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党史研究，本身就构成了一部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认知史——中国共产党如何认识自己、如何被认识、如何在历史书写中被呈现。每一次研究范式的转换，都伴随着对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问题的追问。
一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明确自身是代表先进阶级的革命政党，把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正如《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指出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历史起点，始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是普遍共识。目前公认的国内第一部中共党史专著是1925年底至1926年初蔡和森同志在莫斯科作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报告，系统回顾了从一大到四大的历史。报告开篇就讲：“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我们绝对不会把一个政党的产生当作是脑筋中幻想出来的或者是几个学者创造出来的。一个政党的发生，必有其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背景的。”蔡和森同志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将党史研究置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宏大框架中加以考察，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是植根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必然性之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其诞生有着深厚的经济、政治与阶级基础。1929年至1930年，瞿秋白同志在莫斯科列宁学院主讲中共党史时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使用了“中国共产党历史”这一概念，折射出党已开始有意识地将自身发展历程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加以系统审视与总结，体现出党在成长过程中日益增强的历史自觉与理论自觉。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创立工农红军和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注重用党史教育党员。1929年12月古田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和政治建军的原则，深刻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的历史性课题，也标志着毛泽东建党学说初步形成。古田会议因此成为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一座里程碑，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善于在革命实践中进行理论总结与制度创新的鲜明形象。1935年遵义会议是重大转折，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指导地位，也促使党深入研究和总结自己的历史。延安整风期间，学习党史、总结经验教训成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党史研究被纳入党的思想建设体系。以毛泽东同志《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为标志，党第一次系统性地提出了党史研究的对象、立场与方法。毛泽东同志强调“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研究的对象”，主张“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并要求“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成为党史研究的基本遵循。与此同时，毛泽东同志主持编辑《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历史文献，为高级干部学习党史提供了基本依据。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历史分期、人物评价和路线问题等方面确立了党史叙事体系，实事求是总结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经验教训，在重大历史关头统一了全党思想和行动，对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成为早期党史研究的经典。党的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提出“党的基础组织”、“党外组织中的党组”概念，增设“党的地下组织”、“党的监察机关”章节，党组织遍及全国各地，形成了不容忽视的组织优势。同时，总结提出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及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成为我们党与其他政党相区别的显著标志。这一过程深刻表明，中国共产党不仅善于领导革命实践，更善于总结经验、把握规律，从而掌握历史主动。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研究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自我研究。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高度重合，使这一时期的党史著作天然地带有亲历者认知的色彩。从蔡和森同志到毛泽东同志，早期党史研究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将中国共产党定位为近代中国最先进的革命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历史上最先进、最觉悟、最勇敢的阶级的先锋队。更深层地看，这一时期的研究实际上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一根本问题。通过将党的历史置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长时段脉络之中，早期党史研究者揭示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不是少数人的主观意愿，而是中国社会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到这样一个时候要求有这样一个政党，“因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集团中，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而且也最能虚心地接受世界上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经验而用之于自己的事业”。
二
1949年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经历了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从一元统领到多元探索的演变。这一过程，既反映了学术研究自身逻辑的演进，也映照了中国社会从革命到建设、从封闭到开放的深刻转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立足时代方位、主动深化自我认知，带着“赶考”的清醒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革命史研究成为主流，构建起一套以毛泽东思想为理论框架的宏大叙事体系。1951年，胡乔木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开篇就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历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一个约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中，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得到伟大胜利的历史；是中国工人阶级领导着广大的农民和其他的民主力量，向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作英勇斗争，经历长时期的艰难曲折，终于推翻了他们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共和国，从而为走向社会主义前途开辟了顺利道路的历史。”该书通过三十年革命史深刻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代表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勇于自我批评自我纠错，不畏艰难敢于斗争，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并担负国家建设使命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没有自身特殊利益的先进政党。此时的研究也重视对具体史实的追求，其历史属性依然鲜明。如李新等编写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认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应该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大众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为中心，同时还要反映这一历史时期全国经济，政治和文化思想的全貌”，展现了我们党立足国情独立自主探索适合中国的革命道路，以及依靠工农群众、灵活运用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凝聚起最广泛的革命力量的思考与实践。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这一时期党的自我认知的转折点，也是党史研究范式转换的制度性推动力。这份决议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执政后第一次对自身历史进行全面、系统、公开地自我审视。与1945年决议不同，1981年决议面对的不是革命成败，而是执政得失——如何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等等。决议充分体现出我们党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理论品格，“这是我们党必须采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过去采取这个立场，曾使我们的事业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今后继续采取这个立场，必将引导我们取得更大胜利”。决议实事求是地分析研究建党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党史，对党的重大历史事件作出了正确总结，对党史研究的影响是深远的。同时，正确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必须长期坚持和发展的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标志着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统一了全党的思想。
社会史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勃然兴起，成为一股强劲潮流。1985年，《历史研究》号召史学从主要研究革命、研究政治转向研究整个社会。魏宏运率先倡导从社会经济角度研究中国共产党革命。1987年，张静如明确提出“中共党史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过程的纵向学科，其性质自然属于历史学科”。1991年，张静如进一步提出“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主张“考察这个党的历史，就不能不研究其所依赖的社会”。这些多元视角的研究，深刻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不再仅呈现为宏观政治叙事中的革命领导核心，而更多地出现在经济、社会、民生发展各领域各环节，更多地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深度交融。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
1949年至2012年间，中共党史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研究领域和研究主题不断拓展。研究愈多元，党的形象就愈丰富，贯穿其中的主线也愈发清晰。如果说初创阶段的自我研究呈现的是一个最先进革命党的形象，那么新中国成立后的研究则逐步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多面形象：革命史范式下的中国共产党首先是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领导者，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改革开放后，学界开始关注党在经济建设、社会治理、国家现代化中的领导角色。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等档案史料陆续公开，不仅为学界还原党领导“一五”计划布局、社会主义改造推进、国家工业化体系初步构建的实践全过程提供了坚实史料支撑，也具象化呈现出党领导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一个在持续革命中担起执政使命、在长期执政中实现革命伟业的政党，一个始终与最广大人民站在一起、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必然需要多元的视角来理解和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更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三
新时代以来，中共党史研究在理论深化、现实回应、格局拓展等方面均有显著推进。大历史观与正确党史观的确立，构成了这一时期最基础性的理论成就。大历史观要求将中国共产党历史置于中华民族复兴史、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中华文明史的宏大时空中把握，从长时段审视、大趋势观察、整体性把握，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正确党史观强调，要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从成功中吸取经验，从失误中吸取教训。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就是运用大历史观和正确党史观研究党史的代表成果之一，以1840年为叙事起点，贯通了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题，是迄今为止公开出版的全面系统反映中国共产党历史时间跨度最长、内容最系统最完整的一部党史著作。
新时代以来，党史研究的问题导向，充分反映了我们党立足历史客观性和历史连续性、把握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在贯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历史逻辑中，将历史经验作为研判新形势、解决新问题的重要武器，以更加清醒的认知回应时代发展的课题。中国共产党人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能够准确把握历史方位、深刻洞察时代大势、科学揭示发展规律，作出正确研判和谋划，体现了深邃的战略眼光、宏阔的国际视野和强烈的使命担当。
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溯源为例，党史研究系统梳理从洋务运动器物革新到戊戌维新制度改良、从辛亥革命政治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的历史脉络，清晰揭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探索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植根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土壤。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扫清了现代化的政治障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确立了“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人民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进入新时代，党进一步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研究取向，具象化呈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开创性的伟大事业，前进历程必然充满风险挑战。靠什么战胜风险挑战？最根本的是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信仰信念、政策主张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才能激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动力，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锚定奋斗目标行稳致远。
再如，在对“第二个结合”的历史阐释方面，党史研究从历史维度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契合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革故鼎新等价值理念，与科学社会主义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1939年，哲学家艾思奇在《五四文化运动在今日的意义》中就指出，“中国民族和它的优秀传统中本来早就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种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非简单的理论移植，而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遇融合的历史过程。“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标志着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历史的一次全面总结。决议以“十个坚持”概括了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这十条经验，正是对“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一根本问题的系统回答。与前两个历史决议相比，第三个历史决议的视野更为宏阔，将中国共产党置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发展史、中国近代以来一百八十多年斗争史的宏大坐标系中，将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融为一体。决议提出要“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体现出百年大党前所未有的理论自信与历史自信。面对曾经喧嚣一时的“历史终结论”、“社会主义失败论”，中国共产党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充分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鲜活生命力和制度优越性。
党史研究越是深入，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就越是清晰丰富。在中华民族复兴史的坐标中，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的领导者；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脉络中，中国共产党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世界的最坚定实践者，使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在中华文明史的长河中，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这种多维度的认知，使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愈发伟岸——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更加彰显出一种传承文明薪火的力量、实现民族复兴的力量、推动人类进步的力量。
（作者：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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