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绩观是领导干部对“何为政绩、为谁创造政绩、怎样创造政绩”的根本看法和价值判断，它不仅决定个体的从政方向，更深刻影响地区发展的成效乃至国家治理的成败。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是时代提出的迫切要求，也是领导干部必须回答好的现实课题。
正确政绩观并非凭空而来，它植根于深厚的历史土壤，承载着千百年来治国理政的经验智慧。中国古代的“为政以德”与“富国强兵”之争、历代治世能臣的政绩实践、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确立，都为今天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建构提供了宝贵镜鉴。
历史之维：
政绩观的源流与演变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博大精深，蕴含着丰富的执政绩效思考。尽管彼时并无“政绩观”这一现代术语，但围绕“何为善政”“如何评价官员”等问题，儒、法等诸子百家提出了各自主张，并在历代实践中得以体现。
儒家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政绩观的核心底色。孔子提出“为政以德”，将统治者的道德修养视为政治运作的根本；孟子进一步发展“仁政”学说，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强调统治者应“制民之产”，保障百姓生计；荀子“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比喻，深刻揭示了民众支持对政权稳固的决定性作用。儒家奠定了传统政绩观中重民、养民、教民的价值内核。
与儒家不同，法家更侧重可量化的实际功效。战国争雄背景下，商鞅、韩非等主张以“富国强兵”为核心目标。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以“耕战”为纲，将赋税征收、人口增长、军需供给等硬性指标作为官吏考核依据，极大提升了国家动员能力和行政效率，使秦国迅速崛起。但法家急功近利的弊端，也为后世提供了深刻教训。
儒、法思想并非截然对立，历代治世能臣的实践中多呈现儒、法互补的特点。鲧禹历经父子两代终成治水大业，李冰父子主持修建的都江堰泽被后世两千余年，他们追求的不是一己功名，而是万民福祉；西汉黄霸治理地方，以宽和仁厚劝导百姓务农桑、养牲畜、行教化，史载其“以外宽内明得吏民心，户口岁增，治为天下第一”，生动诠释了“养民以惠”的理念；北宋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整顿吏治、破解冗弊，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树立了个人抱负与国家命运相结合的典范；明代张居正推行“考成法”和“一条鞭法”，任用潘季驯治理黄河，以务实举措造就“万历中兴”，印证了务实策略对创造“显绩”的关键作用。
进入近代，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洋务派“中体西用”的主张将“富强”目标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维新派则增加了“开民智”“新民德”的新维度。而中国共产党确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实现了政绩观的根本性变革，延安时期“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清明政治，正是这一宗旨的生动体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绩观不断深化，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新发展理念及高质量发展，形成了“为民造福才是最大的政绩”的论断。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要求处理好“显绩”与“潜绩”的关系，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为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根本遵循。
人格之基：
官德修养与政绩观的内在统一
政绩观绝非孤立的价值判断，它与施政者的道德品质息息相关。在中国政治传统中，“官德”始终是为官从政的基石，是正确政绩观得以确立的人格保障。
中国古代将官德内涵概括为“清、慎、勤”三字。南宋吕本中在《官箴》中开宗明义：“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清”即清廉，是官员的基本底线，古人云“公生明，廉生威”;“慎”即谨慎，要求决策深思熟虑，体恤民力，不轻举妄动;“勤”即勤政，要求忠于职守、造福一方。三者互为表里，共同约束和激励着官员行为。
历史清官的精神特质，正是“清、慎、勤”的生动写照。明代于谦在“土木堡之变”后力挽狂澜，保卫北京城，创造了巨大“显绩”，其“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气节令人传颂。海瑞以廉洁刚直著称，一生反对贪污腐败、打击豪强、平反冤狱，其政绩不在于创造了多少物质财富，而在于以一己之力维护法律尊严与社会公平。
当代对领导干部的德性要求，核心是“忠诚、干净、担当”。“忠诚”是对党和人民的赤诚，是官德之魂;“干净”是清正廉洁，继承了传统“清”德;“担当”是敢于负责、勇于作为，是对传统“勤”与“慎”的升华。正确的政绩观要求德才兼备与政绩实效相统一，有德无才难以开创局面，有才无德危害更大。新时代政绩考核既要看政治素质，也要看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服务人民群众的实际成效。
时代之思：
政绩观的历史启示与思考
历史是一面镜子，照见兴衰得失，而政绩观就是镜子背后的反射层，决定着能否真实映照历史本相。政绩观端正，则镜像平正，为政者能看清历史兴替规律、明晰自身责任；政绩观不正，则镜面扭曲，只会看到幻象与倒影，既看不清历史真谛，也认不准自身方位。今天的为政者，既是历史的“照镜人”，也是未来的“制镜人”，今日的一言一行，都将留给后人映照，这就要求我们从历史中汲取启示，在时代坐标中践行使命。
其一，把握长远发展与短期绩效的平衡。历史上秦朝急功近利的教训警示我们，不可为短期绩效牺牲长远发展。现代治理既要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也要有深谋远虑的大格局，坚决摒弃“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短视行为，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
其二，坚持显绩与潜绩的辩证统一。“潜”是“显”的基础，“显”是“潜”的结果。植树造林、污染治理、教育发展等工作短期内难见成效，却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树立正确政绩观，就要甘于做铺垫性工作，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为后人接力发展奠定基础。
其三，坚守群众满意度与历史检验的双重标准。政绩好不好，既要看当下群众是否满意，也要看能否经得起历史检验。只有将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当下负责与未来负责统一起来，才能创造真正惠及人民的实绩，无愧于时代与人民的期待。
唯有心怀天下、情系苍生，正确处理当前与长远、显绩与潜绩的关系，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为框，以“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为金，以“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实干“磨镜”，才能锻造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政绩明镜”，让后来者照见时代的清澈，也让自己无愧于历史的凝视。
实践之路：
历史智慧的当代转化
如何将历史智慧转化为树立正确政绩观的现实力量？需要从制度和文化的双重维度入手。
坚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决策传统。中国地域辽阔，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古代优秀的政治家无不强调因地制宜，《晏子春秋》曰“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生动说明决策必须贴合地方实际。树立正确政绩观，要深入调查研究，反对简单粗暴地照搬照抄和“一刀切”，让决策更具针对性与实效性。
实现制度建设与文化熏陶相结合。制度带有根本性，要坚持新发展理念，健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既看发展速度、更看发展质量，既看经济成果、更看民生改善和生态效益，探索引入第三方评估和群众评议。同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正义等思想精华，将“为政以德”“以人民为中心”内化为领导干部的价值追求。
推动考核机制创新与容错纠错并举。考核要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科技创新等指标权重，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岗位实施差异化考核。同时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撑腰鼓劲，严格区分探索性失误与违法乱纪，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
[作者单位：省社科联(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