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跨大西洋同盟关系之变
孙成昊
近年来，跨大西洋同盟关系遭受强烈冲击。现任美国政府在强化“美国优先”的同时，要求欧洲承担更多安全责任，并在贸易、科技等领域持续对欧施压；欧洲则在维持同盟合作的同时，加快推进战略自主和防务能力建设。双方围绕防务分担、经贸规则、技术治理和国际秩序的分歧日益突出。深入分析跨大西洋同盟关系演变的历史逻辑、当前裂痕的深层根源、未来前景及其对国际格局的影响，对于准确把握百年变局和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具有现实意义。
一
跨大西洋同盟并非简单的因利而合，而是由安全结构、制度维系和观念认同三重因素共同支撑的长期同盟关系。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跨大西洋同盟关系历经冷战对抗、苏联解体与秩序重构、反恐战争冲击以及大国博弈等多轮考验。
为应对冷战的需要，1949年，美国、英国、法国等12国签署《北大西洋公约》，以所谓的“集体防御”为核心原则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其条款规定，对任何一个成员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整个同盟的攻击。北约的建立标志着美欧在安全上高度嵌合。这一时期，同盟关系的核心逻辑是“安全共同体”，其本质在于共同应对外部威胁。美国长期在欧洲保持大规模驻军，扮演北约领导者的角色，多数欧洲国家则高度依赖美国核保护伞及其先进军事和情报能力。尽管美欧在战略自主、核政策、军事部署等具体问题上存在分歧，但这些矛盾始终被掩盖于更优先的安全需求之下。这一时期的事实表明，只要外部威胁足够强烈，美欧同盟内部矛盾便处于次要地位。
冷战结束后，美欧面临的外部威胁大幅下降，若遵循传统同盟理论假设，跨大西洋同盟本应走向松散甚至解体。然而现实情况恰恰相反，北约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实现扩展与功能转型。冷战结束时，北约成员国仅16个，而截至2026年7月，成员国已扩至32个，规模翻了一倍。北约职能也从传统集体防御逐渐扩展至地区干预、反恐合作、网络安全等多个领域。其中关键在于同盟的制度化运作，即以北约为核心的跨大西洋制度体系，通过规则、程序、组织结构，将美欧安全合作机制化，使同盟从“威胁驱动”转向“机制驱动”。稳定的机制不仅提供了决策商讨平台，还通过官僚协作、军政配合、军事协同与长期合作，形成路径依赖，提高“分家”成本。即便近年来美国对欧洲安全投入意愿下降、欧洲不断强调战略自主，但北约的制度延续性仍将双方框定于同盟架构内。随着俄乌冲突延宕，美欧在防务成本分摊问题上出现分歧，但欧洲各国仍迫于安全需要大幅提升防务开支，并增设更多防务合作机制。这进一步说明，机制本身已成为维系跨大西洋同盟关系的重要基础。
跨大西洋同盟不仅是安全合作，更是一种建立在所谓“自由、民主”等价值理念上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认同。与安全结构和制度机制不同，观念认同并非只在某一历史阶段发挥作用，而是贯穿跨大西洋同盟发展全过程的文化纽带和精神基础。冷战时期，美欧逐步凝聚起政治与意识形态价值认同，包括自由民主制度、市场经济模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等。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美欧普遍认为自身制度模式具有吸引力，其战略重心也从维护既有安全秩序逐步转向塑造和扩展其所主导的国际秩序。无论是北约东扩、欧盟东扩，还是以“民主推广”为名义开展的对外行动，其背后都带有鲜明的价值理念输出色彩。即便在伊拉克战争等议题上出现重大分歧后，美欧围绕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基本认知仍保持较高一致性，在全球治理、国际组织改革、国际规则制定等问题上有着共同话语和价值基础，使跨大西洋同盟从传统军事联盟发展成为具有鲜明政治属性和阵营色彩的战略关系。
二
近年来，跨大西洋同盟关系中的经济贸易摩擦、防务分担争议、战略认知分歧，表面上是具体政策矛盾，实则反映出支撑双方长期合作的经济基础、政治理念、价值共识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经济层面，经济全球化不仅改变了西方与世界的关系，也削弱了美欧的经济发展共识。冷战后形成的自由贸易、多元文化主义及西方主导的国际制度框架，曾是美欧共同推动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重要支柱。美欧普遍相信，开放市场、资本流动、人员往来和制度扩展不仅能够提高经济效率，也能够推动全球秩序朝着有利于其长期主导的方向发展。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产业外迁、制造业岗位流失、收入差距扩大、区域发展失衡等问题持续积累，部分群体逐渐沦为经济全球化的“失意者”。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社会对自由市场和经济全球化的信心明显下降，越来越多民众开始质疑开放经济体系能否继续带来普遍繁荣。在应对经济全球化冲击的路径选择上，美欧分歧日益明显。美国较早转向以产业政策、贸易保护和供应链安全为核心的新经济战略，越来越强调依托主权国家力量强化国家能力、重塑战略规划和资源配置，以重振国内经济并提升战略竞争力。无论是“美国优先”、制造业回流，还是强化产业补贴和经济安全政策，都体现出其对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模式的调整甚至修正。相比来说，欧洲虽同样面临产业竞争力下降、经济增长乏力等问题，但受制于超国家治理模式和成员国协调机制，总体上仍希望在开放市场、自由贸易和多边经济体系框架内寻求改革，更倾向于通过规则框架和集体协商推进政策调整。美欧在贸易、产业政策、经济安全以及供应链重组等领域的分歧不断增多。
政治层面，身份和“边界”问题成为其核心议题。冷战时期，苏联威胁很大程度上掩盖了美欧在移民、身份认同、社会治理上的差异。冷战结束后，随着共同外部威胁弱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谁属于“西方”、共同体边界应如何界定，逐渐成为美欧内部政治争论的重要议题。美国越来越强调国家边界、主权归属、公民身份的优先性，倾向于将政治共同体建立在民族国家基础之上；欧洲则长期致力于超国家整合，试图在国家认同之外构建更广泛的欧洲身份认同。近年来，移民危机、难民问题以及社会融合困境进一步放大这种分歧。由此，美欧之间的分歧已不仅是具体移民政策之争，而且是围绕“西方人是谁”、“西方边界在哪里”的认同之争。
国际责任层面，美欧也在产生分歧。冷战结束后，美欧普遍将自身视为全球秩序塑造者和规则推广者，把多边主义、自由贸易、人权叙事、制度输出作为自身优势的重要体现。近年来，双方对于应承担何种国际责任、如何塑造国际秩序的认识逐渐分化。现任美国政府不再把维护西方和全球秩序视为“责任”，而是强调“美国优先”，并要求欧洲以更高成本证明其同盟价值。欧洲则仍倾向于将多边主义、规范扩展、全球治理视为其国际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美国日益明显的单边主义保持警惕。欧洲关于“美国可靠性”、“战略自主”、“欧洲责任”的讨论持续升温，反映出欧洲对美国角色变化的担忧和对自身定位的重新思考。这种国际责任理解上的差异，使双方在安全、经贸、科技、气候变化和全球治理等议题上的政策分歧不断扩大。
当前，美欧在领土主权、经贸规则、安全责任、价值理念等领域的矛盾集中爆发，跨大西洋同盟关系遭受强烈冲击。左上图为当地时间2026年1月17日，丹麦民众在哥本哈根的美国驻丹麦大使馆外举行游行示威，抗议美国企图控制格陵兰岛的行径；右上图为当地时间2025年4月5日，德国埃森物流中心大批新车集中停放待运。此前美国宣布对贸易伙伴实施一系列“对等关税”，其中包括对来自欧盟的所有进口商品征收20%的关税，严重冲击欧洲汽车产业；左下图为当地时间2026年7月8日，北约领导人在土耳其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工作会议，美欧在防务开支分担等议题上矛盾重重；右下图为当地时间2026年1月31日，意大利米兰民众举行示威，抗议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特工出席第二十五届冬奥会。 新华社、视觉中国供图
应当指出的是，当前跨大西洋同盟关系发生的变化，并不意味着美欧共同利益和合作基础已全然消失，而是维系同盟运行的主要逻辑正发生调整。双方虽越来越难以维持冷战后高度一致的战略共识，但在安全利益、制度联系、全球利益上的共同需求仍然存在。无论是应对地区安全风险、维护跨大西洋经济联系，还是协调全球性议题，双方仍需彼此合作，也都难以承受同盟关系全面破裂的代价。正因如此，跨大西洋同盟不会因分歧增多而走向瓦解，而更可能在共同利益仍然存在、共同认知逐渐弱化的条件下，进入新的调整阶段。
三
从更长远角度看，跨大西洋同盟关系中的安全合作、经贸联系和制度协调仍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但其内在凝聚力将更多受到现实需求和战略考量的影响。
从美国角度看，其对待跨大西洋同盟的态度正从“领导西方”转向“管理同盟”。这是由于美国内外战略重心正发生变化，相较于冷战后长期承担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维护者”的角色，美国越来越强调优先解决国内经济竞争力、产业发展、社会治理等问题，并倾向于将有限资源投入“印太”地区等更具战略优先性的方向。因此，跨大西洋同盟的重要性并未实质性下降，但其功能正发生调整，未来将更多服务于美国维护对外竞争优势和塑造有利战略环境的需要。在这一背景下，美国不会轻易放弃欧洲这一重要盟友，其对欧洲的支持仍将持续，但将愈发强调“成本收益”。
从欧洲角度看，跨大西洋同盟关系正经历从依赖美国向增强战略自主的调整。近年来，欧洲持续推动防务合作、军工整合、经济安全和关键技术能力建设，战略自主正逐步从政治主张转化为现实政策。但欧洲内部发展水平、安全认知、战略文化存在差异，且美国提供的核威慑、情报体系和战略投送能力短时期仍难以被替代。因此，欧洲战略自主的现实目标并非摆脱美国，而是在继续维持同盟关系的同时，提高自身行动能力、风险承受能力和政策自主性。同时，欧洲越来越意识到，真正的战略自主不仅体现在军事能力建设上，也体现在产业竞争力、科技创新能力、全球规则塑造能力等方面。如何在保持对美合作的同时增强自身战略能动性，将成为未来欧洲处理跨大西洋同盟关系时面临的重要挑战。
跨大西洋同盟关系之变将进一步对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产生深远影响。从国际体系层面看，跨大西洋同盟内部调整意味着美欧主导国际议程、塑造国际规则的能力将相对下降。未来国际政治将越来越表现为不同力量之间的互动与协调，而非单一力量主导下的秩序安排。全球南方国家和新兴大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自主性将持续上升，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国际金融治理、全球气候治理、数字治理等领域的话语权将进一步增强。从全球治理层面看，跨大西洋同盟内部认知和利益分化可能削弱相关国家在部分国际议题上的协调能力，使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呈现协商化、多元化、分散化特征。未来国际规则的形成将更多依赖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协调与合作，而不再主要由少数西方国家主导推动。
跨大西洋同盟关系的深刻调整也表明，建立在排他性同盟、阵营划分和集团政治基础上的旧安全逻辑，越来越难以适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代潮流。随着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越来越多国家希望以平等身份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塑造国际规则，而不是被动接受少数西方国家主导的制度安排。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光辉旗帜，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代潮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必将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智库中心
