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大势，充分发挥我国数据资源丰富、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广阔优势，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数智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促进生产方式深层次变革和生产力革命性跃迁。“十五五”时期，依托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与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围绕国家重大规划的前瞻性布局与超常规举措，我们必须抓住这一数智化发展机遇，开辟一条自主可控、集约高效的人工智能发展路径。
一、科学审视人工智能的技术本源与赋能逻辑
从计算机科学的本源审视，人工智能既非神秘的“数字生命”，亦非无所不能的“黑箱”。人类真正希望发展的人工智能，并不是独立于人类的另一种“心智”，而是延伸人类能力与社会意志的技术系统。然而，由于缺乏对技术本质的了解，社会上出现了诸如“机器取代人类”的恐慌、“算法解决一切”的盲目崇拜等认识迷雾，若不加以澄清，极有可能导致战略误判。我们理解人工智能的前提，正是将其从“类主体”的神化叙事中剥离出来，回到技术体系本身。
当前，人工智能正经历一场从量变到质变的跨越。技术路线正从传统的“判别式”跃升为具备强大学习与生成能力的“生成式”，并以强大泛化能力向产业应用全面渗透。以快速发展的深度学习尤其是大模型技术为例，其本质是一种以算法为引擎、以算力为基础、以数据为原料的统计建模与智能模拟系统。算法负责构建模型结构，算力提供计算能力，数据则为模型训练提供经验，三者共同构成人工智能的基本要素。通过对海量数据的信息压缩与规律提取，实现对未知情境的预测，并以此指导理性决策，正是人工智能之所以具备“智能”的核心机制，并清晰地表现为远超人类的模式识别能力、高效精准的知识复用能力、初露锋芒的科学发现能力。三种能力相互交织，深刻重塑人类的生产与创新体系。比如，在生产组织层面，人工智能彻底打破了传统工业的要素边界，数据跃升为最活跃的劳动对象，机器从“被动执行的工具”进化为具备感知与决策能力的“主动协作智能体”，而人类劳动者则逐步从机械重复的常规任务中解放出来，进化为掌控全局与复杂决策的“超级个体”。这种“人脑+电脑”的新型人机协同模式，正全方位推动实体产业的转型升级与效率变革。除了生产组织的变革，在更深层的创新范式上，人工智能驱动的实质是打破了过去依赖漫长试错与经验积累的局限，转向依靠模型和数据进行精准的前置推演，使创新从“偶然的发现”转变为“可计算的工程”。但要真正释放这种潜能，技术就必须走出实验室，下沉到千行百业复杂的真实场景中学习、训练、迭代升级，完成从0到1、从1到10的发展，为新技术进一步产业化做好准备。
基于当前的技术发展趋势，人工智能正朝着几种方向演进。一是从“赛博空间”加速走向“物理世界”。人工智能将不再局限于虚拟交互，而是与智能制造等实体硬件深度融合，演化为“具身智能”，使机器具备在真实物理环境中感知、规划并执行复杂任务的能力。二是新型智能算力基础设施的跨越式发展。随着模型向超大规模演进，亟需探索新型计算范式以突破传统计算架构瓶颈，构建软硬件协同且安全自主可控的算力底座。三是“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全面拓展。智能技术正加速融入基础学科，通过深度挖掘海量科学数据，大幅缩短研发周期，成为推动原创性科技创新的加速器。
同时也要清醒看到，无论算法多么精妙、算力集群多么庞大，人工智能的本质依然是物化劳动与人类智力的延伸。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尺度。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通用目的技术，其终极定位依然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新型“生产工具”。人工智能通过对海量数据进行模式识别与概率预测，模拟了人类的智能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具备了真正的生命，因为它并没有独立的自主意识、价值判断和道德责任等。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绝不是为了剥夺人的主体地位、消解人的劳动价值，而是要把人类从繁重、枯燥、低效、危险的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出来，转而从事更具创造性和策略性的高附加值工作，并赋能人类实现更加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真正成为服务社会发展、增进人类福祉的重要力量。
二、深刻剖析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资源禀赋与面临的问题
正是基于对人工智能技术边界的客观认知与效能竞争趋势的全面把握，才能辩证看待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所拥有的“时与势”，从而保持战略清醒，以强大底气直面现实软肋，以科学理性审视技术发展、激发内生动力，让人工智能真正成为驱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引擎。
我们的底气，源于难以复制的工业基础与体制优势。其一，能源底座优势。人工智能是名副其实的“吞电巨兽”，无论模型训练还是大规模推理，都需要稳定而充足的电力供给。我国拥有世界规模最大的电力工业体系，在新能源发电、特高压输电和电网调度等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算力的尽头是电力，充沛且稳定的电力资源，正构成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其二，工业体系优势。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覆盖联合国产业分类中的全部工业门类。从高端装备到消费电子，从新能源汽车到机器人制造，完整产业链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技术突破点和经济增长点。其三，场景纵深优势。数百万家制造业企业构成了“全场景试验场”，从研发设计到生产运维，全链条的数字化需求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了深厚土壤，逐渐形成一种以应用需求牵引技术演进的“场景定义技术”路径。高密度、系统化的应用场景以及庞大用户群体，使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能够在复杂环境中持续迭代技术，进入“越用越聪明、越用越丰富”的正向循环。其四，数据资源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产生的海量数据，维度丰富、更新迅速，为模型训练与应用优化提供了重要原料。其五，制度协同优势。新型举国体制可以在关键领域集中力量，统筹资源、协调布局，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为人工智能“长周期、高风险”的基础研究提供制度刚性保障。
我们的技术瓶颈，主要在于高端训练芯片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扭转，国产软硬件生态体系不够完善，主流深度学习框架仍由国外科技巨头主导，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亟待壮大，等等。然而，更深一层的隐忧在于创新范式的路径依赖。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跟随式创新”，善于在已开辟的既定赛道上做工程优化，却在探索颠覆性技术范式方面稍显逊色，从深度学习的爆发到大模型的狂飙，核心理论源头与突破多由西方主导。这种“创新浓度”的不足，使得我们在技术代际更替之际，常常面临“追赶者”的窘迫。如何实现从“跟随”到“引领”的跨越，成为当前必须破解的关键命题。
历史经验表明，外部压力往往能够激发创新动力。当既有技术路径受限，关键零部件尚未实现自主可控时，反而促使我们在底层架构、软件生态乃至“大系统”层面寻求突破。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正在从单纯的参数规模竞赛，向更加注重真实应用与产业落地转化，而这正是我国的优势所在。我国海量产业场景催生的大量复杂工程问题，能够反向推动算法模型、芯片与系统架构乃至国产生态的持续创新。大模型的演进实质上是一个将万物“词元化”（Token化）的过程，其底层博弈是一场将电力与算力转化为智能输出的效能战。这种外部封锁与内部庞大需求的碰撞，能够促使我们彻底摆脱对西方单纯堆砌算力与电力的“暴力美学”路径依赖，探索出一条更适合自身禀赋的新路。
三、积极开辟自主可控、集约高效的人工智能发展路径
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是技术的突破，更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能力的飞跃。站在“十五五”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必须将顶层设计与产业实践深度融合，在牢牢守住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底线的同时，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推动技术与产业协同创新，探索一条符合国家战略导向的长期可持续的发展路径，推动人工智能与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领域的深度融合，实现全方位赋能。
全面落实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战略，夯实技术底座，构建自主可控的技术支撑体系。这是应对外部技术封锁与“脱钩断链”风险的关键保障。一方面，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关于“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的部署，统筹全国算力资源布局，推动数据中心、能源基地与网络基础设施协同发展，优化算力与能源的空间配置，加快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推进算力资源的规模化、集约化、绿色化、普惠化发展。另一方面，集中力量攻坚大模型、高端芯片、算法框架等关键软硬件，重点突破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加快突破基础软件生态瓶颈，加大国产深度学习框架的研发与推广力度，培育开放共享的开发者社区，逐步形成自主可控的开源生态，使国产芯片与国产框架实现“软硬协同”的良性循环。同时，构建高质量数据资源体系，健全数据要素基础制度，加快培育开放共享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推动国家级数据集与行业语料库建设，通过制度与技术手段解决企业“有数不敢用、有数不好用”的共性难题，为模型训练与产业应用提供持续优质稳定的“数据粮食”。
锚定新型工业化目标，推动集约发展，以“智能密度”为导向，推动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新型工业化，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这是我国在人工智能发展竞争中实现差异化突破的重要手段。应避免盲目追逐参数规模的“大模型崇拜”，警惕资源空转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结合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未来产业培育的核心任务，政策引导应鼓励发展轻量化、行业化、可落地的专用模型，通过优化算法效率与算力利用率，不断提升单位资源所创造的智能价值，推动形成以“提升智能密度、实现降本增效”为特征的集约化发展模式，让人工智能的泛在赋能从愿景走向现实。同时，强化“场景定义技术”，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将我国海量且复杂的应用场景转化为技术创新的核心驱动力。一方面，将人工智能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引擎，重点赋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并前瞻布局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等未来产业。另一方面，广泛拓展医疗健康、教育、养老等民生应用场景，创造美好数智生活；以点带面推动产业场景验证，让市场成为技术迭代的“试金石”和“加速器”；以真实而高强度的场景需求为牵引，反向推动芯片架构优化、算法模型演进以及软件框架创新，使技术发展始终围绕产业问题展开，逐步形成应用需求牵引技术创新、技术突破反哺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
坚持系统观念，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在开放合作中构建协同共生的创新生态。人工智能的发展并非单点技术突破，而是技术、产业与治理体系的整体跃迁，需要政府、企业、科研机构与社会力量形成合力。政府应强化制度设计与政策引导，加大基础研究投入，统筹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将人工智能纳入新兴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范畴。构建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监管体系，完善法律法规、应用规范和伦理准则，建立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机制，确保技术安全、可靠、可控，为技术创新提供稳定预期。企业则应成为技术转化与场景应用的主力军，通过开放平台和产业协同，带动大中小企业共同参与创新生态建设。社会应加强科普教育与伦理引导，确保技术发展始终符合“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与此同时，我国还应在坚持自主可控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全球人工智能合作与治理，在国际技术标准、数据治理与技术伦理等领域贡献中国方案，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带一路”重点合作领域，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合作新空间，共同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建设。
当下的人工智能之争，表层是算力与算法的锋刃交锋，深层则是产业根基、制度韧性与大国治理能力的底蕴较量。“十五五”时期是我国跨越核心技术门槛、重塑全球科技产业格局的关键窗口期。决定未来走向的关键，绝非单纯的算力堆砌，而是国家层面技术、产业与制度协同演进的系统性优势。中国所要关注的，不仅是技术制高点，更是科技赋能的发展新范式，即探索一种更加普惠、安全、高效，也更具人文温度的智能社会形态。
（作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马 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