怀天下苍生的民本思想是苏东坡始终不变的情怀。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无论是在主政一方的高光时刻，还是处于人生低谷时，他的爱民恤物之心从未改变过。
实事求是是苏东坡政绩观的重要保证
实事求是是正确政绩观的前提。政绩观的“正确”与否，首先体现在是否实事求是。任何政绩的取得，都不可能违背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苏东坡是如何处理好实事求是与正确政绩观的辩证关系？
王安石变法时，苏东坡不畏权势，反对新法；后来司马光为宰相时，他又“不识时务”，反对尽废新法。经过多年多地的政务实践，苏东坡渐渐认识到以前施行的差役法，弊病很多，原来认为不可取代的差役法，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成为基层官吏危害百姓的恶法。因此，当司马光尽罢熙宁新法、废免役法重拾差役法时，在天章阁待制范纯仁劝说无效的情况下，苏东坡还是鼓足勇气谒见司马光。他分别陈述了差役和免役的弊病，司马光听后，默不作声。但苏东坡仍不死心，第二天再次向司马光陈述他反对废除免役法的理由。
元祐六年，苏东坡离开京师，来到物华天宝、民风淳朴的颍州（今安徽省阜阳市）任知州。由于京城连年遭遇水灾，陈州（今河南周口市淮阳县）周边水患不断。为解决这一难题，陈州的官吏们主张开挖八丈沟，连接颍水，然后将水排入淮河，以泄陈州一带之水。苏东坡精通水利，但从不拍脑袋决策。他先是组成勘探小组，实地测量地形的高低，根据测量发现，淮河涨潮时，其水位要高于八丈沟入淮口的水位八尺五寸，而如果按照原计划开挖八丈沟，势必将造成淮水倒灌，不仅解除不了陈州水患，还会使颍州成为一片汪洋。于是苏东坡向朝廷提交了《奏论八丈沟不可开状》。苏东坡的据理力争，避免了一场劳民伤财且毫无益处的浩大工程，但此举却无形之中得罪了一干主张开挖八丈沟的官员。
元祐七年，苏东坡离开颍州，改任扬州知州。喜好热闹的苏东坡到任后，州府办的第一件公差，竟然是下令停办正在紧锣密鼓筹备中的万花会。概因他发现连年举办万花会，虽然热闹非凡，但劳民伤财，百姓深受其害。“以一笑乐为穷民之害”，这是苏东坡对万花会的点评。虽然苏东坡也知道，初来乍到，由他来停办前任太守蔡京创办的万花会，不仅得罪人，而且也有点煞风景，个人声誉可能还会受到影响，但只要对民生有利，个人得失何足挂齿？因此，苏东坡为了百姓民生，又一次“不识时务”地得罪了权贵。
穷亦兼济天下是苏东坡政绩观的重要体现
家国情怀历来是我国古代多数士大夫的政治本色。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苏东坡都以“民贵君轻”、以民为本作为自己的为官理念，其以达观向上的人生态度、随遇而安的生活智慧和积极用世的不变初心，诠释了“穷不仅能独善其身，亦能兼济天下”。
元丰五年，谪居黄州的苏东坡获悉岳州、鄂州一带有沿袭已久的溺婴恶俗，当即提笔给鄂州太守朱寿昌写信，希望官府采取措施制止这极不人道的恶习，对溺婴者要绳之以法，对那些养不起孩子的家庭，要给予救济。当苏东坡听说黄州也有此恶习时，他提议并说服为人正直的古耕道，发起成立了慈善性质的民间组织“育儿会”。尽管苏东坡手头非常拮据，但他还是带头捐款。这是我国儿童福利院最早的雏形，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创举。
绍圣元年，苏东坡乘水路来到蛮荒之邦、瘴疠之地的岭南惠州。嘉祐寺安家后不久，苏东坡就发挥其精通中医的特长，帮助当地百姓治疗瘴毒，他四处寻医，采集中药，熬成汤药，供百姓免费服用。为了减轻农民插秧的辛劳，提高插秧速度，苏东坡来到田间指导推广简便易行的插秧工具——“秧马”，并作《秧马歌》，详细介绍它的形状、制作、操作和功效。绍圣二年，惠州粮食丰收，米价大跌。针对官府征收捐税，只收钱不收粮，从而导致“米贱伤农”等问题，苏东坡积极呼吁，官府最终形成了“纳钱与米，并从其一”的一致意见。东江之水将惠州的归善与惠阳两地分隔为水东与水西，两岸百姓一向依赖简陋的竹排浮桥通行，为了方便百姓渡江，苏东坡更是毅然推动修建东新桥和西新桥。在修建新桥的过程中，工程因资金短缺而无法施工时，苏东坡连自己朝服用的犀带都捐了出来，还向同样被贬的苏辙的妻子史夫人劝捐，史夫人也是囊空如洗，不得已将以前内宫赏赐的若干黄金捐了出来。
作为贬官，苏东坡一无职，二无权，要做成这些事可不那么简单。据史料记载，苏东坡在惠州三年半的时间里，给地方官吏的私信有二百三十二封之多，这些私信的相当一部分内容谈的是与百姓息息相关的民生和公益事业。
绍圣四年，苏东坡接到了贬谪海南的诏令，来到贬谪地儋州。当时的海南，是典型的蛮荒之地，但苏东坡以其特有的人生态度和高超的人生智慧，坦然面对、随遇而安，在这片蛮荒之地和文化荒漠上，甘当“拓荒牛”，继续践行其济世安民的抱负。
北宋时期的儋州，瘴疠和疟疾甚为流行。当地没有医药，没有医生，迷信盛行，百姓生病都求助于巫术。为了改变当地百姓依赖巫术的陋习，苏东坡研究病症后，一面采集中草药，一面从广州好友王古那里要来黑豆，熬制成辛凉解毒的汤药——淡豆豉，为百姓治病，药效甚好。此后，当地百姓也纷纷种植黑豆，后人称它为“东坡黑豆”。
那时海南缺少淡水，当地百姓都取咸滩或沟塘的积水饮用，饮用后经常患病。为了改善当地自古以来不卫生的饮水习惯，苏东坡不顾年老体弱，勘探选址，带领大家在距光榔庵约三百米处，挖了第一口深水井，百姓称之为“东坡井”。后来，当地和周边地区的百姓也都纷纷效仿，开挖水井。从此，海南的百姓用上了清洁卫生的井水，百姓的发病率也明显降低。
教育落后是当时海南“蛮荒”的主要原因。为此，苏东坡在“载酒堂”开讲坛、办学堂，传播中原文化，以期尽快改变当地人愚昧无知的现状。他在《韩愈论》中指出：“教之使有能，化之使有知，是待人之仁。”在苏东坡开坛讲学之前，海南人一直与科举考试无缘。“载酒堂”开坛后，当地的汉人和黎人踊跃参加。苏东坡在儋州三年，重视教育，兴办学堂，传播文化，使一个原本“生不闻诗书，岂知有孔颜”的蛮荒之地，在文化教育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宋代到清代，海南共出举人767人、进士96人。
如果说黄州见证了苏东坡的文学创作巅峰，惠州感受到了他体恤民情、关注民生的古道热肠，儋州则记录了他热心文化传播、兴办教育的千秋功德。从苏东坡在三个贬谪之地的杰出贡献来看，其临终前在《自题金山画像》中“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的诗句，绝对不是幽默或戏言。
为政清廉是苏东坡政绩观的重要底线
苏东坡的清廉品格首先来自非义不取、为政清廉的淳朴家风。苏东坡童年时，家中婢女在庭院的泥土下偶然发现一个洞，洞里有一大瓮，瓮中有物，并发出回声，众人非常兴奋，都认为瓮里一定藏有财宝。正当人们打算开挖之时，程夫人立即制止，作出了出人意料的决定，让人在大瓮上面盖上一块乌木板，用土填埋起来。她对大家说：这些东西是前人埋下的，不归苏家所有，非义不取。苏东坡在《记先夫人不发宿藏》中记述了此事。程夫人的言传身教，给幼小的苏东坡上了极其生动的一课，非义莫取的种子深深埋在苏东坡的心中。
正是因为受到良好家风的熏陶，苏东坡从小养成了清廉不贪的秉性。据苏辙《龙川略志》记载，苏东坡在凤翔任签判时，曾与寺里的僧人相熟，有一僧人为了取悦苏东坡，便有意将“以朱砂化淡金为精金”的秘方献给他，苏东坡不为所动，厉声说道：“吾不好此术，虽得之，将不能为。”刚刚入仕，他便大义凛然地抵制诱惑。
“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这是苏东坡廉洁自律的人生信条和为政底线，出自他的名篇《赤壁赋》。此时作为贬官的苏东坡，日子过得非常艰辛。一大家子嗷嗷待哺，即便非常节俭，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也只能维持一年左右。忧虑之余，苏东坡决定效仿他在湖州时相识的隐士贾耘老。苏东坡在给秦观信中写道：每月初一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在屋梁上，每天清早用画叉挑取一块，随即将叉子藏好。如有结余，就存在大竹筒里，以待宾客。此贾耘老法也。尽管生活艰辛，但他依然保持了超然物外的追求和“虽一毫而莫取”的节操。
苏东坡不仅是为政清廉的表率，还形成了系列廉政思想。《六事廉为本赋》可以作为苏东坡廉政思想的总则。他在文中提出“事有六者，本归一焉。各以廉而为首，盖尚德以求全”“举其要兮，廉一贯之”“功废于贪，行成于廉”的廉政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功废于贪，行成于廉”这一名句，告诫党员干部要心胸坦荡，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
在《论项羽范增》中，苏东坡作出了“物必先腐，而后虫生”的重要论断。绍圣元年，苏东坡被贬惠州，途经虔州（今江西省赣州市）时，与当地隐士阳孝本同游当地名胜，写下著名诗篇《廉泉》。“水性故自清，不清或挠之”“廉者为我廉，我以此名为。有廉则有贪，有慧则有痴”“毁誉有时尽，不知无尽时”，苏东坡在诗中揭示了廉与贪、慧与痴、毁与誉的人生哲理，指出了泉清靠自洁、人正靠自廉的深刻道理。只要人们具有抵制贪欲、廉洁自律的意识，就能顺利抵达“我影投廉泉，水洁清我心”“好在水中人，到处相娱嬉”的希望彼岸。2012年1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第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便引用了“物必先腐，而后虫生”。
苏东坡去世前不久，在《梦中作寄朱行中》诗中写下了“至今不贪宝，凛然照尘寰”的著名诗句，既是对好友廉洁德行的期许，也是对他一生为政清廉的真实写照。
苏东坡为官四十载，历仕五朝更迭，宦海浮沉，跌宕起伏，却“守其初心，始终不变”。他恪守以民为本的价值取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践行勤政为民的实践路径、永葆为政清廉的操守底线，书写了“良吏、能吏、廉吏”三位一体的传世佳话，为后世树立了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苏东坡等古代先贤的政绩观，对于我们今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具有一定的借鉴参考作用。
（作者系江苏省书香全民阅读基金会理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