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余年风雨兼程，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发展到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50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辟了伟大道路、创造了伟大事业、取得了伟大成就、铸就了伟大精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那么，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具有哪些独特的品质和优势、何以成为风雨来袭时全体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本刊邀请3位专家学者从不同维度进行研究阐释，以飨读者。
中国共产党的精神特质
◎ 陈金龙
一个政党的精神特质，通常是指其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区别于其他政党的独特精神风貌、政治品格和价值追求，集中体现了政党的理想信念、根本宗旨、优良作风以及面对困难挑战时的意志品质，既是政党的基因和标识，也是政党安身立命、发展壮大的重要支柱。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有其鲜明的精神特质。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精神特质的生成、内涵和价值，能够更好诠释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密码，从中找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一根本命题的答案。
一、中国共产党精神特质的生成逻辑
中国共产党精神特质的生成，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只有多维度考察和分析，深入阐释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品格的理论根基、实践基础和文化底蕴，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的精神特质从何而来、何以生成。
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引。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指导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精神特质的生成提供了理论渊源。毛泽东同志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我们党确立了自己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百余年来，这一科学理论体系所蕴含的实事求是原则、矛盾分析方法、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等，经由中国共产党人的学习、内化与实践运用，逐步转化为党的思维方式、工作方法和精神气质。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两个必然”科学论断，即“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指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和总方向。这一论断为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矢志拼搏奋斗夯实了思想根基。同时，马克思主义区别于以往学说之处，在于其发现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确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改造世界、推动社会变革的依靠力量。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相信和依靠人民力量，都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
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淬炼。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成功与挫折交织，胜利与失败并存，成为催生精神特质的丰厚土壤。毛泽东同志在总结大革命失败后的艰难岁月时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中国革命遭遇的挫折，始终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怕牺牲、勇于斗争。正如，长征的胜利，靠的是红军将士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孕育出的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改革开放作为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淬炼了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闯敢试、勇于创新等独特精神品格；进入新时代，面对世界百年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以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赋予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精神以崭新的时代内涵，如脱贫攻坚精神、科学家精神、探月精神；等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都是在一定时代条件下发生，中国共产党的精神特质既是历史的产物，也是顺应时代发展诉求、反映时代发展变化的结果，是时代精神的折射和反映。战争与革命、和平与发展、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等不同的时代特征，赋予中国共产党精神特质不同的时代内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的理想和奋斗，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和精神世界，是始终深深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的，同时又是随着历史和时代前进而不断与日俱新、与时俱进的。”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传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凝结着中华民族绵延发展的基因和密码，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比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追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德情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担当等，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独特品质和鲜明价值。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等民本理念中，夯实人民至上的根基；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等变革思想中，汲取改革创新的智慧；从“天下大同”、“四海一家”等崇高理想中，涵养胸怀天下的格局；等等。这些充盈着深厚的中华情、浩然的民族魂的精神标识，正是对传统哲学理念、治理智慧、道德追求的扬弃重塑，将民族文化基因升华为政党独有的精神品格，使之实现从古代治理理念向无产阶级政党价值立场的转化发展。
二、中国共产党精神特质的主要表现
中国共产党的先驱在建党过程中，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在传承伟大建党精神的基础上，形成了坚定的理想信念、赤诚的为民情怀、舍我其谁的使命担当、不怕牺牲的勇气、敢于创新的锐气、自信自立的品格、胸怀天下的格局，彰显出中国共产党独特的精神特质和品格追求。
坚定的理想信念。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确立了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奋斗目标，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始终没有动摇或放弃，理想信念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撑和力量源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特质之基。中国共产党人既着眼未来、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又立足当下、脚踏实地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将长远目标划分为若干阶段性目标，通过阶段性目标的达成最终实现长远目标，做到了共同理想和远大理想、阶段性目标和长远目标的有机结合。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阶段性目标、阶段性实践，都是实现理想、诠释信念的具体行动。
赤诚的为民情怀。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冷暖安危放在心上，通过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民性是我们党最鲜明的政治底色。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就强调关心群众生活，解决群众的穿衣、吃饭、住房、柴米油盐、疾病卫生、婚姻等问题，并通过土地革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诉求。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改善人民生活，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毛泽东同志用“大仁政”和“小仁政”概括1950至1970年代的基本国策，所谓“小仁政”就是要满足人民的当前利益，“大仁政”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强调两者必须兼顾。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着力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并将达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内涵之一。新时代以来，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努力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一步彰显了中国共产党赤诚的为民情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把为老百姓办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字里行间，彰显的是人民在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位置。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印证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
舍我其谁的使命担当。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之际，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二大通过的最低纲领，即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为真正民主共和国等，体现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革命的担当。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向全党、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庄严宣告，“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担当。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担当。有担当就要奋斗，唯有奋斗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百余年来，我们党在不懈奋斗中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也锻造了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
不怕牺牲的勇气。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尊重生命、敬畏生命，认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宝贵的；另一方面能坦然面对死亡，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余年来，多少枪林弹雨的战斗，多少壮怀激烈的牺牲，多少千难万险的跋涉，才换来今天的和平与安宁。我们党正是凭借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勇气和精神，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这种精神，书写在“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的长征路上，体现在“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无数革命烈士身上，流淌在“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新中国建设者身上，激扬于新时代1800多名将生命定格在脱贫攻坚战的扶贫干部身上。无论是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还是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国际社会遏制、打压中国的图谋，抑或是新时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新挑战，中国共产党始终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知难而进、迎难而上，有效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伟大精神贯穿于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熔铸成我们党历经百年风雨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的精神基因。
敢于创新的锐气。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党和国家事业蓬勃发展的活力源泉。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具体国情、立足时代发展实际，坚持守正创新、破旧立新，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在理论层面，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于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实际问题，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在实践层面，独立自主探索开辟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推进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大踏步发展。在制度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建构都蕴含着制度的探索和设计，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制度，以及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都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纵观人类发展历史，创新始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力量，也始终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创新是守正基础上的创新，实现了守正与创新的统一。
自信自立的品格。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对于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充满忧患意识，致力于尽快改变国家和民族的落后面貌；另一方面对于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充满信心，对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充满信心。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近代以后的深重苦难走向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从来就没有教科书，更没有现成答案。党的百余年奋斗成功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党历来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比如，全民族抗战时期，在敌强我弱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模范行动，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坚信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正是这种自信支撑了中华民族长达十四年的抗战。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性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大规模开展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中国人民不仅站起来了，而且站住了、站稳了，实现了从社会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性跨越。改革开放以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确立，“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提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自信的精神品格。这种独立自主的探索和实践精神，这种坚持走自己的路的坚定信心和决心，是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
胸怀天下的格局。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呼唤大胸怀。中国共产党是有国际主义担当的政党，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同时，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将中国发展融入人类发展进程，以中国之治助力世界之治。毛泽东同志提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彰显了老一辈共产党人胸怀天下的格局。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赋予了“胸怀天下”新的时代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各国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要穿越惊涛骇浪、驶向光明未来，必须同舟共济，企图把谁扔下大海都是不可接受的”，“中国共产党愿同各国政党交流互鉴现代化建设经验，共同丰富走向现代化的路径，更好为本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谋幸福”。这些对于世界格局变化、人类未来发展的思考，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宏阔视野与大国担当。
三、中国共产党精神特质的时代价值
中国共产党的精神特质是党的性质与宗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折射，为塑造中国共产党形象、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力量、提升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力等，提供了精神滋养、精神支撑和精神动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以政党人格力量凝聚党心民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拥有人格力量，才能赢得民心。党员的理想信念、道德品质、言行举止是党的作风的直接表现，是人民群众对一个政党人格力量的直观感知。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延安归来》一书中写道：“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宝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党的形象和威望不仅直接关系党的命运，而且关乎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中国共产党的精神特质，不仅为塑造党的形象、增强政党人格力量提供了丰厚滋养，其中所蕴含的坚定信念、为民情怀与奋斗品格也转化为凝聚群众的精神感召力，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供了价值引领力。回望百余年历程，我们党能够团结带领人民筚路蓝缕、奠基立业、艰苦奋斗、披荆斩棘，正是一代代共产党人用优良作风、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凝结而成的人格力量，赢得了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和坚定支持。新时代新征程，面对严峻挑战和各种风险，中国共产党人只有不断加强党性修养、提升思想境界、锤炼良好人格，以优良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才能确保我们党始终能够凝聚党心民心，拥有无坚不摧的前进力量。
为推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精神支撑。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在百余年奋斗历程中遇到的各种难题、经历的各种困难之所以能顺利解决，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精神特质的引领。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道，也是留给世人的重要启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肩负的历史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我们党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就是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从“神舟”、“北斗”、“嫦娥”、“祝融”、“羲和”翱翔于浩瀚宇宙，到建起世界上最快的铁路、最长的桥梁、最繁忙的港口，再到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无不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特质的磅礴伟力。当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临十分艰巨的任务，有诸多难题和困难需要解决和克服。中国共产党的精神特质，是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精神动力，为团结带领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劲动能。
有力提升中国共产党国际影响力。精神特质既是内在的，也是外在的，是能从言行中感受和触摸到的。中国共产党国际影响力的形成有多方面要素，精神特质是其中重要一点。1933年，史沫特莱撰写了《中国红军在前进》，指出红军“不仅是中国的希望，也是亚洲的希望，全世界被压迫国家的希望”，“红军的铁流向前汹涌推进，它一面作战一面组织武装群众”。在红军士兵的心里，“干革命就有牺牲，需要赴汤蹈火，英勇作战”。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撰写的《西行漫记》之所以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原因就在于它以鲜活的人物和事实，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特质。新时代以来，我们党以更宽广的世界眼光、更宏大的战略抱负，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多边事务，推进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等，赢得国际社会普遍的高度赞誉。中国共产党正是以其独特的富有魅力的精神特质，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人民共同期待，把自身发展同国家、民族、人类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为人类共同进步、世界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中国共产党的精神特质成就了中国共产党的过去和现在，也必将使中国共产党赢得未来。
（作者：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马 丽
从百余年党史研究看中国共产党
◎ 张太原
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党史研究，本身就构成了一部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认知史——中国共产党如何认识自己、如何被认识、如何在历史书写中被呈现。每一次研究范式的转换，都伴随着对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问题的追问。
一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明确自身是代表先进阶级的革命政党，把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正如《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指出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历史起点，始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是普遍共识。目前公认的国内第一部中共党史专著是1925年底至1926年初蔡和森同志在莫斯科作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报告，系统回顾了从一大到四大的历史。报告开篇就讲：“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我们绝对不会把一个政党的产生当作是脑筋中幻想出来的或者是几个学者创造出来的。一个政党的发生，必有其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背景的。”蔡和森同志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将党史研究置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宏大框架中加以考察，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是植根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必然性之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其诞生有着深厚的经济、政治与阶级基础。1929年至1930年，瞿秋白同志在莫斯科列宁学院主讲中共党史时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使用了“中国共产党历史”这一概念，折射出党已开始有意识地将自身发展历程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加以系统审视与总结，体现出党在成长过程中日益增强的历史自觉与理论自觉。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创立工农红军和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注重用党史教育党员。1929年12月古田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和政治建军的原则，深刻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的历史性课题，也标志着毛泽东建党学说初步形成。古田会议因此成为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一座里程碑，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善于在革命实践中进行理论总结与制度创新的鲜明形象。1935年遵义会议是重大转折，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指导地位，也促使党深入研究和总结自己的历史。延安整风期间，学习党史、总结经验教训成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党史研究被纳入党的思想建设体系。以毛泽东同志《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为标志，党第一次系统性地提出了党史研究的对象、立场与方法。毛泽东同志强调“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研究的对象”，主张“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并要求“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成为党史研究的基本遵循。与此同时，毛泽东同志主持编辑《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历史文献，为高级干部学习党史提供了基本依据。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历史分期、人物评价和路线问题等方面确立了党史叙事体系，实事求是总结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经验教训，在重大历史关头统一了全党思想和行动，对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成为早期党史研究的经典。党的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提出“党的基础组织”、“党外组织中的党组”概念，增设“党的地下组织”、“党的监察机关”章节，党组织遍及全国各地，形成了不容忽视的组织优势。同时，总结提出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及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成为我们党与其他政党相区别的显著标志。这一过程深刻表明，中国共产党不仅善于领导革命实践，更善于总结经验、把握规律，从而掌握历史主动。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研究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自我研究。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高度重合，使这一时期的党史著作天然地带有亲历者认知的色彩。从蔡和森同志到毛泽东同志，早期党史研究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将中国共产党定位为近代中国最先进的革命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历史上最先进、最觉悟、最勇敢的阶级的先锋队。更深层地看，这一时期的研究实际上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一根本问题。通过将党的历史置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长时段脉络之中，早期党史研究者揭示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不是少数人的主观意愿，而是中国社会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到这样一个时候要求有这样一个政党，“因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集团中，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而且也最能虚心地接受世界上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经验而用之于自己的事业”。
二
1949年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经历了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从一元统领到多元探索的演变。这一过程，既反映了学术研究自身逻辑的演进，也映照了中国社会从革命到建设、从封闭到开放的深刻转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立足时代方位、主动深化自我认知，带着“赶考”的清醒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革命史研究成为主流，构建起一套以毛泽东思想为理论框架的宏大叙事体系。1951年，胡乔木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开篇就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历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一个约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中，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得到伟大胜利的历史；是中国工人阶级领导着广大的农民和其他的民主力量，向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作英勇斗争，经历长时期的艰难曲折，终于推翻了他们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共和国，从而为走向社会主义前途开辟了顺利道路的历史。”该书通过三十年革命史深刻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代表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勇于自我批评自我纠错，不畏艰难敢于斗争，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并担负国家建设使命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没有自身特殊利益的先进政党。此时的研究也重视对具体史实的追求，其历史属性依然鲜明。如李新等编写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认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应该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大众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为中心，同时还要反映这一历史时期全国经济，政治和文化思想的全貌”，展现了我们党立足国情独立自主探索适合中国的革命道路，以及依靠工农群众、灵活运用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凝聚起最广泛的革命力量的思考与实践。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这一时期党的自我认知的转折点，也是党史研究范式转换的制度性推动力。这份决议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执政后第一次对自身历史进行全面、系统、公开地自我审视。与1945年决议不同，1981年决议面对的不是革命成败，而是执政得失——如何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等等。决议充分体现出我们党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理论品格，“这是我们党必须采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过去采取这个立场，曾使我们的事业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今后继续采取这个立场，必将引导我们取得更大胜利”。决议实事求是地分析研究建党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党史，对党的重大历史事件作出了正确总结，对党史研究的影响是深远的。同时，正确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必须长期坚持和发展的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标志着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统一了全党的思想。
社会史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勃然兴起，成为一股强劲潮流。1985年，《历史研究》号召史学从主要研究革命、研究政治转向研究整个社会。魏宏运率先倡导从社会经济角度研究中国共产党革命。1987年，张静如明确提出“中共党史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过程的纵向学科，其性质自然属于历史学科”。1991年，张静如进一步提出“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主张“考察这个党的历史，就不能不研究其所依赖的社会”。这些多元视角的研究，深刻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不再仅呈现为宏观政治叙事中的革命领导核心，而更多地出现在经济、社会、民生发展各领域各环节，更多地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深度交融。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
1949年至2012年间，中共党史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研究领域和研究主题不断拓展。研究愈多元，党的形象就愈丰富，贯穿其中的主线也愈发清晰。如果说初创阶段的自我研究呈现的是一个最先进革命党的形象，那么新中国成立后的研究则逐步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多面形象：革命史范式下的中国共产党首先是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领导者，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改革开放后，学界开始关注党在经济建设、社会治理、国家现代化中的领导角色。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等档案史料陆续公开，不仅为学界还原党领导“一五”计划布局、社会主义改造推进、国家工业化体系初步构建的实践全过程提供了坚实史料支撑，也具象化呈现出党领导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一个在持续革命中担起执政使命、在长期执政中实现革命伟业的政党，一个始终与最广大人民站在一起、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必然需要多元的视角来理解和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更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三
新时代以来，中共党史研究在理论深化、现实回应、格局拓展等方面均有显著推进。大历史观与正确党史观的确立，构成了这一时期最基础性的理论成就。大历史观要求将中国共产党历史置于中华民族复兴史、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中华文明史的宏大时空中把握，从长时段审视、大趋势观察、整体性把握，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正确党史观强调，要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从成功中吸取经验，从失误中吸取教训。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就是运用大历史观和正确党史观研究党史的代表成果之一，以1840年为叙事起点，贯通了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题，是迄今为止公开出版的全面系统反映中国共产党历史时间跨度最长、内容最系统最完整的一部党史著作。
新时代以来，党史研究的问题导向，充分反映了我们党立足历史客观性和历史连续性、把握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在贯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历史逻辑中，将历史经验作为研判新形势、解决新问题的重要武器，以更加清醒的认知回应时代发展的课题。中国共产党人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能够准确把握历史方位、深刻洞察时代大势、科学揭示发展规律，作出正确研判和谋划，体现了深邃的战略眼光、宏阔的国际视野和强烈的使命担当。
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溯源为例，党史研究系统梳理从洋务运动器物革新到戊戌维新制度改良、从辛亥革命政治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的历史脉络，清晰揭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探索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植根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土壤。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扫清了现代化的政治障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确立了“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人民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进入新时代，党进一步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研究取向，具象化呈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开创性的伟大事业，前进历程必然充满风险挑战。靠什么战胜风险挑战？最根本的是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信仰信念、政策主张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才能激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动力，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锚定奋斗目标行稳致远。
再如，在对“第二个结合”的历史阐释方面，党史研究从历史维度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契合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革故鼎新等价值理念，与科学社会主义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1939年，哲学家艾思奇在《五四文化运动在今日的意义》中就指出，“中国民族和它的优秀传统中本来早就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种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非简单的理论移植，而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遇融合的历史过程。“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标志着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历史的一次全面总结。决议以“十个坚持”概括了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这十条经验，正是对“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一根本问题的系统回答。与前两个历史决议相比，第三个历史决议的视野更为宏阔，将中国共产党置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发展史、中国近代以来一百八十多年斗争史的宏大坐标系中，将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融为一体。决议提出要“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体现出百年大党前所未有的理论自信与历史自信。面对曾经喧嚣一时的“历史终结论”、“社会主义失败论”，中国共产党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充分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鲜活生命力和制度优越性。
党史研究越是深入，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就越是清晰丰富。在中华民族复兴史的坐标中，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的领导者；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脉络中，中国共产党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世界的最坚定实践者，使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在中华文明史的长河中，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这种多维度的认知，使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愈发伟岸——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更加彰显出一种传承文明薪火的力量、实现民族复兴的力量、推动人类进步的力量。
（作者：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马 丽
情感史视域中的中国共产党
◎ 李志毓
在中国革命和现代化进程中，蕴藏着极其丰富、深厚的情感实践。革命组织本身也是高度情感化的政治共同体。传统革命史研究，可以有效探讨直接改造经济秩序和政治制度的社会政治革命。情感史研究的开拓和探索，则帮助人们深入认识发生在人的精神、情感领域和日常生活中的生命政治、文化政治，由此更加全面地认识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曲折复杂的历程及其成功经验，也更加立体地认识作为革命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革命的情感史研究突破了“情感规范”、“情感治理”等西方情感史研究的一些核心议题，将关注重点从个人/自由与社会/规训，转向那些参与了历史主体建构，凝聚了民众道义与情感力量，落实于“人民主体”内在觉醒与成长的政治和文化实践。尽管中国共产党在成长过程中，不仅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等反动势力的围追堵截，还受到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偏狭性以及宗派主义等不良影响，甚至出现了“左”和右的路线造成的失败与惨痛教训，但是党及时认清了自身的缺点与弱点，以坚定的革命信仰、严密的组织形式、丰富的斗争经验实现“主体再造”，形成了党的政治组织与政治文化的独特机制，使其更加彰显党的初心使命、政治宗旨、价值取向，从而成为更具革命性、先进性、纯洁性的政党。从中，我们也能更清晰地看到情感的能动性力量，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如何通过有力的政治、文化实践来改变人们的观念和情感，并领导他们参与开创新生活的斗争。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时的中国，还处在北洋军阀统治之下，国家衰弱、政治腐败，正如李大钊同志所言，当时自命为政党者绝无政治信仰，身居要位者专意结党营私，“人人相与以虚伪，事事相尚以颟顸。全国之内，无上无下，无新无旧，无北无南，无朝无野，鲜不怀挟数副假面”，“举人类之精灵、血气、理性、感情，全沦于不痛不痒之天。此真亡国灭种之象，万劫而不可复者也”。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所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风俗凋敝、人心麻木的衰末乱世。因此，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讨论，并不局限于政体和经济分配的制度结构，也特别重视民众生活世界的道义情感。李大钊同志从精神、情感角度解释民主精神，从知、情、意三方面阐发社会主义，指出“社会主义是一种使我们能以较良的新秩序代替现存的秩序的情感”。恽代英同志也提到，“社会主义不是从学理上产生的，是从事实上产生的；不是从知识上产生的，是从感情上产生的。……现在的社会主义，初不过一般受掠夺者的阶级，因为得了许多不堪忍受的物质的痛苦，遂认识了地主、资本家的罪恶，要求一个改善的法子罢了”。
李大钊同志、恽代英同志所揭示的痛苦，不是一种个体情绪，而是一种社会痛感，一种历史处境。国家的衰弱、政治的腐败、社会的不公、个人的苦难，种种因素都在激荡着革命者的心灵，使他们迫切地想要变革，并要求他们在调动人民革命的积极性、主动性的过程中，既要对中国社会有深刻的了解，也要对人性本身的丰富性、复杂性有深刻的体会，同时还要饱含对人民生存境遇的同情心、同理心。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基于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忧国忧民的责任感，将对于人民、国家、民族的情感转化成了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使命意识。
哈佛大学教授裴宜理指出国共两党之间一个显著的差异，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在其领导人和追随者身上，“实施了大量的情感工作”。政治要得人心，首先要能把人当“人”来看待。人有理性，也有情感、有欲望，如何调动人的身心、情感、欲望，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一直思考的问题。因此裴宜理认为，中国共产党对于情感的成功调动是其最终能战胜国民党并实现革命宏图的关键性因素。
中国共产党不论是开展政治宣传、战争动员或者群众运动，都不会忽视情感的作用，不会割裂党与人民之间深厚的情感纽带。中国共产党早在建党之初，就确定了中国共产党是“为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及贫苦农人群众的利益而奋斗的先锋军”。在艰苦的革命时期，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笃信“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深刻认识到政权稳固、事业发展的根本在于赢得民心、汇聚民力。群众动员必须与群众工作、群众路线相结合，才能真正地动员群众。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长期斗争中所贯彻的一条基本原则。比如，抗日战争期间，面对严峻复杂的斗争形势，毛泽东同志深刻指出：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人民战争思想的基本精神就是相信、依靠、动员和组织群众，“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在第一次征收救国公粮的动员文件中就指出：“我们在边区的抗战是全面的，全体人民的抗战，因之不仅在政治上来动员，就是在经济上文化上也要动员起来，来适应新的战争环境。”中国共产党通过揭露日军暴行、强化民族心理、弘扬抗日救国精神、展示抗战胜利前景等，成功动员了大量农民加入自己的军队或参加民兵、游击队等地方自卫组织协同正规军作战。同时，党在根据地通过减租减息、组织生产，改进税收政策，使广大贫苦农民生活得到改善。党的赤诚之心、为民情怀深深感染了朴素的人民，也唤醒了救亡图存的集体意志，引领民众奋起捍卫家国。“母亲送儿打日寇，妻子送郎上战场，男女老少齐动员”成为军民鱼水情深的生动写照。
情感动员的发动者虽然是党，然而群众的主体性地位或者说群众“当家作主”的“感觉”，才是动员成功的社会基础。只有当执政者充分考虑到群众的现实利益、心理与情感诉求时，当群众认为执政者真正代表了自身的利益，对于执政者的决策有发自内心的拥护与支持时，群众动员才能真正有效地进行。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必须与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及其他革命人民建立广泛的联系。并经常注意巩固与扩大这种联系。”建立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体察民情、体恤民苦，读懂底层民众内心的疾苦、期盼与尊严诉求，从而形成情感培育与情感维系，这是“情感动员”之所以有效的根本原因。
中国革命不仅是政治层面的阶级革命、民族解放和经济层面的生产力、生产关系改造，也是发生在历史文化深处的人格、精神、道德机理的革命，包含着文化、人心、风俗和社会情感的全面革新。在建构中国革命主体的情感实践中，依托严密组织实现情感联结、深化情感认同，起到了整合革命力量、稳定社会基础的作用。比如，有学者深入揭示了“情感塑造”与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之间的关系，将研究视角从外在制度、纪律转向革命者内心世界，考察革命者如何在持续不断的学习、汇报、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思想改造实践中，逐渐理解党的思想、语言和逻辑，改变在原有生活世界中形成的自我认知、情感认同和价值观念。同时，逐步将组织要求转化为个体道德，将外在纪律内化为自觉意识，将党的利益和历史使命视为个人生命意义的重要来源，从而在内心实现了对党的归属和忠诚。通过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将来自五湖四海带着不同生活习气、知识体系和政治理解的革命者们，打造成一个思想、组织、精神高度统一的战斗集体，不仅依靠严格的组织纪律，也依靠心灵秩序的重建。还有学者探究革命知识分子在“深入群众”过程中的情感经验和主体改造，为研究中国革命主体的情感结构开辟了新的路径。比如解放区的知识分子与文艺工作者的下乡工作与共同劳动，都可视为一种重要的“情感实践”。知识分子一方面学习革命理论和政治政策，一方面深入工农兵群众、参与大生产运动，使劳动与学习、工作联系起来，在一种特殊的实践领域与思想情境下，形成了新的劳动观念与认识世界的方式，逐渐成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再如，对于旧风俗的改造。1942年晋冀豫区委一份文件中指出，“今年春耕非常需要妇女参加，妇救会已作了具体布置，但到现在各地妇女都还没被动员，妇女对劳动的观点仍未转变，认为参加劳动是羞耻”。正是社会舆论、风俗导致的羞耻感严重阻碍了妇女参加生产。直到1949年，党组织在发动妇女参加生产时仍遇到大量类似情况，“有些劳动力缺乏的农家，妇女不是不愿参加劳动，但因社会风尚轻视劳动而感到劳动羞臊”。在这种情况下，党组织做了大量工作，动员支部里的妇女党员积极参加劳动，起模范作用；每个男党员也要保证动员家里的妇女参加，影响全村；同时政府要奖励妇女劳动英雄，确立“劳动光荣、剥削可耻”的新风尚。党组织还认识到，为提高妇女生产热情，必须着手解决大量积压的妇女问题，“主要是对家庭不满、婚姻不满等问题”，要求各地妇救会在春耕中“深入婚姻条例教育，大胆的为妇女解决家庭问题与婚姻问题”。毛泽东同志曾教育全党，宣传和组织妇女参加革命斗争是党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人民军队在哪里胜利，哪里就要建立妇女组织，妇女也是革命胜利不可或缺的一环。中国共产党除旧弊、树新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妇女解放运动，前所未有地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
诚然，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社会情感已成某种社会风俗，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正如鲁迅很早就认识到，改革“风俗”、“习惯”是很困难的，但革命倘不能深入民众之中，将他们的风俗加以剖析，区分好坏，立存废的标准，“则这革命即等于无成，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坏”。当年，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正是成千上万深受传统观念与风俗禁锢的民众。中国革命必须要唤起这些民众，并依靠他们的力量前行。通过在情感层面与民众建立起血肉交融的联系，不但激发民众对自身的肯定和向上的动力，塑造了一个新的政治主体，也为广大民众提供了新的社会生活视野、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新的伦理价值和新的人格理想。
今天，立足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深入探索中国革命进程中个人、群体的心灵和精神世界，从情感取向、情感内涵、情感意蕴的多维向度，关注历史情境中的各种情感体验与表达，为我们理解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和社会变迁所具有的极其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察视角。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不仅看到了党史叙事中充满温情的人文维度，也通过走进革命人物的内心世界，捕捉党员、群众在特定历史关头的信仰建构、心态变化、情绪波动，追忆那些承载着理想、忠诚、牺牲与奋斗的鲜活生命及其精神世界，感受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建设一个新世界的集体情感，为理解中国共产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提供更加鲜活的历史注脚。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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