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治理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标识性概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持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基础上，创造性提出宏观经济治理这一新概念。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中首次使用宏观经济治理概念，强调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提高宏观经济治理能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完善宏观经济治理，明确健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区域等政策紧密配合，目标优化、分工合理、高效协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强调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重点突出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作为一个独立部分进行部署，指明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要求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强化政策实施效果评价。这是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经济领域的集中体现，与时俱进地发展了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宏观经济治理既立足中国国情和中国制度的现实根基，又兼顾总量平衡和结构调整的目标要求，也超越了西方国家宏观调控的实践方式，充分体现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品格、方法特征和原创性贡献。
一、科学理解宏观经济治理的核心要义
宏观经济治理既根植于基本经济制度，又回应高质量发展要求，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兼具理论创新性和实践指导意义。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宏观经济治理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述，科学理解宏观经济治理的首要任务、制度根基和关键前提。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宏观经济治理的首要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也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只有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积极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才能更好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趋势，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有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具体而言，在新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在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城乡区域平衡协调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统筹发展与安全等诸多领域全面实现新跨越、取得新突破。因此，宏观经济治理必然面对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多重矛盾交织的复杂局面。也正是因为发展目标的多元化，所以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或者仅进行总量调节，都将无法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只有结合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持续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才能切实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宏观经济治理的制度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不同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又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市场经济的长处在于充分激发微观主体的活力，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则体现为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效避免两极分化。并且，长期以来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是中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关键因素。因此，宏观经济治理既不是以计划集中决策替代市场分散决策，也不是将政府作用限定为弥补市场失灵和应对各类冲击，而是要通过系统性经济治理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大局，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发挥作用。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开展宏观经济治理的制度基础，而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则是更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是宏观经济治理的关键前提。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市场的作用是要利用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引导资源优化配置。然而，市场配置资源的效果会受到市场体系是否完善、市场规则是否健全、政策边界是否明晰、市场规制是否到位等因素的影响，这又离不开政府作用的发挥。换言之，有效市场并非可以自然形成，需要政府建立基础性制度。此外，市场配置资源固然可以实现经济效率最优化，却无法确保社会效益最大化。这要求政府立足于特定发展阶段、根据特定发展任务，出台必要的政策，通过划定微观主体行为的“边框”“底线”及“路标”，对市场配置资源进行约束和引导。因此，正确处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并且明确政府的职责，是宏观经济治理的目标设定、工具选择、体系优化的关键前提。
二、系统把握宏观经济治理的目标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应该实现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循环通畅，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和空间布局比较合理，经济发展比较平稳，不出现大的起落。宏观经济治理要立足现实、统筹兼顾，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推动供需保持高水平动态平衡。
统筹兼顾短期稳定与长期发展。短期稳定是长期发展的必要前提，为此必须通过逆周期调节有效抑制经济大幅波动，维持量的合理增长和经济社会大局稳定。长期发展是短期稳定的更高目标，为此必须通过跨周期调节既引导结构转型，又预留政策空间，促进质的有效提升和长期战略的达成。兼顾短期稳定与长期发展要求，宏观经济治理需要以中长期规划为指引，强化政策的前瞻性、保持政策的连贯性，着力促进国民经济循环在结构变迁与质量提升的过程中实现高水平动态平衡。
统筹兼顾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不仅要求供需总量平衡，而且还需要供需结构适配。特别是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过程中，原本面向国际循环的供给结构无可避免地在短期之内同国内需求结构形成错配，进而制约国内大循环畅通运行。为此，必须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增加有效供给、提升供给质量，另一方面优化分配格局，释放内需潜力，进而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水平，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统筹兼顾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在开放经济体系中，国民经济循环包括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两个部分，二者之间的主次关系决定国民经济的发展格局。只有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才能实现国民经济循环畅通。伴随着全球贸易失衡的积累加剧，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作为转折点，世界经贸格局的结构性矛盾逐渐爆发，保护主义与逆全球化趋势抬头。对于中国而言，这意味着国际大循环的动能持续减弱，与之相对国内大循环的潜力却逐步显现，因而发展格局的重塑势在必行。为此，宏观经济治理应当一方面以国内循环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国际循环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依托国内强大生产能力和超大规模市场进一步形成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的新优势。
统筹兼顾培育新动能与更新旧动能。培育新动能集中表现为以新技术、新要素、新组合的引入，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促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而更新旧动能则表现为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传统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必然要求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不断实现动能更替。但是，在此过程中，如果不能实现新旧动能平稳接续，则有可能影响增长、就业、物价，导致经济波动。为此，宏观经济治理就需要科学把握新旧动能的辩证统一关系，综合运用各类政策工具，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建设，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不断取得突破。
统筹兼顾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投资于物”主要表现为对基础设施、房屋建筑、机器设备等实物资产的投资，为经济社会发展夯实物质技术基础；“投资于人”主要表现为对育幼、教育、就业、健康、住房、养老等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人的能力提升和潜力开发的投入，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同时提升人力资本质量、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任何国家的经济起飞都必然需要经历一个生产资料积累的过程，通过建立机器大工业生产体系，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多年来，我国通过持续投资于物，实物资本得到有效积累，生产和供给能力不断增强；相较于物质资本投入而言，对民生和人的全面发展相关领域投入相对不足。伴随经济步入新发展阶段，特别是面临供强需弱的局面，宏观经济治理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在供给侧以人口高质量发展积累优质人力资源，高效适配现代化产业体系，在需求侧以人民高品质生活有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深挖内需扩大潜能，进而实现供需协调，国民经济循环畅通。
三、全面认识宏观经济治理的实现方式
宏观经济治理要从被动调节转向主动治理，而且在治理的时间跨度、领域广度、层次深度、节奏进度等方面均有细致的谋划与相应的手段。这种前瞻性、系统性、精准性的治理转型，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驾驭复杂经济运行方面的独特制度优势。唯有如此，才能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外部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牢牢掌握发展的主动权，确保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坚持以中长期规划引领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规划治理在中国制度架构中的核心地位和独特优势。中长期规划具有共识性，其制定过程充分发扬民主，广泛收集建议，汇聚各界智慧，反映群众愿望，体现人民立场。中长期规划具有科学性，其编制以唯物辩证法作为方法论，既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又兼顾特定发展阶段的现实条件，由此合理确定适应国家发展全局和世界发展大势的规划目标及实施策略。中长期规划具有可操作性，其通常包含明确的任务书、时间表、路线图，并通过专项规划、区域规划等同国家总体发展规划有机衔接，促进整体规划高效落地。依托中长期规划，宏观经济治理能够将短期经济稳定、中长期结构调整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宏伟目标相互贯通，实现“一张蓝图绘到底”，从而保持治理方向的稳定性、连续性和战略性。
坚持多种政策工具高效协同运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强化政策统筹”。为达成多元治理目标，宏观经济治理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基础性政策工具，组合搭配，既可以进行总量调控，又可以进行结构调整，有效兼顾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主要作用于供给侧，发挥促进产业升级和优化空间布局的作用；消费政策和投资政策主要作用于需求侧，发挥扩大需求规模和调整需求结构的作用；就业政策和物价政策主要作用于分配和总量调控环节，通过促进就业和稳定物价，保障经济平稳运行；贸易政策作用于开放领域，协调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关系，促进更好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环境政策作用于生态领域，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科技政策也要配合经济政策，有力支撑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夯实物质生产的技术基础。为确保各项政策同向发力、形成合力，不仅要增强政策取向的一致性，而且要着力提升政策时机、力度、节奏的匹配度。此外，预期管理也是开展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手段，其主要通过政策承诺、前瞻指引、透明沟通、信息发布以及舆论管理等方式稳定各类市场主体的预期以及经济行为，进而起到提振市场信心，降低治理成本、提升治理效能的作用。
坚持统筹推进体制机制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仍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要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轴，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新突破”。宏观经济治理不仅需要通过政策工具应对周期性波动、破解结构性矛盾，还需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破除制约经济发展的深层制度障碍。具体来看，财税体制改革是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的关键支撑，需要围绕健全预算制度、优化税制结构、完善央地财政关系、健全政府债务管理等方面持续发力，加快建立健全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财政制度。金融体制改革是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需要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积极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完善金融机构定位和治理，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纳入监管，加强中央和地方监管协同，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并强化开放条件下金融安全机制，切实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综合来看，进一步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对于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至关重要。
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我们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开展宏观经济治理也需要正确处理“稳”和“进”的辩证关系。“稳”是前提和基础，强调通过有效治理平抑经济波动、稳定市场预期、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为结构调整、动能转换、改革推进创造必要条件。“进”是方向和动力，强调在保持宏观经济大局稳定的基础上，以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进展不断巩固经济稳定运行的基础。同时，“稳”不是消极守成，“进”也不是盲目冒进，宏观经济治理既要防止因政策力度不足而导致发展停滞，也要防止因推进节奏过急而引发风险。特别是在推动新旧动能结构性转换的过程中，还要坚持破立并举、先立后破、不立不破，既有序化解落后产能和低效供给，又加快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确保经济增长动力在平稳接续中实现升级。
（作者：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严海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