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当代中国正经历着近代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迁，并在科技、制度、文化与治理等诸多层面展开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实践探索。这种独特而宏阔的历史进程，既是对现代性难题的主动回应，也是对文明形态的持续再造，其蕴含的制度创造与思想生成，正在成为推动全球知识体系转型的关键源头。在此背景下，“中国学”作为一门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以跨文明比较与知识互构为方法，以揭示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的生成逻辑为旨归的综合性学科，不仅承担着解释“何为中国”与“何以中国”的学术任务，而且肩负着在全球思想市场建构“中国”的“可理解性”的历史使命。中国学的发展水平，不仅影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结构和理解深度，也关乎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明影响力与国际话语体系的重塑能力。因而，深入理解中国学、着力推进中国学研究，是关系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华文明国际传播格局塑造的战略性议题。
一、中国学是什么
中国学作为一门跨越国界、融通古今、面向世界的综合性学科，其丰富内涵需要在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的双重维度中加以把握，其发展规律需要在中外学术史的脉络中予以厘清。当前，中国学逐步呈现出由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在全球范围内互动生成的学术形态，并由此发展为一种“世界中国学”。
正确认识中国学，需要准确把握其与汉学、中国研究、国学的关联与差异。从欧洲汉学到美国中国研究，是中国学成为专业学问并丰富发展的重要历程。欧洲汉学生成于东方学语境之中，其知识结构以“历史中国”为主要研究对象，依托语言学、文献学与古典学传统，其方法论深受人文学范式的限制。美国中国研究则在二战后纳入区域研究框架，强调政治分析、社会科学方法，关注现代中国国家、社会与制度变迁。国学则是中国学者基于本土视角对自身传统文化的阐释，并诞生于“中体西用”、“古今之争”的特定历史语境之中。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的贺信中指出，“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这是中国学的核心本体特征。中国学之所以区别于传统汉学和现代中国研究，正在于它具有一种“古今熔铸”的结构性特征。传统汉学倾向于将中国固化为“古代文明”，聚焦于古代中国的语言、历史、哲学、文学、宗教等人文学科，研究对象主要是“文献中的中国”；现代中国研究则广泛关注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情况，研究对象是“现实中的中国”。中国学试图突破这种二元分裂，将“历史中国”的制度传统、文化结构和思想体系，与“当代中国”的发展逻辑、制度创新和现代化道路放入同一知识框架中加以理解。在这一知识结构中，中国是一个由历史流变与现实创造共同塑造的、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的文明整体。这种“古今熔铸”的特征，使中国学能够解释中国何以能在21世纪呈现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现代性形态。
中国学的第二个本体特征，是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构建主体性。它既不拒斥西方知识，也不以西方范式作为评判的最终标准；通过吸收世界上各文明的优秀知识资源，并在中国经验的基础上重新组织、转化与创造，从而形成具有全球意义的理论体系。欧洲汉学深受文献学传统影响，将中国当作古典文明的样本，忽视其现代性生成过程。美国区域研究在冷战结构中形成，将中国研究纳入战略知识体系，限制了其理论自主性。而中国近代以来的“古今中西之争”，使国学在回应西方冲击时陷入两种困境：要么固守传统，难以阐释现代中国现实；要么为了“科学化”，难以摆脱西方理论范式的羁绊。中国学是在对汉学、区域研究和国学局限性的批判性反思中生成的。它将国学的文化主体性、汉学的人文深度、区域研究的社会科学方法加以吸收和融汇，力求突破“外部凝视”，超越“文化守成”，创造一门能够解释当代中国、并从中国经验出发贡献世界理论的新学科形态。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学不再只是某一国家或某一学派的专属学问，而是在不同文明、不同学术传统之间展开的共同事业，其整体形态日益呈现为“世界中国学”。
二、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学
如果说“中国学是什么”关涉中国学的本体特征，那么“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学”则直接指向其时代根源与现实必然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学的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中国学是向国际社会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的重要渠道，其繁荣发展有利于中国形象在国际社会更好地传播，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发展成就和治理经验，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可持续发展、减贫降碳等全球性议题提供借鉴，为破解时代难题、实现共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同时，作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学术桥梁，中国学的繁荣发展直接关系不同文明间的相互尊重和理解。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深入研究和交流，能够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客观认知，为不同文明和谐共生提供学术支撑，为解决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文化传承、文明共处等问题贡献独特的视角和解释框架。
长期以来，中国在世界知识体系中主要处于“被研究”的位置。无论是汉学还是中国研究，中国更多是“他者”的研究对象，而非理论的生成主体。这种结构性不对称，使中国经验往往只能被纳入既有理论框架中进行解释，而难以反向塑造理论本身。与此同时，近代以来长期主导世界的西方中心主义知识体系，正暴露出其对非西方世界不具备普遍适用性的问题，不仅不能解释非西方社会的多样性现代化路径，更不能回应全球治理困境、发展不平衡和地区冲突等系统性问题，无法为人类文明的未来形态提供稳定而具有普遍说服力的叙事。正如研究者指出的，“就方法来说，西方的中国研究大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仅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西方‘文明优越论’中所包含的文化偏见也深刻地制约着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实证研究”。
由此可见，中国的快速崛起不再只是“经济现象”，而且成为一系列思想观念和知识重构问题之缘起：世界如何理解中国？既有理论能否解释中国？中国经验是否意味着现代性具有多种形态？中国学为世界提供了一种重新理解现代性、国家治理与文明演进的理论进路。中国式现代化以实践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制度创新性之强，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这一实践并非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复制，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发展道路、治理结构、社会整合方式与文化价值体系的系统性探索。中国在保持国家整体稳定的同时，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文明传统的延续性更新，这一事实本身就对“现代化只有一种路径”的理论假设构成了挑战。中国学正是从这一实践中生长出来的理论形态，通过系统总结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不仅具有对自身发展的解释力，而且丰富了对现代性的理解。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文明面临前所未有的共同挑战。中国不再只是一个“需要被理解的国家”，而是一个正在持续产生制度创新、治理经验与文明实践的文明体。中国学通过系统化、学理化的方式，将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与中国文化转化为可在全球学术视野中被有效理解、深入阐释并展开平等对话的公共知识，使中国形象不再仅依赖于外部解释，而是能够以自身理论语言被世界理解。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学不仅是一项学术事业，更服务于国家整体战略需求，是新时代中国参与全球文明对话、塑造国际话语体系的深层基础。
三、怎样研究中国学
回望20世纪20年代，我国学者陈垣曾感叹“研究中国学问的中心，不在中国”，并由此发出“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的学术呼吁。百年来，中国学人筚路蓝缕、艰辛探索。时至今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这一先贤志向正由理想走向现实——中国学开始从“以中国为对象”逐步上升为“以中国为方法”，并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向“世界中国学”转型的清晰趋势。
当前，国内世界中国学研究还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世界中国学知识体系构建需要进一步加速，在研究边界上形成与其他学科比较清晰的界定，并纳入更多中国学者基于国际比较的本土研究。展望未来，对中国学人来说，应通过深入研究异质的海外中国知识“参照”来审视自身，提升中国研究的国际化水平，从而让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形象的定义、阐释与塑造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进一步来讲，推动中国学的繁荣发展，已不仅是学术潮流的演变，而是一项需要国家战略引领、学术共同体协同推动，并在国际层面形成稳定互动机制的系统性知识工程。推进世界中国学研究，关键在于完成价值根基的确立、理论范式的重塑、知识结构的转型、国际传播体系的建构。
守好“魂脉”、激活“根脉”是繁荣与发展中国学的方法论基础。对中国学人来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当代中国学实现理论自觉的核心路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方法论基础，持续推动中国经验的理论化表达，是中国学的“魂脉”所系。同时，必须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根脉”。打破“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使“民为邦本”、“天下为公”、“和而不同”等思想资源转化为解读中国道路、阐释中国制度、展现中国智慧的文化密码，为世界中国学提供深厚的文明底蕴。
破除“西方中心论”是繁荣与发展中国学的认识论前提。推进中国学发展，必须审视并突破长期主导全球知识生产的西方中心主义范式。以往，这类研究以西方现代化模式为唯一尺度，对中国进行外部测量，其结论不可避免地与中国现实产生偏离。中国式现代化，从根本上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为多元现代性提供了现实证据。中国学的使命，正是以学理化、系统化的方式阐明中国式现代化既立足中国又具有世界意义，为发展中国家探索现代化路径提供可借鉴、可探讨的理论参照。世界中国学正是在去中心化的知识结构中，推动多元文明的平等对话，使中国经验成为世界理解现代性的重要来源之一。
强化本土中国学研究是繁荣与发展中国学的关键。中国学繁荣发展的关键，在于持续强化本土的中国学研究，并使之在世界中国学体系中发挥枢纽作用。本土中国学研究与海外中国学并非对立关系，而是一种共生结构。这要求我们深刻把握世界中国学的整体脉络、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剖析既有研究的问题与不足，在与国际学术界的平等对话中建立一种主体性的中国叙事。这既是对海外中国学优秀成果的创造性转化，也是以学术自觉的姿态深度参与并重塑中国学的知识生产。可以说，正是本土中国学研究在定义“何为好的中国学”。这也是引导世界中国学发展、提升我国在中国议题上国际话语权的关键。
打造标识性概念是繁荣与发展中国学的核心。在中国学迈向体系化发展的过程中，打造具有高度凝聚力的标识性概念至关重要。比如，“世界中国学”本身正是这样一个具有原创性与统摄力的核心概念。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不断推进世界中国学研究，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作为一种知识整合机制，“世界中国学”是对既有研究格局的结构性重组。它有助于弥合重古典的汉学与偏当代的中国研究之间的断裂，统合海外中国学与本土中国学研究之间的不同取向，使中国学真正成为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统一之学、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之学。再如，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共同富裕”、“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等原创性概念，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制度、文化和政治行为等的鲜明表征。在扎根中国本土与融通中外的结合中，推动对一系列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的研究阐释，进而构建起诠释中国道路与中国经验的原创性理论范式，既有助于构建具有解释力和穿透力、感召力和引领力、影响力和说服力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也有助于提升对海外中国学的学术引领力。
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是繁荣与发展中国学的重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汉学源自中国、属于世界”，中国学同样应具备广阔的世界眼光和人类情怀。一方面，应系统推动国内学者更深度地参与全球学术讨论，通过田野研究、国际合作与共同议题设置，直接介入世界中国学的知识生产过程；另一方面，应持续扩大对外学术开放，吸引更多海外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来华学习交流，在真实的社会情境中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通过高水平国际学术论坛的举办、学术期刊与多语种传播平台的建设，中国学才能在世界性百家争鸣中形成持续的思想影响力，使世界中国学真正成为多文明共同参与、动态生成的知识体系。
（作者：上海社科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所长、上海市世界中国学研究会会长）
责任编辑：张少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