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
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
沈壮海
家国情怀传递着中华民族家国一体的执着信念，牵动着中华儿女对家的眷恋，激励着中华儿女为国趋赴、挺膺担当，内含温情、彰显大义，极富中华文化色彩和精神感召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厚植家国情怀，在2023年6月2日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以“修齐治平、兴亡有责”集中概括家国情怀的内涵，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等角度，深刻揭示家国情怀的价值和意义。
“修齐治平”之论渊源甚久，其系统表达则在《礼记·大学》。《礼记·大学》开篇即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为修身之旨，层层递进、接续延展，其中蕴含理想抱负、责任担当。古往今来，修齐治平被视作为学次第、进德修业之阶，是中国士人精神的核心。至清，在《与友人论学书》中，顾炎武称“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并在《日知录》中将“保天下”与每一位普通人关联起来，提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一名论，与修齐治平的内在精神是血脉相通的。19世纪末，梁启超在顾炎武相关论述的基础上，提炼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表述，在寇急祸重之际迅速呼响于大江南北，凝结成中华儿女为救亡图存自觉担当的集体意志。概言之，修齐治平重“德”，侧重于由内而外的道德实践路径，是中国古代先贤人生理想的实现阶梯；兴亡有责重“责”，侧重于由外而内的责任主体觉醒，是修齐治平之道的应有之义，两者内在统一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发展进程。
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孕育形成于中国农耕文明的沃土。中国自古以农立国，绵延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奠定了民族生存的物质基础，镌刻了中华民族以土为根的文化印记。中国人视乡土为生命母体与灵魂归宿，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讲的那样：“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只有直接有赖于泥土的生活才会像植物一般地在一个地方生下根”。农耕生产催生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方式，人们从家庭、宗族生存秩序出发，以个体为基点，由近及远，将血缘伦理中的孝亲义务升华为政治伦理中的报国担当，最终实现个体与集体的价值同构，进而建构社会秩序和国家秩序。国家以法律和道德治民，家庭以家法族规约束成员，家与国形成稳定秩序，以家为基的乡土根脉升华为超越家族、地域的家国情怀，支撑着个体生命、家庭生存、社会稳定以及国家运行的深层秩序。
“修齐治平、兴亡有责”是家国情怀内涵的集中概括，两者内在统一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发展进程。“修齐治平”之论渊源甚久，《礼记·大学》提到：“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出自清代顾炎武《日知录》，后经梁启超提炼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左图为宋刻本《礼记正义》；右图为清刻本《日知录·正始》。 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供图
西周时期家国一体，国家秩序与宗族秩序高度统一，宗族权力与国家权力合二为一，礼乐文明是维系西周政治秩序与宗族秩序的纽带。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工具和农业技术的革新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并引发社会经济、政治结构深刻变动。这是一个传统家国秩序解体、旧式礼乐制度崩坏、诸侯国家间战争频仍的时期，也是一个在动荡中孕育新思想、新秩序的重要历史时期。诸子百家心忧“天下大乱，贤圣不明”的离乱境况，积极探讨重建家国秩序、实现天下太平的路径和方法。孔子强调“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为了实现“天下归仁”的政治理想，他带领弟子们周游列国，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展现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决心和毅力。此外，老子讲“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墨子强调“尚同之为说也，尚用之天子，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诸侯，可而治其国矣；小用之家君，可而治其家矣”；孟子主张“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认为“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等等。百家之说虽彼此不同，但致力经邦济世、追求天下太平的修齐治平情怀是高度一致的。
秦汉交替之际，人民饱受苛政与战乱之苦，成书于西汉初年的《淮南子》一书顺应人心思治的潮流，在总结前朝治乱兴亡教训基础上提出“政教平，仁爱洽，上下同心，君臣辑睦，衣食有余，家给人足”的治世理想，并阐明了治国者为实现这一理想需要恪守的“处静以修身，俭约以率下”的为政之道。这一主张与董仲舒倡导的“修身审己，明善心以反道”以及“文德为贵，而威武为下，此天下之所以永全也”的修齐治平理念相贯通。唐宋之际，以唐太宗为代表的开明君主认识到“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以韩愈、范仲淹等为代表的儒家文士高倡“以国家之务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并在国家需要时坚持“位卑未敢忘忧国”、“愿得此身长报国”等，体现了士君子的担当精神。正是对天下太平的向往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激励着秦汉、唐宋时期的人们努力缔造出一个个为后人称道的治平之世。
明清时期是中国社会的重要转型期。这一时期，经济生产方式悄然变化，传统社会结构随之呈现松动迹象。与之相应，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在内涵上有着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从王守仁对“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诠释，到李贽“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的发明，从黄宗羲“天下为主，君为客”、“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的主张，到顾炎武“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的论断，贯穿其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普通民众在“天下”中的主体性地位和根本性价值不断彰显。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黄宗羲提出“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在这里，志士仁人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鲜明指向对天下民情民瘼的高度重视。视民如伤、枝叶关情、重视民本、致力为民请命的家国情怀，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基因。
家是最小的国，国是最大的家。家之和乐与国之太平、家之殷实与国之富强，始终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内含着爱家爱国的统一，贯穿着国重于家的自觉。一方面，“国之本在家”，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每个“小家”热气腾腾，国家这个“大家”才会蒸蒸日上。另一方面，有国才有家，国泰方可民安。没有国家繁荣发展，就没有家庭幸福美满。中国人深深懂得家国一体的道理，在家尽孝、为国尽忠、爱国如家，是中国人深沉家国情怀中最核心的价值认知与持守。家国一体，忠孝不隔，但当在家尽孝与为国尽忠之间出现矛盾、“忠孝不能两全”时，舍小家为大家便成为无数志士仁人义无反顾的选择。“平生铁石心，忘家思报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所抒发的无一不是以国为重、报国为先的心志。千百年来，这些诗句广为传颂，所体现的也正是人们对其中价值选择、责任担当的由衷肯认和积极崇扬。“夫忠，兴于身，著于家，成于国”。在中华文化里，公忠体国才是忠的真正完成，是孝的最高境界。黄旭华先生讲“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所表达的也正是中华民族国重于家、忠孝不隔的精神道统。家国情怀之所以称为“情怀”而非一般的“情感”，正在于其不仅有檐下之家、个体之我，更有万家灯火、千秋天下，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祖国繁荣发展而不懈奋斗。
家国情怀有力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向内凝聚。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正在于有千千万万中国人生于斯、长于斯，情感系于斯、认同归于斯。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虽然朝代不断更迭，天下分分合合，但最后都归于一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各民族共同在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亲缘关系，在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进程中，和谐共处、手足相亲、同舟共济，逐渐形成血脉相融、骨肉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体、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推动这一命运共同体形成并愈益牢固的因素很多，深沉的家国情怀是其中重要方面。沿着修齐治平的致思与实践路向，中华民族对家的深情层层外推，及邻人、达社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等思想理念，成为凝聚社会强有力的精神纽带。以家国为人之生命与意义最终依托的价值认知，以及对六合同风、九州攸同、天下定于“一”的高度认同与坚定追求，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和情感结晶，打造出中华民族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
家国情怀涵育滋养了中华民族精神。家国情怀不是只盘桓于胸中的情愫，而是知、情、意、行的合金，没有“行”的催化，无以淬火成金。在中华民族创造历史、铸塑文明的漫漫进程中，无数志士仁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自觉地把自己的情感、奋斗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对家国责任知之切、行之笃，熔铸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生命力、凝聚力、创造力的不竭源泉，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中积淀下来的稳定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心理结构、生活习惯的综合，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和意识体系中处于最深层，是中华民族的黏合剂、自我认同的依据、生存和发展的支撑和动力。从世界历史上看，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希腊、古罗马等文明消亡了，只有中华文明虽然历经磨难，却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成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文明，这同中华民族精神密不可分。“以身许国，何事不敢为”、“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等词句，之所以能够深深刻写在中华民族的心灵之中，绝不只是因为言语之铿锵，而是因为它们所彰显出的深厚爱国情怀和民族精神。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一个没有精神支柱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是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是不可能实现民族振兴、走在世界前列的。中华民族精神已深深融进各族人民的血液和灵魂，成为推动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向上向前的强大精神动力。
家国情怀支撑着中华民族经风历雨、御侮克难。历史长河奔腾不息，有风平浪静，也有急流险滩。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遭遇过无数艰难困苦、风霜雪雨。20世纪30年代，邓拓在其名著《中国救荒史》中曾指出，我国灾荒之多，世界罕有，水、旱、蝗、雹、风、疫、地震、霜、雪等灾害，自公元前18世纪至1937年，约3700年间，共达5200多次，平均每6个多月便有灾荒一次，“几于无年无灾，也几乎无年不荒”。但无论遇到怎样的艰难困苦、严峻考验，我们都能挺过来、走过来，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华民族深沉的家国情怀，在于危难之际中华民族遍地英雄挺身而出、勇毅担当。蔡元培曾说过：“爱国之心，实为一国之命脉。”近代以后，面对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保家卫国更是成为中华民族于生命最深处迸发出的势不可挡、坚不可摧的磅礴力量，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公而忘私、国而忘家，“我以我血荐轩辕”，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定海三总兵”葛云飞、郑国鸿和王锡朋，江南提督陈化成、两江总督裕谦，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直隶提督乐善，甲午战争中的左宝贵、丁汝昌、刘步蟾、邓世昌、林永升、杨用霖、永山……在历次反侵略战争中，广大爱国将士英勇无畏、视死如归，给敌人以迎头痛击，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中华儿女更是万众一心、同仇敌忾，“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不畏强暴、血战到底，铸就了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
2026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廊坊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的“人格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图片展在廊坊博物馆第一展厅开展。展览分为“革命理想高于天”、“繁霜尽是心头血”、“奉献如歌家园梦”、“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4个单元，通过200余张珍贵的实物文献图片，充分展示中国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拼搏奉献的伟大精神。图为观众在展厅参观。 中国国家博物馆供图
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传承弘扬的精神血脉，也是新时代新征程我们继续书写荣光、成就梦想的精神滋养和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中华民族为什么几千年能够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有一脉相承的价值追求。”应深入研究新时代中华民族家国情怀的新内涵、新要求，推动传统家国叙事的当代转化，把深植于历史深处的文化基因转化为人们可感、可知、可践、可行的育人资源，不断将家国情怀发扬光大。应下足切近功夫，夯实修身齐家之基，不断提升道德修为，努力弘扬优良家风，持续广泛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引导全体社会成员自觉自律，共同为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而努力。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在深化、转化上下功夫，在具象化、细微处下功夫，把爱国主义精神融入各类实践活动之中，融入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体现到市民公约、村规民约、学生守则、行业规范、团体章程等的制定完善中，潜移默化地引导人们树立国家意识、增进爱国情感。担当责任，是引领修齐治平的根本指向，也是贯穿家国情怀的根本所在。应增进担当自觉，坚持知行合一、行胜于言，把爱国之情、强国之志、报国之行统一起来，将个人小我融入国家大我，担当好该担当的责任，在平凡岗位上、点滴行动中展现家国情怀，以许党报国、履职尽责的笃行实干，书写新时代中华民族家国情怀的新篇章。
作者：武汉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