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经济增长困境与政治光谱变化
丁 纯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伴随着欧债危机、难民危机、英国脱欧、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美以伊冲突等一系列内外冲击，欧洲经济增长持续疲弱，创新动能不足，产业空心化趋势加剧。经济困境持续向社会结构、政府治理等领域传导扩散，身份认同冲突和治理效能低下等矛盾日益突出。多重因素交织，推动欧洲政治光谱发生深刻变化。作为约占全球经济总量六分之一的发达经济体和多极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极，欧洲经济增长困境与政治光谱变化，将深刻影响全球经济复苏前景与国际秩序演变。透视这一经济政治变化，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百年变局下欧洲正在经历的深刻转型。
一
新世纪以后，欧洲曾繁荣一时。受益于欧元启动以及欧盟扩员带来的一体化红利，1999年至2008年间欧盟经济年均增速曾达到2.3%。2009年欧债危机爆发后，欧洲经济增长势头急转直下。2009年至2024年间平均增速仅为1.1%，落后于美国2.09%的同期水平，也远低于全球2.71%的平均增速。这既是全球经济重心东移的客观反映，也折射出欧洲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战略应对的迟缓。
欧债危机爆发后，欧洲经济增长势头显著放缓，既低于美国的同期增速，也明显落后于全球平均增速，其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不断下滑。图为2010年至2024年欧盟经济增速与美国增速、全球平均增速的对比。 孙彤/制图
欧洲经济陷入增长困境。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曾将这一困局形容为一场“缓慢发生的灾难”，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经济地位持续下滑。欧盟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从2004年25.89%的峰值降至2024年的17.57%，出口占全球比重从2003年19.61%的峰值降至2024年的16.99%，欧元在全球储备货币中的份额从2009年的24.05%左右滑落至2024年的18.92%。这种下滑还直接反映到普通民众的收入中。按购买力平价标准计算，2022年欧盟人均消费水平仅相当于美国的58%左右。二是增长动力结构失衡。以制造业见长的部分欧洲国家陷入失速窘境。作为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在2023年和2024年连续两年陷入衰退，2025年全年增速为0.2%，2026年预计经济增长仅为0.6%。德国长期依赖外部低价能源与原材料、依托传统制造业技术优势、面向海外市场出口驱动的增长模式遭遇瓶颈，从欧洲经济增速的“火车头”沦为“吊车尾”。南欧国家虽然近年来经济表现相对亮眼，但增长主要依托旅游业复苏和“下一代欧盟”复苏基金等财政支持，制造业根基薄弱，增长的可持续性面临考验。欧洲整体上缺乏能够替代传统制造业的新增长极，新旧动能转换尚未完成。三是产业竞争力衰退。制造业占欧盟经济比重从2016年的15.3%降至2024年的14.3%，就业岗位2008年至2023年累计减少230万个。《财富》世界500强榜单显示，欧洲企业2015年至2025年从142家降至123家。2008年以来，约30%最具创新力的欧洲企业出走海外，本土创新企业难以成长为引领新产业的大型企业。
欧洲增长困境是内部结构性痼疾与外部地缘政治冲击共同作用的结果。内部经济改革迟缓削弱了自我修复能力，外部地缘政治冲击又抬高了经济复苏成本。从内部看，一是创新不足。欧洲在传统制造业领域积淀深厚，但在互联网、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赛道起步偏慢，未能及时培育出新的增长引擎，向上无法建立前沿优势、向下缺乏成本竞争力。二是制度掣肘。欧洲内部市场分割仍然严重，企业跨国扩张需应对多套规则。行政决策烦琐低效，重大改革久拖不决，使企业常常错失发展的时间窗口。福利制度成本居高不下，制约经济增长活力，助长了“养懒汉”现象，拖累财政且削弱改革动力。三是基础设施老化。欧洲传统基础设施普遍老化，能源和数字新兴基础设施投资不足，直接抬高物流、能源、通信成本，成为制约经济长期竞争力提升的瓶颈。四是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萎缩。欧盟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从2015年的19.1%升至2025年的22%。据欧盟委员会预测，到2030年欧盟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约700万人。养老金缺口扩大和医疗支出攀升加重各国财政负担，劳动力持续萎缩则直接制约生产扩张空间，企业用工短缺问题日益突出。从外部看，一方面，近期美国对汽车、钢铝等关键行业加征关税，显著冲击欧洲出口、企业利润与经济增长。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测算认为，若关税威胁落地，德国汽车行业短期内产出损失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可能高达300亿欧元。另一方面，俄乌冲突延宕叠加美以伊冲突，导致欧洲能源供应持续承压、价格高位震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4月表示，此次美以伊冲突开始以来，欧盟进口化石燃料支出已增加220亿欧元。欧洲经济和民生成本尤其是能源密集型产业生产成本飙升，导致经济增长势头进一步弱化。
二
经济增长困境正在深刻重塑欧洲的政治版图。持续的低速增长不仅催生极右翼和右翼民粹政党的强势崛起，更倒逼主流政党为争夺选票而被动跟随，带动政治光谱整体右移。
欧洲政治光谱的右移，是经济、社会与政治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一，民生焦虑是其经济根源。在近三分之二的欧盟成员国中，中产阶层规模出现萎缩态势。实际工资增长停滞，住房、教育、医疗等基本生活成本却不断攀升。根据欧洲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基金会调查统计，2025年，欧盟低收入家庭中有61%的受访者表示难以维持收支平衡，较2023年的40%大幅增加。生活水准的实质下降和弥漫的“被抛弃感”，构成了民粹主义叙事的深厚土壤。这种焦虑还具有鲜明的地理特征。大城市与中小城镇、核心地区与边缘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持续拉大，产业衰退地区的居民受冲击尤为严重，由此成为民粹主义的重要票仓。其二，难民和移民问题与身份认同冲突是其社会肇端。一方面，在经济增长低迷的背景下，不少欧洲民众倾向于将就业压力和社区安全焦虑归咎于外来难民和移民，反难民和移民情绪由此成为经济不满向政治领域传导的突出中介。另一方面，来自中东、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移民和难民，与欧洲主流社会在身份认同、宗教信仰、文化习俗与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难以跨越的鸿沟，导致部分移民和难民聚居区与当地社会长期隔离，形成事实上的平行社会。这些深层矛盾为极右翼和右翼民粹政党的反移民叙事提供了现实素材。其三，主流政党治理失效是其政治缘由。中左政党在经济低迷、财政紧缩的约束下，既无法兑现再分配承诺，又难以提出令人信服的增长方案。中右政党在坚守温和立场与迎合民粹诉求之间进退失据，政策辨识度日渐模糊。这些主流政党长期无法有效回应民众关切，为极右翼和右翼民粹政党扩张让渡出巨大的政治空间。与此同时，部分极右翼和右翼民粹政党有意识地软化激进标签，转而以反建制、捍卫国家主权等更易被接受的话语包装自身主张，成功吸引了大批从主流政党流失的中间选民，有效推进了自身的温和化与主流化转型。
近年来，欧洲经济日益疲弱，多国财政失衡愈发严重，民生保障捉襟见肘，进而带来社会不满及政治不稳。左上图为当地时间2025年1月30日，德国民众在柏林的基民盟总部前抗议，反对联邦议院通过收紧移民政策的提案；右上图为当地时间2025年9月18日，法国民众在巴黎举行抗议游行，反对政府提出的紧缩措施，特别是削减社会开支；左下图为当地时间2025年3月26日，英国民众在伦敦举行集会，抗议政府提出削减残疾福利以应对经济停滞；右下图为当地时间2025年10月11日，波兰民众在华沙城堡广场集会，要求政府拒绝欧盟移民协议，并警告称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贸易协议将损害波兰农业。 视觉中国供图
极右翼和右翼民粹政党借势崛起，从政治边缘走向权力中心的趋势日甚。经济增长低迷激化社会不满情绪，大量选民希望通过更换政治代言人寻求改变，这类政党的影响力因而持续扩张。其一，在国内政治层面，极右翼和右翼民粹政党在多国赢得选举或参与执政。截至2026年5月，极右翼和右翼民粹政党在意大利、芬兰、捷克等国参与执政。其二，在欧洲议会层面，这类政党同样大幅扩张。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欧洲保守与改革党团、“欧洲爱国者”党团和主权国家欧洲党团三大极右翼和右翼民粹党团合计获得187个席位，占欧洲议会总席位的26%，对欧盟政策议程的影响力显著上升。其三，那些尚未执政的极右翼和右翼民粹政党也在快速积蓄力量。德国选择党和法国国民联盟在各自国内多项民调中高居榜首，支持率持续攀升。英国改革党在2026年地方选举中更以约27%的全国换算得票率位居各党榜首，赢得1454个议席和14个地方议会控制权，展现出重塑本国政治版图的强劲势头。
极右翼和右翼民粹政党不断蚕食选民基础，导致欧洲主流政党陷入选票流失困境。在选举压力下，一些主流政党被动选择了与这类政党展开接触合作。一方面，主流政党与极右翼和右翼民粹势力之间的合作禁区被打破。长期以来，欧洲主流政党对极右翼和右翼民粹政党采取不合作、不组阁、不依赖的“防火墙”隔离策略，将其排斥在权力体系之外，但这一底线正在被逐步突破。德国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2025年初在联邦议会就移民议案与选择党同向投票，其本意并非与选择党合作，但客观上仍然打破了延续多年的隔离原则。瑞典温和党自2022年起依赖瑞典民主党的议会支持维系执政，同样打破了这一政治惯例。另一方面，主流政党在实际操作中变相采纳实施极右翼和右翼民粹政党的部分政策主张。在移民议题上，中右政党主动向极右翼和右翼民粹立场靠拢。法国在野党共和党在移民和安全议题上立场日趋强硬，与国民联盟的政策边界日渐模糊。传统中左政党也被迫转向，丹麦社会民主党近年来系统性地采纳强硬移民政策，包括推行“零难民”目标和海外庇护处理机制；英国工党上台后也延续了收紧移民管控的基本方向。
三
欧洲政治光谱右移的影响又反馈到经济社会和对外关系层面并不断扩散，深刻改变着欧洲的经济走向、治理模式和集体行动能力，总体上加大了欧洲走出当前困局的难度。
政治加速碎片化，治理效能不断下滑。极右翼和右翼民粹势力的崛起打破了欧洲多国长期形成的中左、中右两大阵营轮替格局，政党数量激增、联盟组合多变，治理效能随之下滑。其一，频繁的政府更迭已成为多国常态。单一政党难以获得组阁所需的多数席位，多党联合执政成为普遍现象，执政联盟内部利益分散、立场各异，政府稳定性大幅下降。极右翼和右翼民粹政党长期以反建制姿态争取选票，进入政府后却需要与建制力量妥协合作，承诺与现实之间的落差极易引发联盟内部的对立与僵持，这导致大量政治资源消耗在组阁谈判和危机应对中，实质性的治理议程不断被搁置。其二，政策连续性严重不足，重大改革难以推进。能源转型、数字化升级、产业结构调整等事关欧洲长远竞争力的重大改革，需要跨越多个选举周期的稳定政策框架，但政党为争取选票往往回避深层改革，选举竞争被短期利益绑架，大量政策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其三，社会议题讨论的极化倾向加剧公共讨论的撕裂。社交媒体的算法推荐机制倾向于放大对立情绪和极端立场，温和声音在舆论场中日益被边缘化，政策辩论演变为立场对峙，社会共识形成的难度不断上升。
保护主义日益抬头，贸易救济和产业保护政策措施频出。极右翼和右翼民粹势力维护本土产业和就业的主张，放大了整个欧洲加强保护的呼声。在选票得失的考量下，主流政党和欧盟机构的保护主义立场愈发增强。突出表现在：其一，政策目标由开放竞争转向安全优先。2023年欧盟出台《欧洲经济安全战略》，将供应链依赖等列为重点风险领域，把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其二，政策工具由规则约束转向行政干预。2026年公布的《工业加速器法案》，旨在通过公共采购优先等安排，强化对产业布局和资源配置的行政引导，其中不少条款保护主义特征明显，可谓是为域外特定国家企业量身定制。其三，政策对象由普遍治理转向针对性设防。在近期修订的欧盟《网络安全法》及相关认证安排中，将所谓“非技术风险”纳入评估框架，把企业国别背景、控制权结构等因素与网络安全挂钩，实际上是针对特定国家高科技企业设置制度性障碍。《外国补贴条例》虽在文本上不针对特定国家，但自实施以来几乎所有深度调查均涉及某些特定国家企业，定向执法特征明显。
集体行动能力下降，内部分歧日益公开化。当前，欧盟在加强安全能力建设、减少外部风险冲击的大方向上已基本趋于一致，但极右翼和右翼民粹势力普遍主张国家主权优先，其疑欧倾向使欧盟在对外事务中凝聚共识的难度显著上升。在防务与安全领域，成员国分歧突出。围绕俄乌冲突，各国在对乌军事援助力度、对俄制裁范围和冲突解决路径上立场各异。防务投资的财政分摊争议不断，南北欧与东西欧在承担比例和优先方向上的分歧日益公开化。在对外经贸领域，面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压力，各成员国因产业结构和贸易依存度不同，在谈判立场和反制力度上难以形成统一方案，欧盟作为整体的议价能力因此被削弱。在全球治理领域，欧洲长期以多边主义和规则秩序的倡导者自居，但极右翼和右翼民粹势力的兴起动摇了这一定位，导致欧洲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质疑升温，对全球气候承诺的执行力度减弱，对发展援助的投入意愿下降，践行国际规范的公信力相应削弱。多重分歧交织叠加，既压缩了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回旋空间，更使其在国际舞台上的战略选择愈显被动。
当下，欧洲正站在关键的十字路口。内忧外患叠加，使欧洲陷入越焦虑越内顾、越内顾越被动的困局。然而，保护主义从来不是走出困境的药方。欧洲一体化走到今天，靠的是开放与合作，而非对抗与排斥。欧洲走出经济政治困局，关键在于凝聚内部改革共识、激发创新增长动能、坚持开放合作方向，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提升自身竞争力，而非让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侵蚀来之不易的合作根基。欧洲能否在变局中实现自我革新，不仅关乎自身前途命运，也将深刻影响多边贸易体系稳定、国际秩序走向及大国博弈格局。
作者：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中国欧洲学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