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重要原创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党的创新理论引领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构建以各学科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为主干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强调“着力深化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本期“关注”围绕新质生产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宏观经济治理等标识性概念，邀请有关专家学者撰写理论文章进行研究阐释，供读者参考。
新质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创新和发展
◎ 王 蕴 于 畅
随着我国高质量发展实践不断深入，新质生产力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历史发展大势和我国发展实际而作出的重大论断和战略部署，是关系全局和长远的大事，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强经济竞争力至关重要。我们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提高对新质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能力，切实把党中央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一、新质生产力理论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
新质生产力理论凝结了我们党对新时代先进生产力发展特征和规律的新认识，是立足我国实际、把握时代潮流、引领未来发展的科学理论，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科学体系。
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原创性、标识性概念。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大论断，科学回答了“什么是新质生产力、为什么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怎样发展新质生产力”等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刻阐明了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主要特征、核心标志、本质要求、形成机制，以及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大意义、重大任务、实践要求等，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性和创造性的理论成果。这一概念作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同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相结合的结晶，是从我国发展实践中概况提炼而来，为丰富中国经济学理论话语、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重要支撑。
新质生产力集中体现了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我国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生产力作为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遵循的底层逻辑。习近平经济思想历来高度重视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首要位置。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具体表现形式发生新变化，集中表现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生产力质态跃升。新质生产力是对新时代先进生产力发展实践的全新概括，体现了生产力逻辑在党的创新理论中的应用和发展，为新时代各项经济工作部署提供了更坚实的生产力理论依据，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供了科学指南。
新质生产力是对习近平经济思想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的延展拓新。从新发展理念到高质量发展，再到新发展格局、新发展阶段，习近平经济思想不断丰富和发展，形成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系统完备的科学理论体系。新质生产力与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等重大理论观点一脉相承，形成内在贯通的有机整体。从与新发展阶段关系看，新发展阶段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阶段，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仍然是根本任务。发展新质生产力既是对新发展阶段先进生产力发展实践的科学概括，又是新发展阶段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集中体现，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从与新发展理念关系看，新质生产力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充分反映了新发展理念的实践要求，蕴含了“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的价值主张，是新发展理念在生产力层面的深刻体现。从与新发展格局关系看，发展新质生产力，形成强大稳定、自主可控的生产供应能力，有利于国民经济在更高层次实现畅通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从与高质量发展关系看，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新质生产力理论正是指导高质量发展的新理论。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催生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创造更多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增强配置先进生产要素的能力，引领生产主体、生产工具、生产对象和生产方式深刻变革，有利于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二、新质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
新质生产力理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更加彰显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底色。
科学指明了生产力及其要素的新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由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等要素结合而来。人类社会生产力不断进步，每个时代都有其代表性的生产力质态，生产力构成要素的内涵也不断变化。生产力发展依次经历了手工劳动、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等不同质态，正在向智能化的新质态迈进。新质生产力理论基于这一发展态势，对生产力及其要素的新发展作出高度凝练，提出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深刻揭示了生产力质态跃升的内在机理，体现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对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形成了对生产力要素内涵及质态属性的新认识。
科学指明了科技创新作用于生产力的新表现。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强调科技进步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指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推动社会生产力发生新的质的飞跃。新质生产力理论准确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生产力跃升趋势，将科技创新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强调新质生产力主要由技术革命性突破催生而成，特别是强调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对生产力质态跃升的关键作用，深刻阐述了科技创新在先进生产力发展中的特殊地位，拓展和深化了“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重大论断，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技生产力观。
科学指明了发展先进生产力的新路径。产业是生产力变革的载体，先进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也是产业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方向演化的过程。当前，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日益融合，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速度大大加快、边界趋于模糊，为生产力跃升提供了新条件、创造了新路径。新质生产力理论明确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求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深刻阐释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先进生产力的形成逻辑，指明了加快科技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方式和路径，构建了从科技创新到现实生产力转化的完整逻辑体系。
科学指明了调整完善生产关系的新内涵。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决定和被决定、作用和反作用的有机联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这一辩证关系原理为我们正确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把握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奠定了科学基础。新质生产力理论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经典研究范式，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纳入统一的理论框架，强调完善与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推进发展方式创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营造一流创新生态、创新人才工作机制、改革统计制度方法等，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揭示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必然带来生产关系变革、生产关系变革反过来又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本逻辑，同时赋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新的时代内涵，为新时代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指明了重要方向。
三、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贯彻落实好各项部署任务，增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本领，推动社会生产力实现新跃升，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坚持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由新技术、新要素、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催生形成，其显著特点是创新。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生产力跃升的关键。必须着眼于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系统部署、协同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和人才工作机制创新等各方面创新，打通影响和制约全面创新的卡点堵点，全面发挥技术、业态、模式、管理、制度等层面创新对生产力跃升的促进作用，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大的动力源。
坚持因地制宜。我国地区间生产力发展不平衡，这决定了各地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拘泥于一种模式、一个模板。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尊重地区发展差异和产业发展规律，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因地制宜探索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具体路径，不拘一格地发展多种模式，推动构建各具特色、彰显优势、协调互动的新质生产力区域发展格局。特别是要把特色产业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建设富有地方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充分发挥地区比较优势。
坚持稳中求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新动能和旧动能不是割裂对立的，而是共同发展、接续转换的，都具有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空间和潜力。在发展实践中必须循序渐进、稳扎稳打、先立后破，坚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并举，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的生机，让新兴支柱产业不断涌现，让未来产业竞相迸发，推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互促共进，在产业有序迭代升级、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中实现生产力跃升。
坚持改革引领。通过不断深化改革自觉调整生产关系，使之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生产主体、生产工具、生产对象和生产方式发生深刻变革，生产关系也应随之优化调整。必须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充分发挥生产关系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壮大的推动和加速作用。特别是要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等重点领域改革，找准改革突破口，破除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藩篱，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利的制度环境，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
（作者：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严海波
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
◎ 刘志彪
全国统一大市场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重要标识性概念，是我们党在新时代把握经济发展规律、解决发展实践问题的重大创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党的二十大强调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设专节部署，《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要求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卡点堵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五五”规划纲要）又设专章部署。全国统一大市场成为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一、从全局视野认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地位作用
我国的超大规模市场既是发展优势，也是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资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市场是最稀缺的资源。”把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竞争力，关键是形成规则统一、循环畅通、分工深化、开放有序的强大市场。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构建新发展格局，核心在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关键是使经济循环畅通无阻。畅通国内大循环，不仅要有强大的生产能力，更要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在更大范围内有效衔接。一个个相互分割的区域市场，即使加总起来很大，也难以形成真正的规模效应；一个规则统一、要素畅通、供需相连的全国市场，才能把各地的比较优势转化为全国范围内的分工优势，把局部生产能力转化为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能力。强大的国内循环又会吸引全球资源要素，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依托。高质量发展是从要素投入驱动转向创新和效率驱动，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市场体系和制度环境。在短缺条件下，市场主要承担交易和流通功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市场则要通过规模效应、竞争效应和创新收益放大机制，引领供给结构调整，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统一大市场能够容纳多层次需求，促进充分竞争和专业化分工，扩大创新成果的应用场景，使企业从依靠低成本和数量扩张转向依靠质量、技术、品牌和服务形成竞争优势。
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重要制度载体。所谓“放得活”，就是统一市场准入、破除地方保护，让商品和要素按照市场原则自由有序流动，使企业在公平竞争中自主决策、优胜劣汰；所谓“管得好”，就是用法治化、统一化规则规范政府行为和市场秩序，维护公平竞争，弥补市场失灵，守住质量、安全和信用底线。管得好不是管得多，放得活也不是放任不管。政府行为尺度统一，要求政府减少对微观经营的直接干预，把主要精力放在完善规则、维护秩序、提供公共服务和创造发展环境上。只有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起来，才能既激发活力又维护秩序。
推动内外贸一体化、促进国内国际市场协调发展的基础条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国依托国外市场、资源和国际分工快速发展，形成了以出口导向为重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格局。当我国从世界工厂走向世界市场以后，外贸企业不能只依赖外部需求，内贸企业也不能局限于国内循环，需要推动内外贸规则、标准、渠道和监管相衔接，畅通出口转内销和内销转出口的双向通道。内外贸一体化不是以国内市场替代国际市场，而是以强大国内市场为依托，吸引全球先进要素在中国配置，推动企业在两个市场中配置资源、提升竞争力，这正是从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走向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机制。
二、从大国经济特征理解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内涵要义
全国统一大市场，是通过规则一致、政策统一、行动协调形成的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市场体系，集中回答了怎样把人口规模、产业体系和市场空间转化为发展优势，怎样畅通国内大循环，怎样依托国内市场增强国际竞争主动权等重大问题。
“全国”体现的是大国经济的整体性。全国统一大市场不是把各地原有市场机械拼接在一起，也不是要求各地发展同一种产业、采用同一个模式，而是要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区域发展差异明显，地方具有发展特色产业和形成比较优势的空间。统一市场的意义，恰恰在于让这种差异能够通过市场分工转化为协作关系，而不是转化为地方保护和盲目重复建设。各地区要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找准自身功能定位，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立足比较优势、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产业基础，因地制宜推动产业合理布局，依托专业化分工形成差异化竞争格局。
“统一”体现在市场运行规则和基础条件的统一。按照党中央提出“五统一、一开放”的要求，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是平等保护产权、规范市场准入和维护公平竞争；统一市场基础设施，是降低物流、信息和交易成本；统一政府行为尺度，是把地方经济促进行为纳入法治化、规范化轨道；统一市场监管执法，是减少同案不同罚和选择性监管；统一要素资源市场，是促进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和数据等要素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有序流动；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则是使统一市场真正成为开放竞争的市场。这里的“统一”，最终通过市场主体能够感受到的低成本、公平竞争和稳定预期体现出来。
“大”体现在市场规模、需求深度、市场功能。我国拥有超大规模人口和完整产业体系，这是形成超大规模市场的基础，但人口多、生产能力强，并不等于现实市场已经足够强大。潜在需求只有转化为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才能形成真正的市场规模；分散的需求只有通过统一规则和顺畅流通连接起来，才能形成规模经济；国内市场只有能够吸收创新成果、促进产业升级，才能形成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因此建设“大”市场不能只在供给端增加项目和产能，还要在收入分配、公共服务、消费环境和市场预期等方面下功夫，使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更充分地转化为市场需求。
“强”体现在市场功能的整体跃升。大市场主要体现规模和范围，强市场则体现竞争秩序、分工效率、创新能力、产能消化能力和资源集聚能力。一个市场如果只能推动企业不断扩大产量，却不能促进优胜劣汰和技术进步，就可能出现大而不强；如果只能形成价格竞争，却不能形成质量竞争、创新竞争和服务竞争，就可能把规模优势转化为“内卷式”竞争。由“大市场”走向“强市场”，要使市场能够更好地优化产业分工，促进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支持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成长，并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之间形成更加稳定、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关系。
“开放”是全国统一大市场不可缺少的内在属性。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更不是以国内市场替代国际市场，而是通过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和制度型开放，使国内市场同全球市场更深融合。强大的国内市场能够吸引全球商品、资本、技术和人才，也能够为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竞争提供规模支撑和创新场景。只有把国内市场建设成为对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放、对全球资源具有吸引力的市场，才能把我国的超大规模优势转化为国际竞争优势，把中国经济的体量转化为发展的能量。
三、从实践导向把握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策略方法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既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十五五”规划纲要从完善基础制度规则、维护公平竞争秩序、促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等方面作出部署。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把破除当下堵点与建设长效制度结合起来，既要抓紧解决突出矛盾和关键堵点，也要通过深化改革健全制度体系，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
把立柱架梁同精耕细作结合起来。“十五五”规划纲要把产权保护、市场准入、信息披露、社会信用、兼并重组、市场退出等贯通起来，要求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管理，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数据显示，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事项已由2022年版的117项减至2025年版的106项；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由2024年的14.1%降至2025年的13.9%，省际贸易销售额占比由2022年的39.8%提高到41%。统一大市场已从立规矩、搭框架转向抓落实、见效果，下一步要提高制度执行的一致性，真正打通政策落地的“毛细血管”。
把规范政府行为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是我国经济活力的重要来源，但不能建立在相互封锁、竞相让利和重复建设的基础上。一些地方以税收优惠、低价供地、财政补贴等形成“政策洼地”，表面引来项目，实际上扭曲资源配置，把企业竞争引向争夺政策。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的部署，要制定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加强信息披露，动态更新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事项清单；完善统计、财税、考核制度，优化企业总部和分支机构、生产地和消费地利益分享。这样才能引导地方从“给优惠、拼项目”转向改善营商环境和公共服务上来。
把扩大有效需求同优化供给结合起来。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不只是把商品卖到全国，更要使居民拥有稳定的收入预期和消费能力。一些行业产能扩张快于需求增长，企业反复低价竞争，说明供需尚未形成高水平动态平衡。整治低价无序竞争，不能简单理解为限制竞争。供给端要综合运用产能调控、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和行业自律，引导企业优质优价，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市场动态出清，坚持线上线下一体治理；需求端要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发展服务消费、完善社会保障增强市场基础。供需两端同时发力，才能以需求升级带动供给升级。
把竞争政策和创新政策更好结合起来。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动力，但低水平同质化竞争会消耗资源、挤压创新空间。真正有活力的市场，应当使创新企业获得合理回报，让低效率产能有序退出，使大中小企业形成稳定分工。“十五五”时期要强化公平竞争审查，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壁垒，统一行政裁量基准；健全数据等新型要素交易制度，引导资源向新质生产力集聚。产业政策则应更多投向前端创新、共性技术和创新生态，减少对企业经营的直接干预。公平竞争秩序和创新收益预期稳定下来，统一大市场才能成为新质生产力成长的土壤。
把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重点领域市场统一同高水平开放结合起来。统一市场不能只有规则，没有承载商品和要素流动的基础设施。“十五五”规划纲要要求流通物流、市场信息和交易平台互联互通，完善物流枢纽网络，发展多式联运和“一单制”、“一箱制”，建设统一规范、信息共享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切实打通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同时要坚持对内对外开放联通，不搞封闭运行。对内消除各类经营主体在市场准入、要素获取、政府采购等方面的隐性障碍；对外推进制度型开放和内外贸一体化，促进规则、渠道和标准衔接。这样形成的国内大市场，才是连接国内国际、吸引全球先进要素的开放型市场。
（作者：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常务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严海波
宏观经济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经济领域的集中体现
◎ 乔晓楠
宏观经济治理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标识性概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持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基础上，创造性提出宏观经济治理这一新概念。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中首次使用宏观经济治理概念，强调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提高宏观经济治理能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完善宏观经济治理，明确健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区域等政策紧密配合，目标优化、分工合理、高效协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强调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重点突出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作为一个独立部分进行部署，指明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要求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强化政策实施效果评价。这是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经济领域的集中体现，与时俱进地发展了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宏观经济治理既立足中国国情和中国制度的现实根基，又兼顾总量平衡和结构调整的目标要求，也超越了西方国家宏观调控的实践方式，充分体现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品格、方法特征和原创性贡献。
一、科学理解宏观经济治理的核心要义
宏观经济治理既根植于基本经济制度，又回应高质量发展要求，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兼具理论创新性和实践指导意义。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宏观经济治理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述，科学理解宏观经济治理的首要任务、制度根基和关键前提。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宏观经济治理的首要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也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只有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积极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才能更好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趋势，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有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具体而言，在新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在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城乡区域平衡协调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统筹发展与安全等诸多领域全面实现新跨越、取得新突破。因此，宏观经济治理必然面对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多重矛盾交织的复杂局面。也正是因为发展目标的多元化，所以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或者仅进行总量调节，都将无法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只有结合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持续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才能切实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宏观经济治理的制度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不同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又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市场经济的长处在于充分激发微观主体的活力，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则体现为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效避免两极分化。并且，长期以来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是中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关键因素。因此，宏观经济治理既不是以计划集中决策替代市场分散决策，也不是将政府作用限定为弥补市场失灵和应对各类冲击，而是要通过系统性经济治理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大局，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发挥作用。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开展宏观经济治理的制度基础，而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则是更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是宏观经济治理的关键前提。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市场的作用是要利用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引导资源优化配置。然而，市场配置资源的效果会受到市场体系是否完善、市场规则是否健全、政策边界是否明晰、市场规制是否到位等因素的影响，这又离不开政府作用的发挥。换言之，有效市场并非可以自然形成，需要政府建立基础性制度。此外，市场配置资源固然可以实现经济效率最优化，却无法确保社会效益最大化。这要求政府立足于特定发展阶段、根据特定发展任务，出台必要的政策，通过划定微观主体行为的“边框”“底线”及“路标”，对市场配置资源进行约束和引导。因此，正确处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并且明确政府的职责，是宏观经济治理的目标设定、工具选择、体系优化的关键前提。
二、系统把握宏观经济治理的目标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应该实现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循环通畅，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和空间布局比较合理，经济发展比较平稳，不出现大的起落。宏观经济治理要立足现实、统筹兼顾，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推动供需保持高水平动态平衡。
统筹兼顾短期稳定与长期发展。短期稳定是长期发展的必要前提，为此必须通过逆周期调节有效抑制经济大幅波动，维持量的合理增长和经济社会大局稳定。长期发展是短期稳定的更高目标，为此必须通过跨周期调节既引导结构转型，又预留政策空间，促进质的有效提升和长期战略的达成。兼顾短期稳定与长期发展要求，宏观经济治理需要以中长期规划为指引，强化政策的前瞻性、保持政策的连贯性，着力促进国民经济循环在结构变迁与质量提升的过程中实现高水平动态平衡。
统筹兼顾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不仅要求供需总量平衡，而且还需要供需结构适配。特别是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过程中，原本面向国际循环的供给结构无可避免地在短期之内同国内需求结构形成错配，进而制约国内大循环畅通运行。为此，必须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增加有效供给、提升供给质量，另一方面优化分配格局，释放内需潜力，进而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水平，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统筹兼顾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在开放经济体系中，国民经济循环包括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两个部分，二者之间的主次关系决定国民经济的发展格局。只有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才能实现国民经济循环畅通。伴随着全球贸易失衡的积累加剧，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作为转折点，世界经贸格局的结构性矛盾逐渐爆发，保护主义与逆全球化趋势抬头。对于中国而言，这意味着国际大循环的动能持续减弱，与之相对国内大循环的潜力却逐步显现，因而发展格局的重塑势在必行。为此，宏观经济治理应当一方面以国内循环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国际循环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依托国内强大生产能力和超大规模市场进一步形成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的新优势。
统筹兼顾培育新动能与更新旧动能。培育新动能集中表现为以新技术、新要素、新组合的引入，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促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而更新旧动能则表现为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传统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必然要求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不断实现动能更替。但是，在此过程中，如果不能实现新旧动能平稳接续，则有可能影响增长、就业、物价，导致经济波动。为此，宏观经济治理就需要科学把握新旧动能的辩证统一关系，综合运用各类政策工具，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建设，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不断取得突破。
统筹兼顾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投资于物”主要表现为对基础设施、房屋建筑、机器设备等实物资产的投资，为经济社会发展夯实物质技术基础；“投资于人”主要表现为对育幼、教育、就业、健康、住房、养老等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人的能力提升和潜力开发的投入，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同时提升人力资本质量、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任何国家的经济起飞都必然需要经历一个生产资料积累的过程，通过建立机器大工业生产体系，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多年来，我国通过持续投资于物，实物资本得到有效积累，生产和供给能力不断增强；相较于物质资本投入而言，对民生和人的全面发展相关领域投入相对不足。伴随经济步入新发展阶段，特别是面临供强需弱的局面，宏观经济治理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在供给侧以人口高质量发展积累优质人力资源，高效适配现代化产业体系，在需求侧以人民高品质生活有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深挖内需扩大潜能，进而实现供需协调，国民经济循环畅通。
三、全面认识宏观经济治理的实现方式
宏观经济治理要从被动调节转向主动治理，而且在治理的时间跨度、领域广度、层次深度、节奏进度等方面均有细致的谋划与相应的手段。这种前瞻性、系统性、精准性的治理转型，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驾驭复杂经济运行方面的独特制度优势。唯有如此，才能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外部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牢牢掌握发展的主动权，确保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坚持以中长期规划引领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规划治理在中国制度架构中的核心地位和独特优势。中长期规划具有共识性，其制定过程充分发扬民主，广泛收集建议，汇聚各界智慧，反映群众愿望，体现人民立场。中长期规划具有科学性，其编制以唯物辩证法作为方法论，既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又兼顾特定发展阶段的现实条件，由此合理确定适应国家发展全局和世界发展大势的规划目标及实施策略。中长期规划具有可操作性，其通常包含明确的任务书、时间表、路线图，并通过专项规划、区域规划等同国家总体发展规划有机衔接，促进整体规划高效落地。依托中长期规划，宏观经济治理能够将短期经济稳定、中长期结构调整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宏伟目标相互贯通，实现“一张蓝图绘到底”，从而保持治理方向的稳定性、连续性和战略性。
坚持多种政策工具高效协同运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强化政策统筹”。为达成多元治理目标，宏观经济治理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基础性政策工具，组合搭配，既可以进行总量调控，又可以进行结构调整，有效兼顾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主要作用于供给侧，发挥促进产业升级和优化空间布局的作用；消费政策和投资政策主要作用于需求侧，发挥扩大需求规模和调整需求结构的作用；就业政策和物价政策主要作用于分配和总量调控环节，通过促进就业和稳定物价，保障经济平稳运行；贸易政策作用于开放领域，协调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关系，促进更好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环境政策作用于生态领域，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科技政策也要配合经济政策，有力支撑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夯实物质生产的技术基础。为确保各项政策同向发力、形成合力，不仅要增强政策取向的一致性，而且要着力提升政策时机、力度、节奏的匹配度。此外，预期管理也是开展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手段，其主要通过政策承诺、前瞻指引、透明沟通、信息发布以及舆论管理等方式稳定各类市场主体的预期以及经济行为，进而起到提振市场信心，降低治理成本、提升治理效能的作用。
坚持统筹推进体制机制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仍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要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轴，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新突破”。宏观经济治理不仅需要通过政策工具应对周期性波动、破解结构性矛盾，还需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破除制约经济发展的深层制度障碍。具体来看，财税体制改革是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的关键支撑，需要围绕健全预算制度、优化税制结构、完善央地财政关系、健全政府债务管理等方面持续发力，加快建立健全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财政制度。金融体制改革是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需要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积极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完善金融机构定位和治理，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纳入监管，加强中央和地方监管协同，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并强化开放条件下金融安全机制，切实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综合来看，进一步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对于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至关重要。
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我们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开展宏观经济治理也需要正确处理“稳”和“进”的辩证关系。“稳”是前提和基础，强调通过有效治理平抑经济波动、稳定市场预期、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为结构调整、动能转换、改革推进创造必要条件。“进”是方向和动力，强调在保持宏观经济大局稳定的基础上，以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进展不断巩固经济稳定运行的基础。同时，“稳”不是消极守成，“进”也不是盲目冒进，宏观经济治理既要防止因政策力度不足而导致发展停滞，也要防止因推进节奏过急而引发风险。特别是在推动新旧动能结构性转换的过程中，还要坚持破立并举、先立后破、不立不破，既有序化解落后产能和低效供给，又加快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确保经济增长动力在平稳接续中实现升级。
（作者：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严海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