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革命和现代化进程中，蕴藏着极其丰富、深厚的情感实践。革命组织本身也是高度情感化的政治共同体。传统革命史研究，可以有效探讨直接改造经济秩序和政治制度的社会政治革命。情感史研究的开拓和探索，则帮助人们深入认识发生在人的精神、情感领域和日常生活中的生命政治、文化政治，由此更加全面地认识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曲折复杂的历程及其成功经验，也更加立体地认识作为革命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革命的情感史研究突破了“情感规范”、“情感治理”等西方情感史研究的一些核心议题，将关注重点从个人/自由与社会/规训，转向那些参与了历史主体建构，凝聚了民众道义与情感力量，落实于“人民主体”内在觉醒与成长的政治和文化实践。尽管中国共产党在成长过程中，不仅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等反动势力的围追堵截，还受到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偏狭性以及宗派主义等不良影响，甚至出现了“左”和右的路线造成的失败与惨痛教训，但是党及时认清了自身的缺点与弱点，以坚定的革命信仰、严密的组织形式、丰富的斗争经验实现“主体再造”，形成了党的政治组织与政治文化的独特机制，使其更加彰显党的初心使命、政治宗旨、价值取向，从而成为更具革命性、先进性、纯洁性的政党。从中，我们也能更清晰地看到情感的能动性力量，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如何通过有力的政治、文化实践来改变人们的观念和情感，并领导他们参与开创新生活的斗争。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时的中国，还处在北洋军阀统治之下，国家衰弱、政治腐败，正如李大钊同志所言，当时自命为政党者绝无政治信仰，身居要位者专意结党营私，“人人相与以虚伪，事事相尚以颟顸。全国之内，无上无下，无新无旧，无北无南，无朝无野，鲜不怀挟数副假面”，“举人类之精灵、血气、理性、感情，全沦于不痛不痒之天。此真亡国灭种之象，万劫而不可复者也”。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所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风俗凋敝、人心麻木的衰末乱世。因此，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讨论，并不局限于政体和经济分配的制度结构，也特别重视民众生活世界的道义情感。李大钊同志从精神、情感角度解释民主精神，从知、情、意三方面阐发社会主义，指出“社会主义是一种使我们能以较良的新秩序代替现存的秩序的情感”。恽代英同志也提到，“社会主义不是从学理上产生的，是从事实上产生的；不是从知识上产生的，是从感情上产生的。……现在的社会主义，初不过一般受掠夺者的阶级，因为得了许多不堪忍受的物质的痛苦，遂认识了地主、资本家的罪恶，要求一个改善的法子罢了”。
李大钊同志、恽代英同志所揭示的痛苦，不是一种个体情绪，而是一种社会痛感，一种历史处境。国家的衰弱、政治的腐败、社会的不公、个人的苦难，种种因素都在激荡着革命者的心灵，使他们迫切地想要变革，并要求他们在调动人民革命的积极性、主动性的过程中，既要对中国社会有深刻的了解，也要对人性本身的丰富性、复杂性有深刻的体会，同时还要饱含对人民生存境遇的同情心、同理心。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基于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忧国忧民的责任感，将对于人民、国家、民族的情感转化成了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使命意识。
哈佛大学教授裴宜理指出国共两党之间一个显著的差异，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在其领导人和追随者身上，“实施了大量的情感工作”。政治要得人心，首先要能把人当“人”来看待。人有理性，也有情感、有欲望，如何调动人的身心、情感、欲望，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一直思考的问题。因此裴宜理认为，中国共产党对于情感的成功调动是其最终能战胜国民党并实现革命宏图的关键性因素。
中国共产党不论是开展政治宣传、战争动员或者群众运动，都不会忽视情感的作用，不会割裂党与人民之间深厚的情感纽带。中国共产党早在建党之初，就确定了中国共产党是“为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及贫苦农人群众的利益而奋斗的先锋军”。在艰苦的革命时期，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笃信“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深刻认识到政权稳固、事业发展的根本在于赢得民心、汇聚民力。群众动员必须与群众工作、群众路线相结合，才能真正地动员群众。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长期斗争中所贯彻的一条基本原则。比如，抗日战争期间，面对严峻复杂的斗争形势，毛泽东同志深刻指出：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人民战争思想的基本精神就是相信、依靠、动员和组织群众，“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在第一次征收救国公粮的动员文件中就指出：“我们在边区的抗战是全面的，全体人民的抗战，因之不仅在政治上来动员，就是在经济上文化上也要动员起来，来适应新的战争环境。”中国共产党通过揭露日军暴行、强化民族心理、弘扬抗日救国精神、展示抗战胜利前景等，成功动员了大量农民加入自己的军队或参加民兵、游击队等地方自卫组织协同正规军作战。同时，党在根据地通过减租减息、组织生产，改进税收政策，使广大贫苦农民生活得到改善。党的赤诚之心、为民情怀深深感染了朴素的人民，也唤醒了救亡图存的集体意志，引领民众奋起捍卫家国。“母亲送儿打日寇，妻子送郎上战场，男女老少齐动员”成为军民鱼水情深的生动写照。
情感动员的发动者虽然是党，然而群众的主体性地位或者说群众“当家作主”的“感觉”，才是动员成功的社会基础。只有当执政者充分考虑到群众的现实利益、心理与情感诉求时，当群众认为执政者真正代表了自身的利益，对于执政者的决策有发自内心的拥护与支持时，群众动员才能真正有效地进行。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必须与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及其他革命人民建立广泛的联系。并经常注意巩固与扩大这种联系。”建立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体察民情、体恤民苦，读懂底层民众内心的疾苦、期盼与尊严诉求，从而形成情感培育与情感维系，这是“情感动员”之所以有效的根本原因。
中国革命不仅是政治层面的阶级革命、民族解放和经济层面的生产力、生产关系改造，也是发生在历史文化深处的人格、精神、道德机理的革命，包含着文化、人心、风俗和社会情感的全面革新。在建构中国革命主体的情感实践中，依托严密组织实现情感联结、深化情感认同，起到了整合革命力量、稳定社会基础的作用。比如，有学者深入揭示了“情感塑造”与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之间的关系，将研究视角从外在制度、纪律转向革命者内心世界，考察革命者如何在持续不断的学习、汇报、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思想改造实践中，逐渐理解党的思想、语言和逻辑，改变在原有生活世界中形成的自我认知、情感认同和价值观念。同时，逐步将组织要求转化为个体道德，将外在纪律内化为自觉意识，将党的利益和历史使命视为个人生命意义的重要来源，从而在内心实现了对党的归属和忠诚。通过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将来自五湖四海带着不同生活习气、知识体系和政治理解的革命者们，打造成一个思想、组织、精神高度统一的战斗集体，不仅依靠严格的组织纪律，也依靠心灵秩序的重建。还有学者探究革命知识分子在“深入群众”过程中的情感经验和主体改造，为研究中国革命主体的情感结构开辟了新的路径。比如解放区的知识分子与文艺工作者的下乡工作与共同劳动，都可视为一种重要的“情感实践”。知识分子一方面学习革命理论和政治政策，一方面深入工农兵群众、参与大生产运动，使劳动与学习、工作联系起来，在一种特殊的实践领域与思想情境下，形成了新的劳动观念与认识世界的方式，逐渐成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再如，对于旧风俗的改造。1942年晋冀豫区委一份文件中指出，“今年春耕非常需要妇女参加，妇救会已作了具体布置，但到现在各地妇女都还没被动员，妇女对劳动的观点仍未转变，认为参加劳动是羞耻”。正是社会舆论、风俗导致的羞耻感严重阻碍了妇女参加生产。直到1949年，党组织在发动妇女参加生产时仍遇到大量类似情况，“有些劳动力缺乏的农家，妇女不是不愿参加劳动，但因社会风尚轻视劳动而感到劳动羞臊”。在这种情况下，党组织做了大量工作，动员支部里的妇女党员积极参加劳动，起模范作用；每个男党员也要保证动员家里的妇女参加，影响全村；同时政府要奖励妇女劳动英雄，确立“劳动光荣、剥削可耻”的新风尚。党组织还认识到，为提高妇女生产热情，必须着手解决大量积压的妇女问题，“主要是对家庭不满、婚姻不满等问题”，要求各地妇救会在春耕中“深入婚姻条例教育，大胆的为妇女解决家庭问题与婚姻问题”。毛泽东同志曾教育全党，宣传和组织妇女参加革命斗争是党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人民军队在哪里胜利，哪里就要建立妇女组织，妇女也是革命胜利不可或缺的一环。中国共产党除旧弊、树新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妇女解放运动，前所未有地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
诚然，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社会情感已成某种社会风俗，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正如鲁迅很早就认识到，改革“风俗”、“习惯”是很困难的，但革命倘不能深入民众之中，将他们的风俗加以剖析，区分好坏，立存废的标准，“则这革命即等于无成，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坏”。当年，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正是成千上万深受传统观念与风俗禁锢的民众。中国革命必须要唤起这些民众，并依靠他们的力量前行。通过在情感层面与民众建立起血肉交融的联系，不但激发民众对自身的肯定和向上的动力，塑造了一个新的政治主体，也为广大民众提供了新的社会生活视野、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新的伦理价值和新的人格理想。
今天，立足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深入探索中国革命进程中个人、群体的心灵和精神世界，从情感取向、情感内涵、情感意蕴的多维向度，关注历史情境中的各种情感体验与表达，为我们理解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和社会变迁所具有的极其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察视角。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不仅看到了党史叙事中充满温情的人文维度，也通过走进革命人物的内心世界，捕捉党员、群众在特定历史关头的信仰建构、心态变化、情绪波动，追忆那些承载着理想、忠诚、牺牲与奋斗的鲜活生命及其精神世界，感受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建设一个新世界的集体情感，为理解中国共产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提供更加鲜活的历史注脚。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马 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