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福建与宁夏建立对口协作关系。30年后，“干沙滩”变成“金沙滩”，“闽宁模式”成为东西部协作的典范。2026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这场跨越30年的山海奔赴，不仅改写了一方水土的命运，更为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最生动的实践注脚。
政绩观的历史生成：从“西海固之问”到“闽宁村之答”
正确政绩观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回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中逐步生成的。
1997年4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首次来到宁夏西海固。在梁家河插队7年的他，对西北的贫穷并不陌生，但当他亲眼看到“锅里没粮、灶头没烟”的真实境况时，还是被深深震撼：“改革开放好多年了，我们还有这么穷的地方，我心里受到很大冲击。”西海固，这片被联合国认定为“不具备人类生存基本条件”的土地，以最残酷的方式提出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发展的成果究竟应该由谁共享？政绩的标尺究竟应该放在哪里？
政绩观的生成，始于真切的情感共鸣。西海固之行带来的强烈情感触动，是一名党员干部对群众疾苦最朴素也最深沉的情感共鸣，让闽宁协作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一切为了群众脱贫致富”的根本方向。这表明正确的政绩观，不是在抽象的价值宣示中确立的，而是在干部与群众的空间距离被压缩到最小、情感共鸣被激发到最深的时刻生成的。
政绩观的确立，还需要从感性认知上升为理性谋划。习近平同志没有停留在“被震撼”的感性层面。他在调研中敏锐判断：西海固的贫困不仅是自然禀赋问题，更是发展路径问题，“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就必须跳出西海固找路子。他提出建设“闽宁村”的构想，将吊庄移民从临时性救济上升为系统性工程。这一决策标志着政绩观从“同情”走向“行动”、从“救济”走向“发展”的关键跃升，政绩观完成了从情感共鸣到制度安排的转化。
显绩与潜绩的辩证法：不追求“立竿见影”的政绩观
正确政绩观的核心，是处理好显绩与潜绩的关系。闽宁协作30年的宝贵经验，正在于不满足于“立竿见影”的表面文章，而是着眼长远、打牢基础、久久为功。
从显绩看，两省区聚力打造的葡萄酒、枸杞、牛奶、肉牛、滩羊、冷凉蔬菜等特色产业，产值占全区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88%。2025年闽宁协作高质量发展推介活动推进57个项目，总投资达22.72亿元。宁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1996年的3926元增长到2025年的77981元，增长近19倍。这些看得见的数字背后，是产业从无到有、百姓从贫到富的实实在在的变化。
但比显绩更值得关注的，是那些看不见的潜绩。闽宁协作从一开始就建立了“联席推进、结对帮扶、产业带动、互学互助、社会参与”的对口扶贫协作机制，这套机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30年实践中不断完善、持续深化的制度积淀。30年间，两省区召开联席会议29次，福建累计选派14批254名干部到宁夏挂职帮扶，选派7000余名专业技术人才赴宁帮扶；宁夏选派23批381名干部到福建挂职锻炼。
闽宁产业园的崛起是这种辩证关系的典型缩影。2022年，由厦门市国企与永宁县城投公司共同出资成立运营公司，采取“指挥部+服务中心+平台公司”的市场化模式。短短两年多，园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亿元，实现工业总产值5.8亿元，已对接企业486家、落地47家。戈壁荒滩变产业高地，这是一份显绩，而真正支撑这一转变的，是市场化运作机制、政策叠加体系和跨区域协作模式。这些看不见的潜绩，才是让这份显绩持续涌现的根本保障。
闽宁协作的经验表明，真正的政绩，既要体现在当期可见的发展成果上，更要体现在制度创新、机制完善、能力建设这些作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事情上。
从“帮扶”到“共赢”的范式转换：政绩观的深层变革
闽宁协作30年最深刻的变革，是从“单向帮扶”走向“双向共赢”。这一转变是正确政绩观从“短期行为”走向“长效治理”的生动体现。
早期的闽宁协作，更多体现为福建对宁夏的资金支持、项目援建和干部派驻。但随着协作的深入，两省区逐渐探索出“福建企业+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宁夏产品”等深度协作模式。多年来，福建累计引导1600多家企业在宁夏投资，实际到位资金超过1000亿元；在宁夏稳定经营的闽籍企业（商户）近6000家。
更具标志性意义的转变发生在数字经济领域。宁夏建成全国“万卡级”智算基地，“闽数宁算”“闽数宁备”的数字协作新模式，既解决了福建的算力需求与能耗压力，又为宁夏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筑牢了基础。闽宁双智算中心正加快推进建设，未来将通过毫秒级光缆实现宁夏算力直送厦门。从“扶贫协作”到“发展共同体”，这一范式转换的核心驱动力，正是一种超越“短期效应”的正确政绩观：不满足于“输血式”的短期行为，而是追求“造血式”的长效发展。
正确的政绩观，不是把协作对象当作被帮扶的“弱者”，而是看作共同发展的“伙伴”；不是追求“我给了你什么”的道德优越感，而是追求“我们一起创造了什么”的共赢价值。
以“人”的改变为尺度：政绩观的终极检验
衡量政绩的最终标准，不是资金投入多少、项目数量多少，而是“人”的改变。
福建援宁干部李辉钦，2019年从厦门到闽宁镇挂职副镇长。2020年他尝试直播带货，让枸杞等特产“出圈”，被百姓称为“网红镇长”。2022年结束挂职回到厦门，2024年又再次接受组织安排来到闽宁镇。记者问他为什么再来宁夏，他说：“我觉得和闽宁镇这个第二故乡特别有缘分。”从“外乡人”到“自家人”，这种转变的背后，是一名干部对一片土地、一群百姓最朴素也最深沉的情感。
改变的不只是干部。在闽宁镇禾美电商扶贫车间，一批从西海固走出来的农家妇女，成长为能直播带货、接待访客的业务骨干，月收入从千余元增至数千元。
这些普通人的故事，才是闽宁协作最珍贵的“政绩”。回望这30年，尽管闽宁对口协作的县区在变，但最动人的始终是“人”的改变——是观念，是眼界，是那股“敢闯敢拼”的劲儿，在两地之间双向流动。
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新起点上，闽宁协作将继续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30年的实践深刻启示我们：真正的政绩，刻在大地的丰收里，写在群众的笑脸上，靠实干创造、由人民检验。“山海作答”四个字里蕴含着正确政绩观的真谛——山是责任，海是情怀，作答是实干，而阅卷人，永远是人民。
（施生旭系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贺国城系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