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
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
周建波
富民厚生、义利兼顾是古代中国社会的重要经济伦理主张，体现了中华民族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民生导向和仁义原则。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将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列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强调其对塑造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重要作用。传承弘扬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能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深厚的文化滋养。
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源远流长。富民厚生的理念较早见于《管子》，其中提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将民生富足作为道德伦理、社会秩序的基础；义利兼顾的理念则广泛见于《左传》、《论语》、《孟子》等经典文献，是对中华传统义利观的概括性表述。前者是经济活动的重要目标与价值根基，后者则是经济行为的核心准则与实现路径。这一经济伦理奠基于先秦诸子百家的开创性理论建构，在历代治国理政与商业实践中不断落地、调适与检验，深刻塑造了古代中国社会的经济治理模式与价值取向，是维系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重要精神支撑。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兼并日益加剧，君主与国家层面的利益诉求被置于优先位置，民生凋敝与社会失序问题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诸子百家不约而同地将民生福祉作为经济治理的重要目标，初步构建了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理论框架，为中华传统经济伦理奠定了学术根基。孔子及其弟子直面君民利益失衡的现实，提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厘清了民富与国富的关系；在义利之辨上，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明确了“见利思义”、“义然后取”的行为准则。孟子身处战国征伐不休、各国资源汲取无度的时代，进一步将富民目标转化为可落地的制度设计，提出“制民之产”的观点，强调“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主张给百姓分配土地产业，保障基本生活，将此作为富民的重要前提；同时提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省刑罚，薄税敛”，将二者作为富民的关键路径。他还延续孔子先义后利的准则，直言“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将义利协调上升到国家治乱的战略高度。荀子则在大一统时代来临前夕，打通富民与富国、义与利的内在关联，提出“下富则上富”，明确“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主张通过发展生产、轻徭薄赋实现民富与国富的共生，而非以聚敛民众财富实现国家强盛，打破了民富与国富的对立认知。他正视“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的人性现实，主张通过“隆礼”、“重法”两个方面约束逐利行为，提出“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将义利兼顾、以义制利作为王朝治理的重要准则。儒家先贤层层递进，推动形成了一套富民为本、仁义为先的稳定社会秩序的经济伦理规范。
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广泛见于中华经典文献。左图为明刻本《管子》，其中提到“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右图为元刻明修本《春秋左传注疏》，其中载有“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 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供图
这一时期，墨、道、法三家也从不同维度对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作了补充拓展。墨家以“兼相爱，交相利”为核心，提出“义，利也”的论断，这一观点虽模糊了道义与利益的范畴，但其民生立场高度契合普通民众的现实诉求。墨家还一方面重视生产发展，强调“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鼓励民众通过劳动实现富足；另一方面反对统治阶层奢靡浪费，明确“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将是否惠及民生、增进民利作为政策评判标准，丰富了富民厚生的内涵。道家以“无为而治”为核心，针对国家过度干预、过度汲取社会资源的弊端，提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成为后世“与民休息”政策的理论源头。同时，道家以“知足”、“寡欲”化解个体层面的义利冲突，指出“金玉满堂，莫之能守”的世事无常，并结合“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认识，指出国家有调节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职能，为传统经济伦理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补充。法家以富国强兵为核心目标，《商君书》主张通过“利出一孔”的制度设计，顺应民众趋利本性，引导其服务于耕战国策；《韩非子》强调“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提出有为君主应将民众、士人等不同主体的逐利行为纳入国家发展的整体框架，为战国至大一统时代的治国方略奠定了重要基础。但法家将民众视作实现国家意志的工具，漠视个体合理诉求与民生福祉，容易扼杀民间经济活力，这也是秦二世而亡的重要思想根源。
汉唐时期，大一统王朝的巩固、经济社会的发展，推动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从诸子学说逐渐转化为官方治理理念。董仲舒提出“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倡导个体私利服从社会道德和整体利益，强化“义”的价值优先性，同时延续了“薄赋敛，省徭役”的富民内核。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梳理提炼前人经济伦理，开创性地提出经济治理的层级论断，“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主张治国者应顺其自然、尊重民众自主经营。盐铁会议中，贤良文学与朝堂执政官僚就汉武帝时期的内外政策特别是盐铁官营政策展开激烈论辩，体现了儒生秉持的宽政富民理念与朝廷富国强兵的功利治国理念的思想交锋，此次论辩中的诸多思想和政策主张，为汉代政治革新、国力恢复乃至昭宣中兴提供了宝贵借鉴。唐代承袭富民安民的思想主张，唐太宗确立“先存百姓”的治国宗旨，刘晏提出“理财以爱民为先”的财政理念，进一步推动传统经济伦理与土地、赋税等国家经济制度深度融合。
宋元明清时期，传统经济伦理的演进主线集中于对传统义利观、农商观念的革新重构。北宋李觏提出“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批判部分儒家学者空谈道义、刻意贬抑民众正当求利的偏向；南宋事功学派代表陈亮、叶适，提出“义利双行”、“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肯定工商业者追求利益的正当性，将富民之民的覆盖范围从农户拓展至工商业者。明清之际，商品经济繁荣，资本主义萌芽出现，黄宗羲提出“工商皆本”的论断，进一步打破重农抑商的传统桎梏；顾炎武、王夫之亦大力倡导富民为先、与民共利，提出“民得其利，则财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利源塞而必损于民”，“天子以天下为藏者也。知天下之皆其藏，则无待于盈余而不忧其不足，从容调剂于上下虚盈之中，恒见有余”。这些思想家坚守了先秦以来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同时顺应时代潮流，拓展了传统经济伦理的内涵。
近代以后，中西思潮激烈碰撞，传统经济伦理突破古代阐释框架，开启现代转型与理论革新。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借鉴西方经济思想的有益养分，丰富发展了传统义利观。严复融合西方个体理性精神与本土义利思想，倡言“开明自营”，提出“功利何足病，问所以致之之道何如耳”，认为求取功利本身并无过错，关键在于求取功利的方式是否端正，只要秉持开明利己，就不会违背道义。梁启超依托新民学说提出“利群利己”的思想命题，强调“善能利己者，必先利其群，而后己之利亦从而进焉”，认为真正懂得谋求自身利益的人，必定会先造福群体，从而使个人利益得到增进，将传统道义诉求升华为民族国家层面的集体公利。孙中山承袭富民厚生、天下为公的思想精髓，提出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核心内容的民生主义。
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不断传承积淀，不仅表现在理论与思想层面，更深度融入古代中国社会的治国理政与民间经济实践，成为历代王朝制定经济政策、规范经济行为的核心遵循。
引领铸就了中华民族利国利民的价值取向。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始终将个体利益、民生福祉与国家发展、民族大义深度绑定，形塑了先公后私、家国同构的价值追求。在古代中国社会，这一经济伦理建构了一种独特的社会整合机制，士人阶层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为政治理想，将入仕为官视为践行富民厚生理念的制度途径；商贾群体则以“以义制利”为经营准则，通过捐资助学、修桥铺路、赈灾济贫等方式反哺乡里社会，实现财富的社会化回流；普通百姓亦在耕读传家文化传统的熏陶下，将勤劳致富与守义安分视为立身之本。这种跨越阶层的价值共识，使古代中国社会在王朝更迭的动荡中始终保持韧性——当中央集权衰微时，地方士绅与商贾能够以义利兼顾的伦理自觉维系基层社会秩序；当外患内忧交织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集体意识又能够迅速凝聚起救亡图存的精神力量。更重要的是，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界定并调和了公与私的边界，既不以国家权力彻底消解个体利益，亦不以个人欲望凌驾于公共福祉之上。这种价值取向使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既能激发个体的经济活力，又能保持社会的整体凝聚力，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品格与文明特点。
促进确立了中国传统经济治理的民生底色。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将百姓富足作为国家治理的目标，将不与民争利作为经济政策的重要前提，深刻塑造了古代中国社会的治理模式。历代王朝的经济治理实践，始终围绕着富民厚生目标的坚守与偏离、义利兼顾准则的恪守与突破展开，形成了“坚守伦理则盛世兴，背离伦理则王朝衰”的清晰历史规律，留下了丰富的治理经验与深刻的历史教训。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亡于赋敛无度、徭役繁重的教训，全面推行休养生息政策，造就了“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的文景之治；唐初推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明确“丁男、中男给一顷”，让无地、少地农民获得基本生产资料，通过输庸代役保障农民农时，成就了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开创了“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繁荣局面。反观历代王朝衰亡，大多背离富民固本之道。西汉末年土地兼并日趋严重，贫富分化悬殊，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最终爆发绿林、赤眉起义；唐朝中后期均田制急剧崩坏，加之赋税繁重、朝政衰败，民生困顿之下爆发黄巢起义；明末权贵豪强大肆兼并土地，朝廷为筹措战事加征“三饷”，压垮百姓生计，引爆大规模农民起义。历史反复证明，富民厚生、义利兼顾是维系社会稳定的底线，一旦突破必然引发治理危机。
近代以后，以张謇为代表的民族企业家将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与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深度融合，立志通过“实业救国”来改变国家面貌。2020年1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南通博物苑参观张謇生平展陈时指出：“张謇在兴办实业的同时，积极兴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造福乡梓，帮助群众，影响深远，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上图为2026年4月拍摄的南通博物苑濠南别业；下图为2025年8月，游客在南通博物苑参观张謇生平展陈。 视觉中国供图
推动塑造了中国传统商业文明的价值底色。中国传统商业始终以“义”作为利益获取的前提，强调商业活动既要实现个体盈利，更要兼顾民生福祉与社会公义。这一经济伦理规范了商业行为，保障了商品经济的有序发展，更塑造了中国传统商业诚信守约、以义取利、济困扶危的价值底色，成为当代中国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源头。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促成了中国商帮的崛起，以徽商、晋商为代表的儒商群体，成为这一经济伦理的核心践行者，将儒家道义准则与商业经营结合起来，实现了商业盈利与社会责任的统一。徽商秉持“贾而好儒”特质，以“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为理念，以商兴儒、以利行义，将商利投入助学、修路、赈灾等公益事业。晋商秉持“信义为本”，讲究一诺千金的信用原则，建立了严格的经营制度，实现了“汇通天下”的跨区域经营，开创了中国金融业的先河。近代以后，这一经济伦理与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深度融合，升华为“实业救国”的家国情怀。张謇舍弃仕途创办大生纱厂等实业，将企业利润中的相当部分投入教育、水利等民生事业，以实业解决“失业之民”，以教育解决“失教之民”，以慈善解决“失养之民”；荣氏兄弟创办面粉、纺织企业，积极改善工人待遇，抗战时期毁家纾难、内迁工厂，全力支持民族救亡事业；以陈嘉庚为代表的华侨华商，立足海外，义利并举、实业兴邦、捐资兴学，是这一经济伦理跨地域传承的典型案例。
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历久弥新。新征程上，应秉持富民厚生的价值内核，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写好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这篇大文章，实现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足的统一；坚守义利兼顾、以义为先的价值规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同时，践行正确义利观，在对外交往中坚守道义原则，推行多边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全球经济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互利共赢的方向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作者：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