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就业是最大的民生，牵动着每个人、每个家庭和全社会的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把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推动我国就业规模持续扩大、就业质量稳步提升。当前，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就业领域主要矛盾由总量压力更多转向结构性矛盾。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提出，“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强调使高质量发展的过程成为就业提质扩容的过程，为新时代新征程做好就业工作指明了方向。那么，如何理解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的丰富内涵？如何在高质量发展中不断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如何把就业优先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围绕这些问题，本刊邀请专家学者展开讨论和研究，供读者参考。
访谈嘉宾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 杨伟国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智库办主任、研究员 鲍春雷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教授 刘相波
主 持 人
本刊记者 薛 莲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就业工作的新定位、新使命。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是党中央着眼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作出的重要部署。如何认识这一重要理念提出的时代背景？其丰富内涵和重要意义是什么？
刘相波：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是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路径，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理解这一重要理念，关键在于把握新时代就业工作面临的新变化，以及由此对就业理念创新提出的迫切要求。首先，就业问题本身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40万亿元，为稳定和扩大就业提供了坚实基础。但与此同时，人口发展与劳动力供给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2025年末，全国人口140489万人，比上年末减少339万人。人口总量变化、老龄化加深、受教育年限提高和城乡流动方式转变，都在重塑劳动者进入市场、选择职业和实现职业发展的条件。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仍在8亿以上；近年来这一数量虽持续下降，但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规模始终保持高位，就业总量压力依然长期存在。这意味着，就业工作不能只看“有没有岗位”，还要看岗位结构是否适应产业变革的需要，劳动者能力能否跟得上技术进步的节奏，劳动收入和权益保障能否支撑稳定的社会预期等。其次，传统就业治理方式面临新的挑战。长期以来，我国主要通过公共就业服务、职业培训、失业救助以及重点群体帮扶等政策促进就业。这些政策措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总体上属于就业领域内部的调节手段。许多就业问题的根源并不在就业领域本身，而在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和制度供给等更深层面。面对新的就业形势，单纯依靠就业政策发力，已经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就业容量、就业质量和就业结构问题。2024年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进行第十四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加自觉地把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明确提出要推动财政、货币、投资、消费、产业、区域等政策与就业政策协调联动、同向发力，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这一重要论述将高质量发展与高质量充分就业统一起来，把就业优先导向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在制定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区域政策和科技政策时同步考虑就业影响，使发展本身成为促进就业的重要力量，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新时代就业工作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鲍春雷：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要求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把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重要目标，形成经济增长、产业升级和就业促进相互强化、协同共进的发展格局。其内涵可以从四个方面理解：一是在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更加突出就业优先导向。在传统发展模式下，就业增长被视为经济发展的自然派生结果；然而，受科技革命和技术进步等因素影响，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逐渐出现不同步的现象。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确立了一种新的目标导向，即将就业促进置于宏观经济政策和社会发展战略的优先位置，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提升经济发展的就业带动力，实现就业的扩容提质。二是强调经济增长与就业促进的良性互动。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不再将就业仅视为增长的结果性指标，而是更强调增长与就业之间的互促共进。一方面，通过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强对就业的带动力，使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成为就业扩容提质的过程；另一方面，通过扩大就业、提高劳动报酬、优化收入分配，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反哺有效需求与产业扩张，将巨大的人口规模转化为宝贵的人力资源优势，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三是推动产业升级与就业结构优化的动态匹配。在技术快速迭代、新旧动能转换的背景下，通过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促进就业结构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与区域发展协调共进，引导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有序流动，确保劳动力的技能、地域分布与经济发展的战略需求相匹配。四是实现就业数量增长与质量提升的有机统一。当前，劳动者对高质量就业的需求日益增强，不仅希望有活干，也希望岗位更稳定、环境更公平、收入更满意、保障更充分、发展空间更广阔。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的本质，不是简单增加岗位数量，也不是以牺牲效率换取就业，而是在高质量发展中增强就业带动力，以高质量发展夯实就业根基，实现经济发展与促进就业的多方共赢。
杨伟国：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不仅是一项就业工作部署，更体现了新时代发展理念和治理理念的创新。从发展理念看，它把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纳入高质量发展的评价体系和目标体系。过去，人们更多从经济增长、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等角度理解发展质量。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进一步强调，发展成效不仅要体现为经济指标的改善，也要体现为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机会，让劳动者共享发展成果。促进就业不应只被视为发展的结果，更应成为发展的目标。从治理理念看，它体现了鲜明的系统观念。就业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经济增长、产业发展、教育培养、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紧密联系，是经济社会运行状况的综合反映。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要求把就业放到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统筹谋划，推动各类政策同向发力、形成合力。从价值取向看，它更加重视劳动者主体地位。就业不仅关系劳动者的收入来源，更关系人的发展机会和价值实现。一份工作不仅是劳动者的谋生手段，也是其参与社会、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要求在提升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更加关注劳动者的全面发展和现实获得感。归根到底，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不是政策工具的简单叠加，而是发展方式的重要转变。
记者：的确，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不是单一就业政策的调整完善，而是发展理念、政策体系和治理方式的系统变革。推动这一重要理念从战略要求转化为发展实践，应当把握哪些基本原则和重点任务？
杨伟国：从宏观层面看，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关键在于坚持就业优先导向，并把这一导向制度化、具体化和可操作化。截至2025年8月底，“十四五”以来，我国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达5921万人，累计支出就业补助资金超过4700亿元，发放稳岗返还资金1389亿元，为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十五五”时期，就业总量压力仍然存在，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这就更需要把高质量充分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区域政策都要强化就业导向，更加注重识别和评估其就业效应。其中，一个重要抓手是建立健全就业影响评估机制。哪些政策能够有效扩大需求、带动岗位增加，哪些因素可能影响行业景气和企业预期，哪些投资能够形成持续就业能力，哪些技术应用可能带来岗位替代风险，都需要提前研判、系统评估。过去评估项目时，往往更多关注投资规模、产值贡献和税收收益，对就业容量、岗位结构和劳动者转岗成本关注不够。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则要求把就业影响评估前置，在重大政策出台、重大项目实施和重大改革推进过程中同步评估就业影响，提高发展的就业创造能力和就业承载能力。同时，还要处理好“稳”与“进”的关系。“稳”，就是稳市场主体、稳就业岗位、稳社会预期；“进”，就是推动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和劳动者能力提升。既不能把稳就业简单理解为固守旧结构，也不能把促转型理解为忽视就业承受能力。只有真正把就业优先导向融入宏观治理体系，才能把发展优势更好转化为就业优势。
刘相波：从中观层面看，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关键在于推动产业发展与就业促进协同联动，使产业升级过程同时成为就业扩容提质过程。产业是就业的载体，就业是产业发展的基础。没有产业发展，就业会缺少岗位来源；没有稳定而有能力的劳动者队伍，产业升级也难以持续。当前，我国就业格局已经深度嵌入产业结构调整进程之中，推动产业与就业协同成为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努力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产业发展与就业促进之间的内在联系。推动产业与就业协同，首先，要稳住传统产业的就业基本盘。传统产业体量大、覆盖面广、吸纳就业能力强，数智化转型、绿色化改造和服务化延伸，虽可能对部分岗位产生替代效应，但也会催生大量新职业，在动态调整中促进就业结构优化。其次，要培育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信息技术、新能源、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产业快速发展，不仅直接创造研发设计、数据服务和系统运维等岗位，而且通过产业链、供应链和生产性服务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未来产业布局更加注重人才培养和技能储备，要确保劳动者能够跟得上产业变革步伐。更重要的是，要改变产业升级与劳动者发展的单向适配逻辑。产业发展不仅要求劳动者适应发展变化，也应当为劳动者成长创造有利条件。高校教育、职业教育、企业培训和公共就业服务要围绕产业变革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使产业升级过程同时成为劳动者技能提升和职业发展的过程，最终形成“以产业扩就业、以就业促产业”的良性循环。
鲍春雷：从微观层面看，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最终要落实到市场主体特别是企业的稳岗扩岗能力上。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体，也是创造就业机会的源头。无论是稳定就业存量，还是拓展就业增量，都离不开经营主体的发展活力和就业承载能力。稳岗是就业友好的基础。就业岗位首先来源于企业持续稳定经营，如果经营主体缺乏发展活力，就业扩容便无从谈起。当前，一些行业和企业仍面临市场需求不足、经营成本上升等压力，特别是吸纳大量就业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更需要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强化金融支持、落实减负纾困政策等措施，稳定企业预期，增强发展信心。拓岗是就业友好的关键。随着消费升级和技术进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持续创造新的就业空间。数字经济、银发经济、绿色经济以及现代生活服务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催生了新的职业领域，也为不同年龄、不同技能层次劳动者提供了更加多元的就业机会。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既要支持新产业成长，又要推动新职业培育和职业发展体系建设，使新的经济增长点更好转化为新的就业增长点。创业是就业友好的重要动力。创业不仅能够实现自我就业，更具有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要完善创业服务体系和支持政策，加强创业孵化平台建设，优化融资、培训和服务保障，降低创业门槛和创业成本，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只有不断增强经营主体活力，持续提升企业吸纳就业能力，才能把就业友好真正转化为劳动者可感可及的发展成果。
记者：当前，我国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其中“有活没人干”和“有人没活干”现象同时存在。尤其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快速发展，正在深刻改变就业需求和职业结构。面对这些变化，应如何破解人力资源供需不匹配问题，处理好技术进步与就业促进的关系？
鲍春雷：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产业转型升级对劳动者专业素养和技术技能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从现实情况看，人力资源供给与产业转型需求之间还存在较大落差，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领域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短缺问题尤为明显。就业友好，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帮助劳动者更好适应产业变革和岗位变化。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既要扩大就业机会，也要增强劳动者与岗位之间的适配性，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首先，加大“投资于人”力度。教育、培训和就业不能各管一段，而应形成贯通人才培养、评价、使用全过程的协同机制。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专业布局，要更加主动对接产业需求和职业变化，动态调整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加快补齐重点领域人才培养短板。职业技能培训要从阶段性、补充性培训，转向覆盖劳动者职业生涯全过程的终身技能提升体系，帮助劳动者在岗位变化中持续增强就业适应能力。其次，健全技能人才培养、使用和评价机制。结构性就业矛盾之所以突出，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者能力与岗位要求之间缺少有效转换机制。要畅通技能人才成长通道，完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和多元化评价体系，让劳动者技能水平能够被市场识别、被企业认可、与岗位待遇相衔接。特别是针对数字技能、绿色技能、先进制造技能和现代服务技能等方面，要提高培训供给的精准性和实用性。再次，优化人力资源空间配置。健全统一规范有序的人力资源市场，破除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完善公共就业服务和社会保障转移接续机制，引导劳动力在城乡、区域、行业之间更加顺畅流动。通过提升人力资源配置效率，把人口规模优势更好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
杨伟国：就业友好不仅意味着有岗位可供选择，也意味着劳动者能够获得充分信息、合理预期和必要支持，更顺利地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发展道路。当前一些结构性就业矛盾，既表现为岗位与技能之间的不匹配，也表现为观念、信息和预期之间的不匹配。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既要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也要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就业观，以择业新观念打开就业新天地。择业本质上是劳动者在自身兴趣、能力与市场机会之间寻找更高匹配度的过程。高质量充分就业不仅意味着有工作，更意味着劳动者能够在岗位中积累能力、获得尊严、实现发展。但这种匹配往往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在真实就业实践中不断认识自我、修正预期、提升能力的过程。因此，要引导劳动者树立“在就业中择业、在实践中发展”的观念，把就业看作一个持续成长的动态过程，而不是一次性的终局选择。当前，一些青年更加重视工作稳定性、职业发展空间和生活质量，这是面对不确定环境时的理性选择，不能简单归结为“眼高手低”。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把合理期待转化为积极行动，实现职业理想与现实机会的有效对接。高校要把职业认知和实践训练前移，让学生更早接触真实行业、真实岗位和真实职业路径；公共就业服务要提高岗位信息透明度和人岗匹配精准度；用人单位也要改善岗位质量，提供合理待遇、成长通道和基本保障。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所强调的“友好”，就是要尊重劳动者主体地位，在加强就业观念引导的同时，完善岗位供给、就业服务、权益保障和职业发展支持体系，通过更充分的信息供给、更优质的岗位创造和更畅通的发展通道，帮助劳动者实现个人发展与社会需求的有效衔接，把价值引导转化为劳动者看得见、够得着、走得通的职业选择。只有把观念引导与制度支持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提高人岗匹配质量，推动形成更高质量、更加充分的就业。
刘相波：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双重性。它既可能替代一部分重复性、规则化、可编码的工作任务，也会催生人工智能训练、数据治理、数字化运营、人机协作等新职业新岗位。世界经济论坛《2025年未来就业报告》预测，到2030年，全球将有9200万个岗位流失、1.7亿个新岗位诞生，净增约7800万个岗位。这表明，人工智能并不是简单地“减少就业”或“增加就业”，而是通过改变劳动任务、岗位结构和技能要求，重塑劳动力市场。因此，评估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对就业的影响，不能简单站在“技术乐观”或“技术悲观”的任何一端，而要建立动态监测、风险预警、能力提升和制度保障并重的综合治理框架。首先，把就业影响评估嵌入人工智能应用全过程。对算法系统、自动化设备和智能管理工具广泛应用的行业，要及时评估岗位替代、任务重组和技能需求变化，增强就业风险预警和政策应对能力。其次，把人工智能转化为提升就业能力的重要工具。支持劳动者开展人工智能素养培训，鼓励企业实施岗位再设计和在岗转岗培训，推动高校、职业院校和企业共同开发适应新职业发展的课程体系，帮助劳动者更好适应技术变革带来的新要求。更重要的是，要完善转岗支持、失业保障和再就业服务体系，让劳动者能够在技术变革过程中实现平稳过渡、有序转岗，切实保障其基本权益和发展机会。技术进步最终应当服务于人的发展，就业友好应当让劳动者能够在技术进步中获得发展机会，而不是被动承受转型成本。只有把技术红利更多转化为高质量就业机会和劳动者发展机会，人工智能才能真正成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的重要动力。
记者：就业友好，最终要体现在劳动者身上。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面临的就业需求和现实困难各不相同。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如何立足不同群体特点分类施策、精准发力，更好促进重点群体就业扩容提质？
刘相波：高校毕业生就业是青年就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检验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成效的重要窗口。对高校毕业生来说，就业友好主要体现在能够顺利完成从校园到职场的过渡，在职业起步阶段获得更多发展机会和成长空间。根据教育部相关数据，2026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270万人，比2025届增加48万人，毕业生总量继续处于高位。教育部指导各地各高校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系列活动，汇集并提供就业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表明岗位供给和服务动员力度正在持续加大。但同时也要看到，高校毕业生就业面临的矛盾已不仅是岗位总量问题，更突出表现为结构性匹配问题。一方面，青年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对职业发展、成长空间和生活质量有更高期待；另一方面，产业转型升级和技术变革正在重塑岗位需求，新兴产业和新职业不断涌现，对劳动者的实践能力、数字素养和复合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如何促进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有效衔接，已成为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关键所在。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关键是把就业支持前移到人才培养全过程，推动教育、就业与产业协同联动。高校要更加注重专业设置与产业变化的动态衔接，增强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适配性。就业指导也应从求职技巧培训向职业发展指导拓展，引导学生科学认识自身优势和市场需求。与此同时，要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更好融入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先进制造业、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现代农业和县域经济发展，都能为青年成长成才提供广阔空间。政策上要加强产业与就业协同，在重大项目、重点产业和区域发展布局中同步考虑高校毕业生就业容量，支持企业开发更多初职岗位、见习岗位和成长型岗位。打造高校毕业生就业友好环境，不是替青年规划人生，而是通过提供真实信息、有效服务和制度支持，帮助其更顺利地迈出职业生涯第一步，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把成长潜力更好转化为发展优势。
鲍春雷：农民工是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也是推动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对这一群体而言，就业友好不仅体现在有稳定的工作岗位，更体现在收入持续增长、权益得到保障、发展空间不断拓展。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就业结构的深刻变化，农民工就业正在从“有没有工作”向“就业稳不稳、收入高不高、保障好不好”转变。当前，农民工就业总体保持稳定，但也面临一些新情况新挑战。从产业结构看，传统制造业和建筑业吸纳就业能力有所减弱，服务业逐步成为吸纳农民工就业的主渠道；从就业空间看，县域正在成为农民工就业的重要承载地；从就业形态看，以灵活多样、时间地点自由为特点的新就业形态快速发展，为农民工就业提供了新的选择。同时，技能供需错配、大龄农民工就业困难、县域优质岗位不足以及权益保障有待完善等问题依然存在。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重点是推动农民工就业从数量稳定向质量提升转变。一方面，增强就业承载能力。坚持就地就业与外出就业协同发力，大力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产业，完善零工市场和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拓宽农民工就业渠道。另一方面，强化技能赋能。围绕产业升级需求深入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培育壮大劳务品牌，开展订单式、定向式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适应产业变革和岗位转换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要完善劳动权益保障，健全社会保险制度和劳动权益保障机制，推动农民工、新就业群体平等享有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和劳动保护，让广大农民工不仅能够稳定就业，而且能够通过技能提升和职业发展实现持续增收，更好融入现代化建设进程。
杨伟国：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切实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让退役军人成为全社会尊重的人”。就业关系着广大退役军人切身利益。退役军人就业关系国防和军队建设成果向经济社会发展优势的顺利转化。经过部队培养锻炼，退役军人具有纪律严明、执行力强、责任意识强等鲜明特点，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当前，随着市场化就业比重不断提高，退役军人就业安置总体保持稳定，但在职业转换过程中，仍面临职业技能认定衔接不畅、身份角色转换适应迟缓、社会支持网络重构压力较大等现实问题。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关键要把退役军人的人才优势转化为地方发展的就业优势。首先，要强化退役前后的衔接服务。将职业规划、技能培训、岗位对接等工作前移到退役准备阶段，帮助退役军人实现从军营到社会的平稳过渡。进一步完善军地职业资格衔接和能力认证机制，提高军队技能在地方就业市场中的认可度。其次，要拓宽多元就业渠道。既要完善安置就业机制，也要积极支持市场化就业和自主创业，引导退役军人在先进制造、公共安全、应急管理、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等领域发挥优势，形成更加宽广的职业发展空间。更重要的是，要把一次性就业安置延伸为全过程职业发展支持。就业友好不仅是帮助退役军人实现就业，更是帮助其实现职业发展和价值延续。通过持续完善培训、服务、保障和发展机制，让退役军人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建功立业，把国防建设形成的人才资源转化为推动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